在金军第一轮大扫荡的时候，西路军由完颜娄室率领，顺着关中平原一路向西打。
面对金军的凌厉攻势，从长安到秦州的主要城池都被金军攻破了。
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胜利没有多大价值，因为关中平原是一个盆地，想要在这种地方玩空间换时间的把戏，实在是太容易了。
说得具体点就是，当金军主力过来时，政府军和义军就向山区转移，等金军主力走了，大家再回来收复失地。
面对这种局面，完颜娄室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也导致了他后来遭到金国高层批评。
实际上，完颜娄室多少有点冤枉，西北向来是大宋精兵云集之地，虽然在第一轮大扫荡时被打穿，但金国距离征服西北还差得远呢。
有了第一轮的教训，所以当完颜娄室再度挂帅，开始第二轮大扫荡时，他对西北的战略就改变了，选择了进入北部山区，一步一脚印地打，哪怕速度慢一点也没关系，至少保证每一步都踩结实了再往前走。
对于大宋西北军而言，这种打法是一个考验。比如说，当金军进攻某个城池时，其它地方的宋军该不该救援呢？
基于西北军政高层的角度来看，当金军进攻某个城池时，其它各地的宋军就应该全力救援，否则，那些孤立的城池，迟早会一个接一个地被攻陷。
可问题就在于，基于西北各大军区的中层军政长官而言，他们自然不会赞同这一观点。
理由是现成的：野战非宋军所长，如果救援友军，只会中了金军围点打援的诡计。所以，我们应该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哪座城池被金军瞄准了，那只能怪他命不好，自求多福吧。
这样一来，坐镇西北的军政高层与中层军政长官之间自然是矛盾重重。
军政高层是基于全局考虑问题的，中层军政长官是基于自己小集团的利益考虑问题的。所以，他们很难想到一块儿去。
对此，我们也很难简单的说谁对谁错。基于各自的角度，双方说的都有道理。
王庶作为坐镇西北的最高指挥官，一再命令各地军政长官互相协作，共同围攻金军。而各地的军政长官都阳奉阴违，甚至公然抗命。
庶不敛兵保险，犹以书约似、贡，欲逼金人渡河，至于再三。似不应，贡许出兵四万，亦迁延不行。
当金军进攻延安时，王庶让曲端率军救援，曲端直接拒绝。因为，我守我的地盘，你守你的地盘，如果我救援你，中了敌人围点打援的奸计算谁的？
在此过程中，曲端还举了李纲瞎指挥的例子。就宋军这种野战能力，也就配守守城，李纲非要带着他们去野战，所以才折腾出了靖康之耻。
现在，不是我曲端怕死，而是我不希望西北的有生力量，就这样白白浪费掉。
宋金之战是持久战，我们必须得以空间换时间、敌进我退、避实击虚的方法，和金国死耗。
端曰：“纲召天下兵，不度而往，以取败北。今端兵不满万，万一若败，敌骑长驱，无陕西矣。端计全陕西与鄜延一路孰重轻，是以未敢即行；不如直捣巢穴，攻其必救。”
后来，张浚作为坐镇西北的最高指挥官，命令曲端率军围攻金军时，曲端还是这套话。
就宋军这种野战能力，等上个十年八年，才说和金军主力开战吧。千言万语一句话，让我主动和金军开战，你有耐性，就好好等着吧。
曲端曰，“平原广野，敌便于冲突，而我军未尝习战，且金人新造之势，难与争锋。宜训兵秣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议战。”浚不听。
金军在西北进行第二次大扫荡时，延安府受到攻击，却没人愿意支援，于是在一番抵抗之后，延安很快沦陷了。
当然了，延安城很快沦陷，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援军；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延安城内的主战派不够多。
虽然延安城的主战领衔人物很多都与城共存亡了，其中包括王庶的儿子。但是，一座坚城很快沦陷，多少证明全城的抵抗意志并不够坚强。
攻破延安后，金国西路军又向北攻打晋宁、府州。
完颜娄室派人劝降府州最高军政长官折可求，表示如果他愿意投降，金国就会让他协助管理整个关中。
面对这种条件，折可求选择了投降。
完颜娄室也想劝降晋宁最高军政长官徐徽言，但被拒绝了。这一仗打得比较惨烈，完颜娄室的儿子死在了晋宁城下。但最终，晋宁也没有逃过沦陷的命运。
晋宁沦陷后，完颜娄室并不计较自己儿子被杀的仇恨，依然试图劝降徐徽言，但徐徽言仍旧拒绝了。
在金军第二轮大扫荡时，西路军战果大约就这些吧。
但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那就是曲端试图击斩王庶。
这件事的性质及其恶劣，因为，这种重大的人事权力是皇帝拥有的，曲端想擅自行使，这是想干什么？
在关键时候，由于没有人支持，所以曲端没敢这样干，但他依然把王庶的大印夺走了。
这种事的发生，意味着西北军已渐渐军阀化了。因为这意味着，中央的政令将在这里渐渐失去作用。
但是，因为文官系统根深蒂固，所以这种转化非常缓慢；更主要的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各大军头终于清楚地意识到，赵构的基本盘，比他们想象中大得多。所以，张浚随后空降西北，终于没有军头敢于公然挑战张浚的权威了。
当然了，接下来的事就是西北军全面整编，任何敢挑战中央权威的人都被清理出局了；在这种背景下，西北军率先完成了中央军的扩编。
这是后话，后面我们会详细分析。
这里我们只要知道，在金军第二次大扫荡时，大宋西北军一直被动防守，而且众多城池沦陷就可以了。
金国的东路军，最重要的战果表现在两件事上。
第一、金军攻打济南时，刘豫投降了；
第二、金军进入孔子的故乡，明确表示尊孔。
刘豫的投降，看似小事，实际上意义重大。
两年前，张邦昌一伙当宋奸时，还是扭捏作态。总而言之，一再强调自己身不由己。
现在，刘豫一伙当宋奸，那已是理直气壮了，总而言之，大宋贪污腐败民不聊生；横征暴敛天下人都高呼，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兵戈战乱看不到结束的时间，为了天下人的利益，我们应该再造天下。
刘豫这样的人物出现，显然是因为：基于金国的角度，希望在军事占领区内，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收取一笔源源不断的保护费；基于老百姓的角度，希望可以有一个和平的生产、生活环境，为此多交一份保护费，他们也是可以考虑的。
在这种背景下，北方地区自然会出现各种名目的宋奸政权。
这种组织的出现，满足了金国的希望。一切是显然的，在这种组织控制的地区，总会有人带头交保护费，而且禁止人们参加各种抗金活动。
这种组织的出现，也满足了当地老百姓的希望，一切是显然的，这种组织控制的地区，意味着大家公开宣扬，我们就是顺民！手拿枪杆子的大哥过来，我们都会招待的，但是希望你们不要干得太过份。
换而言之，来的都是客，我们都会款待，但是，你们想在我们这里收保护费，必须得保证我们可以正常生产、生活。
这种组织越来越多，对大宋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沦为顺民的利益群体，离宋奸也就一步之遥。
因为这种利益群体，早已忘了忠君爱国、民族大义，全都有奶就是娘！你指望他们抗金，那可找对地方了。因为类似的原因，这种地区总会受到政府军、义军、流寇的打击。
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宋奸政权自然会建立起各种联盟，而这种联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时，刘豫类似的人物自然会出现。
刘豫这种人物的出现，是北方的顺民需要实现更广泛的联合，需要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军事上保护自己。
在思想上，他们会为有奶就是娘的思想进行辩护。总而言之，大宋无力保护我们，我们自然只能自我保护；再总而言之，金国愿意为我们提供和平生产、生活的环境，和金国合作又怎么了？
在政治上，他们构建起宋奸云集的伪政府，就可以和金国讨价还价了。
在军事上，伪军部队也是在不断扩编，政府军、义军、流寇自然不能以爱国的名义威胁他们了。
在张邦昌时代，因为大宋在北方的基本秩序还没有崩盘，所以这种条件并不具备。而进入刘豫时代，一切显然开始渐渐改变了。
金国愿意接受刘豫的投降，就是因为希望北方全部变成顺民；而刘豫愿意投降，也是因为他认为，以自己的影响力，积极推动和平运动，可以成为北方扛把子的人物。
在攻克孔子的故乡后，金国公开表示尊孔：孔子是大圣人，我们也得过来膜拜膜拜；以后谁敢冒犯孔子老先生，一律严惩不贷。
军人将启宣圣墓，左副元帅宗翰问其通事高庆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圣人。”宗翰曰：“大圣人墓岂可犯？犯者杀之！”
尊孔只是一种形式，它透露出的信息，大约有三点。
第一、我们尊重你们汉人的文化传统，希望你们不要因为类似的原因，排斥我们的统治。
第二、我们尊重你们的科举制度，读书人还可以按原来的模式，继续进入统治阶层。
第三、你们必须得活学活用孔子思想，而不能继续赵宋帝国的洗脑教育。
广大学子初见这种应试教育的标准答案，直接惊得两眼翻白。因为闻所未闻啊。可问题是，你看孔老先生的原文，说得好像就是这个道理啊。
大宋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无道。
大家知道赵宋帝国是怎么灭亡的吗？就是因为，皇帝、大臣的脑袋都让驴踢了，在帝国都城面对军事威胁时，竟然让一个神棍打开城门胡折腾，于是让敌人进入了帝国都城。
这种脑袋让驴踢的人，也配统治天下？更主要的是，皇帝、大臣全是搜刮民财的好手，于是天下人都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他们无视天下人利益，却说孔子老先生教导大家，应该永远忠于他们，这真是恬不知耻啊。身为皇帝，不能代表天下人的利益，有什么资格统治大家呢？
再说赵构那种人，有什么资格统治天下？
当然了，再一说金国，马上就变了一副嘴脸，总而言之，金国大人们要带领我们共建王道乐土，没有大人们的流血牺牲，哪有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呢？
这种学习、考试进行得久了，宋军来解放大家时，等待他们就只有猎枪了。
面对东路军的这种文治成绩，金国大本营看到西路军在西北的表现，自然只能说，完颜娄室武功不错，可是文治太差了，所以必须得调东路军的政工干部进入西北；否则，军事胜利再多，也只能狗熊掰玉米，掰了前面的丢了后面的。
当然了，所有的文治，都是在一系列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实现，甚至还是依靠恐怖杀戮实现。
西路军、东路军的成就，与南路军相比显然是差远了。因为，南路军差一点活捉了赵构，如果不是赵构跑得快，又是一个靖康大捷。
在金国进行第二轮大扫荡时，李成就开始率军南下叛乱了；稍后不久，山东刘忠也开始率军南下叛乱；再稍后，张用、王善也开始率军南下叛乱了。
总的来说，这些叛乱力量还没有充分整合，而且大多数人也就是跟着混饭吃，所以大宋政府军面对这种流寇性质的叛乱分子，还是有信心迎头痛击的。
在这种背景下，金军大举南下时，为了隐蔽自己的军事行动，就假扮成了流寇。于是，大宋的情报系统，只知道有军队不断南下，却不知道是什么军队。
当金军五千精锐骑兵快抵达泗州（淮河流域）时，当地的军政官员还以为是流寇来了，有人猜测是李成的部队，有人猜测是刘忠的部队，当突然发现是金军时，那是大吃一惊，于是赶紧向大本营汇报。
时金人自滕县以五千骑趋淮，皆金装，白毡笠子。把隘官永州防御使阎瑾屯泗州，遣人伺其实，或曰刘忠犯临淮，或曰李成馀党也。瑾以兵迎之，获游骑数人，乃知为金人至。
此时，以赵构为代表的南宋中央政府驻扎在扬州，接到这个消息，也没有高度重视起来。因为，他们相信金军到达扬州，还得好多天，而且前面的宋军不断阻击，金军也不可能马上过来。
甚至而言，当赵构决定赶紧南渡长江时，执政官还一个劲儿地劝赵构不要着急。
帝即欲渡江 ，黄潜善等力请少留俟报，且搬左藏库金帛三分之一，帝许之。
问题是，金军南下的速度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宋军溃败的速度，也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
当金军到达天长军（淮河以南的军事重镇）时，一万守军面对几百金军先头部队，就吓得溃逃了；刘光世率军北上阻击金军，还没有与金军接触，也因为恐惧就溃逃了；金军到达楚州时，当地最高军政长官领衔出城投降。
金以数百骑掩至天长军，统制任重、成喜将万人俱遁。亟遣江淮制置使刘光世将所部迎敌，行都人谓光世必能御贼，而士无斗志，未至淮而溃。
金人以支军攻楚州，守臣直秘阁朱琳，具款状遣人迎降，开西北门纳金人，开东门纵居人自便。
此时，赵构等人才发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赶紧组织南撤。
因为整个南撤工作，是在这种慌乱中进行的，所以当时的情景，那是一片混乱。而且天公不作美，赵构本来是计划顺着运河南下的，却因为长江水位这些天比较低，竟然无法顺利通行，于是各种堆积如山的物资、大量的官员、士兵都来不及南渡。
金人之未至也，公私所载，舢舻相衔。运河自扬州至瓜洲五十里，仅通一舟。初，城中闻报出城者，皆以得舟为利，及金兵至，潮不应闸，尽胶泥淖中，悉为金兵所取，乘舆服御，官府案牍，无一留者。
甚至而言，列祖列宗的神主都来不及运走，或是毫无遮掩的让人背着跑路，这本身就不伦不类了，而有的神主竟然因为搬运的人急于跑路，而扔在了路边，这真是成何体统啊？
时事出仓卒，朝廷仪物，悉委弃之，太常少卿季陵，独奉九朝神主，使亲事官负之以行。至瓜洲，敌骑已逼，陵舍舟而陆，亲事官李宝为敌所驱，遂失太祖神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