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南海勤政殿。

毛主席正在接见外宾，隔壁房间里却藏了几位将军，在玻璃窗糊纸上掏个洞口偷看，周总理走了过来，不仅没有阻拦他们，反而点点头。

如此重要的外交场合，一向考虑大局的周总理为何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一切要从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事业说起。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与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外交需求扩大，可能担任大使的外交人才却极为稀缺，选派适宜的大使人选迫在眉睫。

1949年11月的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总理曾如此说道：

“我们的外交干部无非有这几个来源：首先从军队中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而是从地方干部中选调，他们有领导工作的经验，也是很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选调，他们文化水平较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锻炼过来，也是可靠的。”

1949年冬，中南海毛主席的办公室，周总理与毛主席共同商议，要建立一支全新的外交工作队伍，周总理建议从部队中选拔人才的想法得到毛主席的同意。

就这样，周总理亲自点将，从部队中选出了11位优秀的兵团级将军，将由他们担任新中国的第一批驻外大使，这也是建国初我国外交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将军大使”。

这11人分别是：耿飚、黄镇、袁仲贤、谭希林、姬鹏飞、彭明治、王幼平、倪志亮、曹祥仁、韩念龙、罗贵波。毛主席很认可这个名单：“这些同志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政治上又比较可靠，派他们出国当大使，我们放心。”

新中国首批大使

接到通知时，耿飚时任第一野战军十九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当得知自己被中央调到北京，做外交工作时，耿飚难以置信：“什么，调我去干外交？”他惊讶极了，自己前半生一直拿着枪杆子，对外交可一点经验都没有。

包括耿飚在内的各位将军们一收到调令，纷纷带着家人，赶赴北京。

周总理专门来看耿飚，亲自向他宣布新的任命，耿飚心中当然更愿意留在部队，他向周总理表达了自己不愿接受任命的想法，毕竟自己对外交一窍不通，周总理鼓励他，可以“边干边学”，耿飚调整心态，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事实上，这种更愿意留在部队的心态，在其他将军身上也有。

姬鹏飞感慨：“快四十岁了，不兴改行了，再说也不会讲外语，也听不懂外国话，哪能干得了外交。”为此他还专门请求粟裕，想拒绝任命，遭到粟裕的拒绝。

韩念龙也去找陈毅，陈毅的回复直截了当：“少说废话，执行命令，赶紧动身，北京正来电催了。”韩念龙也没了任何想法。

即使大家心存不解，但还是都按照调令，来到北京报到，并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接见。

毛主席接见耿飚（二排左一）等驻外大使

在毛主席面前，将军们依旧保留着在部队中的风格，直言不讳：“我们连外国话都不会说，怎么搞外交呀？”

毛主席笑笑，表示他们都是老战士，让他们去搞外交，中央放心。周总理也强调：“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

毛主席、周总理一致同意即使将军们出国当大使，也为他们保留部队中的军籍。中央领导人对各位将军寄予厚望，将军们也迅速调整状态，投入到做大使前的准备工作中。

出国担任大使，他们代表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形象，一言一行都极为重要。周总理亲自指示，各位将军及其夫人一同入住新华饭店，在此处接受培训，他们脱下军装，从穿西装、打领带、穿皮鞋、吃西餐、跳舞一点点学起。

将军夫人也接受训练，周总理派出了夫人邓颖超，安抚大家：“恩来要我告诉你们，外交是一条特殊的战线，你们当大使夫人、太太的，都是新中国的外交战士，应当安心工作、学习，争取当优秀的外交战士！”

将军、将军夫人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不论衣着打扮、还是外交礼仪，都有了很大的进益，进步了许多。但还有一件事，让培训班上的教员忧愁不已，那就是：如何呈递国书？

大使抵达他们出使的国家后，第一个外交使命就是：代表本国元首向驻在国元首递交国书。这是一个隆重、庄严的仪式，礼仪更是不能出错，但各位戎马出身的将军们，显然对呈递国书的礼节、程序一无所知。

培训班的教员仅仅是口说，并不能让他们铭记于心。最终，经周总理同意，决定在其他国家的大使向毛主席呈递国书时，他们抓紧机会学习。

1950年3月，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提奥多拉·鲁登科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主席呈递国书。

隔壁的房间里，各位“将军大使”早就准备就绪，他们保持安静，努力往里面看，想记住每个细节。

周总理特意来看他们，称他们是“窗下学礼”。周总理注意到，玻璃窗糊纸上被掏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窟窿，他询问原因时，才得知是耿飚、黄镇等各位将军们为了看清楚、看仔细，戳了个洞。

“也有道理。”周总理对他们的行为表示理解，但还是担心这窟窿太大了，建议他们用铅笔尖戳个小洞，这样既能看来，也不会太失礼。

有人质疑洞口太小时，周总理说道：“你们要善于‘小中见大’。”

耿飚（左二）

在一个铅笔尖戳出的小孔里，耿飚等各位大使不断变换视角、调整距离、轮流观看，大家全神贯注地观摩，不想要放过每个细节。

鲁登科大使站定，向毛主席鞠躬，礼貌呈上国书，致颂词，毛主席接过国书，对鲁登科大使答词，仪式完成后，双方握手告别，合影留念。

鲁登科大使怎样走路、怎样递交国书、怎样握手、怎样告别......将军们拿出当年用放大镜看作战地图的阵势，哪怕一个小小的细节都不愿放过。

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向毛主席递交国书

待仪式结束，外国大使退场，各位“将军大使”聚在一起，对他们学到的礼仪展开讨论，在现场，他们还认真演习了起来，一遍遍地演习，一遍遍地纠正，忙得热火朝天，直到各个细节都熟练起来，他们终于对呈递国书这个重要的外交仪式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周总理叮嘱他们：

“你们演习是必要的，但得提醒你们，刚才仪式中的程序和动作，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各国国情不同，呈递国书的礼仪规定也不尽相同。你们上任后，要向驻在国的礼宾部门虚心请教，熟练把握，运用自如。”

众人纷纷点头，将周总理的话铭记于心。

1951年10月，中国驻瑞典使馆第一次举行国庆招待会，耿飚赵兰香夫妇在大使官邸招待来宾

大使培训班在1950年的7月顺利结业，各位“将军大使”及其夫人与来时已经大不一样，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充分地信任他们，就这样，新中国的将军大使和大使夫人接受各自的任命，奔赴各自的驻在国。

从此，在外交舞台上大放光彩，而新中国，也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全新的光彩。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肩负重任的“将军大使”，不负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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