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存信
接前文：
二、斗争阵地与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的转换
冀中"五一”大“扫荡"，敌人采取进攻与围攻相结合，多路平推的“梳篦扫荡”与层层封锁、纵深配置的“铁壁合围”相结合，连续合击、奔袭与多路密集的“拉网扫荡”相结合等多种样式的“扫荡”作战，同时实施其“总力战”的计划，发挥了军事为先导，结合政治、经济、文化“总力量”，对其占领区反复“清剿"，加紧实行分割封锁；对根据地实行极为残酷的压榨和统治，给我根据地的破坏是历次“扫荡”所没有的。
大”扫荡”基本结束之后，虽未达到其彻底摧毁我根据地，消灭我主力部队，肃清我基层党政组织之目的，但由于敌我兵力悬殊，我主力及游击队受到相当的损失，根据地受到的破坏极大，敌平毁原有道沟,挖了新的所谓“惠民沟”，敌点、碉密集，已形成所谓"三村一点”，沟路如网的形势。军事上点碉之间基本形成了火力网。大量抓捕青壮年，纠集流氓、土匪扩编伪军，每县建一个警备团，每团编八至十几个中队，由日军直接指挥到中队，配合日军作战和“清剿”;每个据点都组织有特务工作队、宪兵工作队、“剿*共先锋队”护路队、新民会(有武装)英、警察所，棒子队(专门打老百姓)等各色各样的特务武装。还组织常备自卫团(脱离生产、准备编为伪军)与普通自卫团。而我军主力大部分已撤走，只留有24团，很显然敌在军事上占有极大优势，冀中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敌人“扫荡”的大部队撤走之后，便转入“清剿”、“剔抉”，继之而“联防”，分区“扫荡"等一连串的摧残,烧杀与抢掠;破坏我地下组织，更着重破坏我下层党组织和搜索我各村中原有的群众武装，如:游击小组、青抗先、自卫队、爆炸组、妇女自卫队等组织的枪支、手榴弹、 地雷、掷弹筒、土枪、土炮、抉枪等。我各村老百姓因宁死不交枪而被敌惨杀者不计其数。敌在经济上疯狂地“挖掘"资财，抢掠勒索，横征暴敛，企图树立他的经济秩序。
敌伪特务多以搜枪、搜军品，找八路和工作人员为借故，勒索敲诈老百姓。搜不到枪支、弹药就打，或者把不能坚壁埋藏的农具、用具抢走砸坏，搜出的粮食一律送往天津、北平。敌伪可以随便给老百姓安一个“是八路军”、“通八路军”的罪名，诈财索款，要东西。
敌在政治上极力分化我军民关系，孤立我干部，特别是企图以镇压、威胁与造谣欺骗、软硬兼施的手段，来动摇消除群众的抗日思想;组织上普遍建立伪政权成立维持会、村公所，登记户口，发“良民证”，设情报联络员，成立伪小学，培训小学教员。普遍实行自首运动，凡参加共产党当过干部、参加八路军和抗日团体的都得去自首。利用地方士绅组织伪大乡，利用被我打击过的顽固分子“投降派、流氓，破坏我统一战线。敌宣布收回汉奸被没收、逃亡户被耕种的土地，收回被减的租息:推翻累进税。在哪个村子和八路军打过仗，就重罚那个村的款，屠杀毒打群众，扣押情报联络员，把群众财物抢掠空。汉奸也肆无忌惮地组织巡游队，搜掠迫害老百姓。老百姓被迫躲在村外洼地里、青纱帐里，惶惶不可终日。
冀中出现未预计到的新形势，根据地变为新游击区、游击根据地和新的敌占区，我们游击队的行动与作战已达到非常困难的境地。如只能分散小打、巧打，我们各级地方干部，也是处于极度分散状况。“五一“大“扫荡"后，我们党已由公开合法转入地下半合法（在群众中合法)。党的组织和干部、党员在上述敌我斗争形势转化的情况下，有的暂时与上级失掉了联系，但仍然坚持斗争，在很短一段时间游击队的活动比较少，有的地区党政系统的交通通信处于瘫痪状态，组织上的联系比较困难。由此，思想也一度出现过混乱。有极少数同志思想消极，害怕斗争，甚至有极个别投敌叛变和找合法去自首的，给党以危害，引起党内有的同志和干部一时的恐怖。
有的领导干部在新形势出现之后，究竟如何坚持斗争，开始时心中无数，在武装斗争与其它各种斗争形式的关系上，是武装斗争为主，还是合法斗争、两面政策为主，也一度发生过摇摆。由此，影响极少数部队在武装斗争上,一度出现过消极隐蔽，不愿打仗的情况。
中 共中 央晋察冀分局、晋察冀军区和聂荣臻司令员针对冀中“五一”大“扫荡”出现的严重形势,适时而正确地指出:我们冀中有五年多的工作基础，有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有广大山区作依托，目前日寇在冀中的军事优势是相对的，今后只要坚决贯彻中央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到敌后之敌后，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转变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冀中平原的斗争是完全能够坚持的。冀中党、政、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了上述指示。
当敌人优势兵力的“大扫荡"进入末期时，区党委、军区于六月廿一日、甘五日两次发出有关青纱帐时期工作的电报指示，对斗争形式和总的方针明确指出，只要我们不急躁，不颓靡，能正确掌握方针，‘保持力量，隐忍待机’，适当运用革命两面政策，提高与加强部队质量与政治工作。广泛开展敌伪工作和政治攻势，依靠当地与连接友区，在冀中坚持高度分散的游击战争和保持我之政治优势，熬过今冬明春，仍然是可能的”前后两电的总方针都是要坚持斗争,不同之处是在斗争形式方面,前电偏重革命两面政策——“应广泛采用两面政策与小的隐蔽的武装斗争，互相联结互相配合";后电则是更明确了以武装斗争为主——"主要是高度分散的(在相互联系的各个小块中)广泛的(从主力到民兵，从公开武装到秘密武装)，游击战争与两面政策的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修改后的廿五日电报各地委、分区都未收到)。
在区党委、军区六月廿一日电报发出后，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又发了一个电报指示，指出：冀中根据地已起了质的变化，“青纱帐时期工作方针一方面利用现在之游击战争形式，扩大游击区，缩小敌占区，求得配合其它条件，以继续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是足够估计到严重形势之到来，使武装斗争变为隐蔽的辅助的。以配合两面政策、统战工作。伪军伪组织工作，是另一种方式，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充分准备，在严重形势到来被迫转变时，会使工作与干部受严重损失。
上述这些对冀中对敌斗争的指示，虽存在着对武装斗争的地位问题，在提法上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但总的方针都是一致的，正确的，“保持力量，隐忍待机”，“作有秩序的退守”(实际是以退促进)，“坚持游击战，转变斗争与组织形式”。在具体斗争策略、政策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正由于这些方针政策，在冀中基本上得到先后不同的贯彻执行，从而使冀中“五一"大“扫荡”后，对敌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的转变和各种工作的转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九四二年八月，彭德怀同志关于坚持平原游击战答记者的一封信中指出:
敌已取得了相对的军事优势，大块根据地变为游击根据地，大机关不能存在，主力兵团不能活动，……。但必须开展长期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就是必须认识敌之兵力不足。敌取得相对的军事优势，但我有绝对的政治优势。于是形势成了此起彼落，而且还有此落彼起的转换形势，只要我们政策上不犯错误，必能坚持。”“如果不承认平原某些地区抗日根据地，…已经起了变化，那亦就是不承认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应该改变，无疑的这也就不能及时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与发展……，结果必然使小块根据地不能坚持，而走向失败。另一方面，如果不承认抗日游击战在新的形势下，仍能坚持平原游击根据地，仍能存在公开的武装斗争，并且是主要的斗争形式，那么亦会走到另一 错误方面……，实质上就是放弃可能的武装斗争，放弃平原的坚持而走向全部撤退。"
信中更明确指出: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方式是复杂的，是各种斗争密切配合的，主要是公开武装斗争与秘密的各种斗争的结合。"
这些指示精神和政策传达到冀中之后，在冀中坚持斗争的党政军民，对坚持斗争的方针、方式、方法和各项政策，就更明确更具体了。从而使冀中地区在青纱帐时期开始恢复整顿县区游击队，重新进行了编组，并进一步发展和组建几个人到十几个人的小型武装工作队，打了一些胜利的小战斗，开始实行“单打一”、“掏窝”战术，从而使冀中区在“五一"大“扫荡”后，局面得到更快扭转，人心逐步稳定，继续坚持斗争信心更为坚定。
冀中各分区、地委在青纱帐期间，基本上都按照冀中区党委、军区和分局对青纱帐工作的指示，首先明确完成阵地转换工作，这个工作一方面是在被敌占领的根据地内，采取隐蔽斗争的方法，使我站稳脚跟，以待时机，恢复我们的根据地，这种新地区之特点，最主要的是由我之根据地转换的，我之政治优势，有组织的力量，群众基础和各种工作基础仍然保持，抗日政权没有真正被全部摧毁;敌初步建立的秩序，还处在动摇不定之中,敌之统治只是表面的，各地委根据这个特点，展开了工作:
(1)将离区、村的于部找回来，明确要求区村干部，要坚持斗争不能离开区村，要研究各种办法，应付敌之清剿”与开展村中统一战线的团结工作。首先，规定些办法使干部能在村中存在下来，然后恢复各种组织活动，搞好与群众关系和密切联系。区党委关于党员干部新作风的指示态起了重大作用。
(2)强调思想上的正确领导，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对思想上发生的某些混乱，通过形势教育，揭露敌伪欺骗宣传以及敌之残暴事实，提高对敌仇恨，反对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右倾思想，进行气节教育，反对自首阴谋，对变节分子给予严厉打击。
(3)尽可能地进行武装活动，采取高度分散的办法坚持斗争。青纱帐时期,县、区游击队和武工队的活动都逐渐有了开展，由少到多，由纯隐蔽到隐蔽活动，达到武装斗争为主与两面政策的正确结合。此种武装活动，实际已成为稳定隐蔽抗日秩序的基础。
(4)通过正确掌握贯彻执行各种政策，恢复共同对敌之新秩序。对特务、汉奸的首恶分子，坚决予以镇压;对胁从分子及非死心分子，则伺机争取。对民主民生方面的各种政策，一方面坚持群众的既得利益，如减租等，另一方面，对“扫荡”前的某些规定则作了改变，如出夫办法、负担办法等。要使上层分子能保持生活，使统一战线中内部斗争，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约束在共同对敌的口号下，防止当前工作中的过左过右，主动弥补过去统一战线的裂痕。
(5)适时加强组织整顿，首先是掌握伪政权，适当地缩小抗日政权组织，基本区的抗日村公所要坚持，采取指定应敌员专门应敌，由村公所掌握。组织由村长、村副，应敌员三人参加的应敌委员会。应敌委员会在敌面前既是伪村长，又是联络员，抗日村公所的各种制度，一般都能坚持，但必须保密隐蔽，防止奸细。
另一方面，大力开辟敌占区和近敌区工作。
敌人集中兵力“扫荡”我根据地，就要抽调近敌区和敌占区的兵力，造成了这些地区的空隙，我根据地内的地委、县、区的党、政、军、群的机关和干部，纷纷跳出合击圈，按着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敌进我进”“到敌后的敌后去”的方针，到敌占区和近敌区去开辟工作，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伪军、伪组织人员采取拉过来、派进去的办法，开辟工作，当然更多的是采取拉过来的办法。
这在当时也是有条件开展工作的，因为这些地区的人民饱尝了敌伪统治的痛苦，具有强烈的推翻日寇统治的愿望，我们依靠这些地区的基本群众，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执行正确的政策，极其隐蔽的夜聚昼散，对伪村公所伪保公所的人员调查研究，摸清亲日的、爱国的、中间的，采取各种方法直接间接的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争取绝大多数，打击死心踏地的汉奸。只要有我们人员在那里进行工作，就可以把多数伪组织人员争取过来，有时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控制和争取他们执行抗日的两面政策，把汉奸亲日派掌握的政权改变为以抗日为主的两面政权。
我们在这地区站脚之后，即发现培养和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并在支部领导下建立游击小组，农民小组、雇工小组、妇女小组等群众抗日组织，组织基础打好之后，我们在这些地区站稳了脚跟，不但形成了游击根据地此起彼落和此落彼起的形势，使敌顾此失彼，而且为我们以后收复新区创造了条件。一九四四年我们把这样新开辟的村镇一千六百六十五个（人口一百二十万)完全收复，变成了对我一面的抗日政权。
总之，青纱帐时期，冀中区的形势基本上稳住了。虽然仍是处在极端困难艰险的环境当中，但由于有青纱帐之有利时机，加之堡垒户、堡垒村在各地区的广泛建立，挖地道运动之开展，群众利益得到保护，我党政军进行抗日活动有了依托，使我之各种工作和武装斗争的情况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甚至有的分区、地区队，已经开始恢复和组建。
十一月七日，冀中区临时区党委，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指示精神，结合冀中八、九月份的实际情况，又作了具体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冀中地区的性质，指出了四种地区的阵地转换：
甲敌占区。即敌已确保的地区，由其确保已久，军事统治实力已渐削弱，政治统治已渐麻痹，在我正确努力下可变为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
乙隐蔽根据地。为敌占区隐蔽之堡垒，其堡垒可掩护我小型武装或工作人员，发展可变为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
丙游击区。敌我秩序均未完全建立，两种秩序动荡不定，为双方来往争夺地区，此种地区有由抗日根据地或游击根据地被敌“扫荡”“蚕食”变质为敌占区者。亦有由敌占区在我努力下变成我占区者;
丁游击根据地。大部为我有基础的基本区，由于敌人伪军为我掌握，实际上我占绝对优势，我之政策仍可执行或利用敌之形式而执行，成为我坚持游击战争的堡垒。
四种地区将根据敌我斗争形势不断变化。
我之方针，是以分散的群众游击战争，使小块根据地向外与从敌占区向内发展，改变敌占区为秘密根据地、游击区。必须充分发动与依靠基本群众，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还要大大联合上层分子和利用伪组织，阻止、破坏敌伪建立秩序。提出整顿组织，要求年底前后要完成由根据地到游击根据地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的转变。
组织形式上的转变，主要要适合隐蔽精干的原则，撤销各独立的群众团体，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内设农民、妇女、青年等部。村中公开取消武委会，以麻痹敌人，组织秘密精干的统一的游击小组，由支部直接领导。在各级领导上更强调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地委书记兼各分区政委，各县委、区委书记兼各县游击大队、区小队政委，各县、区长兼各县、区游击大队、小队长，原政委、队长任副职。使武装斗争与各种斗争形式紧密配合，有利于发挥总体力量。
斗争形式的转变，主要的是解决武装斗争、非法斗争和两面政策合法斗争的结合问题，这时候各级领导在思想上已经克服了悲观和急躁情绪，武装斗争虽在各种地区所占的地位不同，如近敌区，敌占区主要为合法斗争两面政策为主，武装斗争为辅;在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则以武装斗争为主，两面政策合法斗争为辅。就是说不管哪一种地区都要坚持武装斗争，没有武装斗争，两面政策和合法斗争的坚持，也是不可能的。
冀中区党委、军区机关于一九四二年十月，由太行山转回北岳区，进驻唐县张各庄，与冀中临时区党委会合，继续直接领导冀中区的斗争。
一九四三年一月，冀中区党委召开了会议(一部分地委、分区和少数县领导和军区司、政、供、卫领导参加),由书记程子华同志主持(原书记黄敬已留冀鲁豫地区工作)，在听取了周小舟同志和由冀中区回来的各级领导同志的汇报后，全面地研究了冀中形势，同时深入地学习了彭德怀同志和分局的指示精神，结合冀中的实际进行了充分讨论。
会议对冀中区“五一"反“扫荡"的情况，作了简要总结，特别对今后斗争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斗争方法，以及开展各项工作的具体要求。这次会议后所下达的文件指出:“自去年五月敌人大“扫荡”，把冀中抗日根据地变为游击根据地后，一方面深刻的暴露了我们过去工作中一些弱点与错误，另一方面各级党委同志，在适应新的形势中，已创造了些新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这些东西需要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在全党进行检查、整理与布置。因此，最近区党委作了对敌斗争的两面政策与合法斗争、整顿组织，对敌经济斗争，除奸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处理自首问题，敌伪军工作，武装斗争等指示。”“望各地委接到这些指示后充分讨论，在统一计划下分工进行之。”
张各庄会议坚决贯彻了中央和晋察冀分局、军区精兵简政的指示，结合冀中实际情况，精减了党、政、军机关，编余的军队干部成立了冀中军区干部教导团，地方党政干部到分局党校学习，目的是在敌后保存培养干部，准备反攻时使用，并结合冀中斗争的需要，随时输送回冀中开展斗争。
张各庄会议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次会议，它对一九四三年以后冀中区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方法都作了明确的指示，对以后冀中的工作起到了具有全面的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当时对敌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过去这些斗争形式也根据上级的指示在工作中都在贯彻执行，但在张各庄会议后，根据根据地性质的变化与斗争情况的变化又作了系统的全面的分析与决定，使各种斗争形式的配合更加提高一步。
冀中区党委的一系列指示决定把武装斗争、两面政策、地道斗争、统战工作、除奸工作、伪军伪组织和党组织工作等都密切的结合起来，使冀中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更加明确了各方面工作中的方针政策和斗争方法，这些正确的政策被广大的干部群众所掌握，使冀中出现了“一九四三年环境大改变”的好局面，从而使我们冲破了冀中那种艰难险阻的局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