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陈赓因为在战斗中腿部受伤，所以再次前往上海疗伤，但在上海的时候，因为叛徒的出卖，陈赓意外在上海被捕。
陈赓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时候，蒋介石第一时间让陈赓过去的诸多同窗以及老师进行劝降，陈赓根本就不答应，蒋介石对陈赓用上了极刑，陈赓也是一声不吭，而在周总理以及宋庆龄先生的营救下，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只能暂时释放陈赓。
因为陈赓，怎么说都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
陈赓获得了自由之后，坐上了前往江西的火车，陈赓这一次摆明了就是要回到苏区，而且这一班火车上，陈赓遇到了一个让他很无奈的人，那就是他当年的总教官钱大钧。
钱大钧是蒋介石的绝对心腹，而且在国民革命军这种地位极高，钱大钧对陈赓态度一直都很好，陈赓不愿意跟自己的教官发生冲突，所以在看到了一群国民党将领围绕着钱大钧进行谈话的时候，他故意把帽子放低，就怕钱大钧认出他来。
可是，钱大钧就是认出他来了。
钱大钧一开始让自己的副官去请陈赓过来聊天，陈赓就说自己不姓陈，但是钱大钧随后就亲自走到了陈赓的面前，跟陈赓寒暄了起来，钱大钧随后问的一句话，让陈赓愕然，钱大钧问的是：
“你最近在忙些什么”？
陈赓被抓的消息显然是传得满城风雨，陈赓本以为钱大钧是来抓他的，但他没有想到钱大钧这么说，于是他跟钱大钧搭了几句话之后，很快地转身离开了，很明显，钱大钧并不想抓自己的这位学生。
就在陈赓离开之后，钱大钧的副官问他：
“长官，为什么不把这个姓陈的抓住”？
钱大钧看着陈赓离去的背影，笑着意味深长说道：
“没有人愿意抓他”。
钱大钧之所以这么说，其实跟当时的情况有着很大关系。
首先，陈赓是蒋介石放出来的，蒋介石都已经不可能继续囚禁陈赓，这个时候谁还敢去抓陈赓，宋庆龄先生在报纸上揭露蒋介石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事实，已经给蒋介石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所以不可能再节外生枝。
其次，陈赓在黄埔军校的人脉其实很广，毫不夸张的说，钱大钧本身也是陈赓的人脉之一，钱大钧当年带着黄埔军校的学生们打仗，怎么说都是有革命友谊的，所以钱大钧就给陈赓台阶下了。
也是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来，钱大钧为人处事比较温和，而且很照顾别人的感受，这一点，在钱大钧的人生历程中，一直都是这样子。
1924年的黄埔岛，晨雾尚未散尽，一辆摩托车穿梭在简陋的训练场间，引擎的轰鸣与远处学生的操练声交织成一片，钱大钧停下车，目光扫过操场上挥汗如雨的年轻人，手中紧握的教案不仅是战术的记录，更是革命的期望。
他身着军装，腰板笔直，肩负着黄埔军校初创的重任。
那一刻，他或许并未预见，这片土地上的点滴耕耘，将孕育出中国近代史上声名赫赫的黄埔系，而他自己，也将从教官蜕变为儒将，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独特的印迹。
钱大钧生于1893年，他出生在江苏昆山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祖父钱伯熊是前清贡士，家中书卷气息浓厚。
四岁时，他随父亲迁至吴县，十岁便熟读四书五经，展现出过人的才情。
但是家境清贫让他无意追随商贾之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投身上海学生军，参与推翻清廷的行动，随后进入钮永健创办的松军干部学校，担任排长，开始了军事生涯的初步历练。
1914年初，上海袭击兵工厂之役失利，他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大森浩然学社，同年，国民党组建中华革命党，他宣誓入党，钱大钧在55岁时的一份回忆录中写道：
“我早在上海已加入国民党三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侵占青岛，他回国应召，进入武昌南湖的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接受训练，1916年1月，因反袁活动暴露，他逃至上海，袁世凯死后返回学校，完成学业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队。
1917年，他再度赴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二期炮兵科，至1919年6月毕业。
在日本的军事教育经历，为他后来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3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编组党军，建立军官学校，他被调任筹备委员，1924年6月，黄埔军校在黄埔岛正式成立，他初任中校兵器教官，负责教授武器使用与战术基础。
随后，他代何应钦担任总教官，肩负起全校军事训练的规划与实施。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钱大钧成为了所有黄埔军校学生的总教头，陈赓大将也把钱大钧叫做钱教官，钱大钧此人性格比较平和，所以陈赓也是尊重他的，加上钱大钧后来在火车上遇见陈赓时的表现，钱大钧为人处事情商很高。
在黄埔军校的岁月里，两团编组成立后，校本部成为实质性的军事指挥机构，他奉命出任参谋处处长，每日参与蒋介石召集的会报，与何应钦、王柏龄共商军务。
钱大钧回忆录中提道：
“每日由校长主席召集会报，出席者只有我，以及何应钦、王柏龄两位团长。”
后来，他升任校本部参谋长，成为黄埔初创时期的核心人物之一。
其实钱大钧在早期的革命军中，地位还不仅仅是在黄埔军校中显现，追溯回保定军校时期，钱大钧曾任第八期分队长，而在第八期的学生里面，就包括陈诚、周至柔、罗卓英、胡伯翰等人，这些日后的国民党军中栋梁，而他们都曾出自钱大钧的教导。
后来，他辞去第九期炮兵队长职务，转投广东，他之所以选择离开保定军校，是因为对北方军阀轻视军校的不满。
在广东，他得到陈明权、邓演达、徐景唐的引荐，任粤军第一师少校参谋长，两年内参与西江战役、北伐至赣州、讨伐沈鸿英、讨伐林虎等战斗。
钱大钧当年非常自豪的说过：
“凡此诸役的作战计划与作战命令，都是出自我手，所以全师连长以上都知道我。”
而其拟制的作战计划深得蒋介石赏识，连白崇禧、刘斐等名将亦为之叹服，他的才华，在黄埔军校的奠基岁月中得以充分展现。
1928年，他兼任淞沪警备司令，负责上海地区的治安与防务，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教导第三师师长等职，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管理经验。
1935年，他晋升陆军中将，同年冬出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这一机构直接秉承蒋介石意旨，地位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使他成为蒋介石身边的关键人物。
1936年6月，两广事变爆发，陈济棠反蒋，他奉命秘赴江西，利用与陈济棠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的同学情谊展开斡旋，余汉谋与他同为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校校友，又曾在粤军第一师共事。
他成功说服余汉谋入京，余通电反陈济棠，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随之责陈济棠，陈济棠部空军70余架飞机归投中央，陈济棠走投无路，逃往香港，李宗仁接管广东，两广事变未动一兵一卒得以解决。
钱大钧在这其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年9月，他被特加为陆军上将。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钱大钧作为侍从室主任，半夜从所住半山房舍赶往华清池宾馆保护蒋介石，被山下射来的一颗子弹击中，子弹从脊椎左侧射入，右肩锁骨穿出，伤及右肺尖，他在杨虎城卫队室流血六小时，性命垂危。
蒋介石下令一定要全力救治好钱大钧，其实蒋介石对张学良一部分的怒气，就是因为钱大钧受如此重的伤。
钱大钧在1937年2月伤愈后，蒋介石继续安排他担任侍从室主任，后改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理主任。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运输工具和人员匮乏的情况下，调集十余辆车，将故宫7000余箱文物运往重庆，守护了中华文化的珍贵遗产。
1938年2月，他出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指挥武汉空中保卫战，他预判日军将在4月29日天皇生日轰炸武汉，提前调集飞机戒备。
当日下午1时，10余架敌轰炸机来袭，我方飞机升空迎击，半小时内击落敌机21架，自身损失9架，此次空战，敌我共出动百余架飞机，成为抗战初期规模最大的空中战役。
他还策划“纸炸弹”行动，选派第十四队队长徐焕昇率两架飞机，于5月19日下午3时从汉口起飞，5时50分抵宁波加油检查，11时48分趁月光出发，次日凌晨3时，飞机飞抵日本福冈、长崎上空，盘旋30分钟，散发传单并侦查军港与机场，11时返汉口。
钱大钧把传单撒到日本本土的举动，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时期，十分激励我国我军士气之举。
抗战胜利后，他出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收回跑马厅，禁止英美在此赛马赌博，责令工务局扩建南京中路，修筑吴淞口海堤，改善了城市面貌。
1946年3月，他辞去警备司令职，5月辞去市长，回苏州居住。
1947年，他当选吴县参议会议长。1949年，他任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他随国民党退居台湾，两个儿子留在大陆，三子钱孝泽因新婚未随行。
钱大钧似乎一生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功绩，可是他在蒋介石的身边，也很多年的重要角色，对于很多黄埔学生的来说，钱大钧是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重要老师，他也给他自己的人生智慧，过着安稳淡定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