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2号那天，傅作义让北平的25万国民党军队，慢慢离开市区，加入到我们队伍里来。这事儿传到绥远后，孙兰峰挺不在乎的，他跟人说：“我觉得傅将军这辈子的好名声，怕是要栽在这儿了。”
按理说，孙兰峰肯定是全力挺傅作义起义的，他和董其武被看作是傅作义的左膀右臂，在傅作义一手打造的“绥远系”军队里，他们俩的位置，别人根本撼动不了。
但这时候的孙兰峰，心里头全是“不甘心”的念头，对我军之前把他打得一败涂地的那事儿，既害怕又记恨。董其武悄悄飞去北平找傅作义商量时，孙兰峰却在那观望，不直接站队支持傅作义，心里面对起义这事儿挺抵触。
孙兰峰老家在山东滕县，17岁那年，他跑到山西去当了兵。不过因为他不是山西本地人，所以升官挺慢的。后来，他加入了傅作义的队伍，这才慢慢受到重用，开始崭露头角。
傅作义在晋绥军里混得早，大家都说他是位厉害的将领。不过呢，因为他不是阎锡山那“五台系”的人，阎锡山虽然认可他的军事本事，可心里头还是对他留着一手，时刻提防着。
傅作义后来搞了个叫“绥远系”的军事团伙，里面那些大头头，大部分都是来自山西、绥远、陕西这三个地方的人。
孙兰峰这人脾气急，一碰到不顺心的事儿，就爱翻旧账。有好几回，他直接在傅作义面前嚷嚷：“傅先生，咱俩不是同乡，看来我是不讨您喜欢呐。”
傅作义当上华北“剿总”的头儿后，孙兰峰也升为了兵团司令，可他那直性子还是没变。有次他直接闯到傅作义的司令部，在众多参谋眼皮子底下，冲着傅作义就嚷嚷：“我老孙别的都没毛病，就是老家那块儿写错了一个字！”
说起来也挺好笑，就是把籍贯里的一个字给搞错了，把“山西”写成了“山东”。傅作义一听这事儿，真是又好气又好笑，然后就赶紧把孙兰峰给劝走了。从这事儿就能瞧出来，孙兰峰的脾气那叫一个急。
抗战全面打响后，鬼子攻打太原，阎锡山赶紧召集大家开军事会议。会上，晋绥军的那些将领一个个闷头不响，谁也不吭声。最后还是傅作义挺身而出，说要带着35军死守太原。在太原保卫战那会儿，阎锡山的表现挺让人捉摸不透。傅作义的部队打得伤亡很重，又没援军，可他就是不下令撤退。最后，还是蒋介石出面，以军委会的名义发电报，让傅作义的部队撤了下来。
傅作义离开太原后，阎锡山立刻给军委会发电报，说太原会战后期打败仗都是傅作义的错。阎锡山这招可不高明，老蒋见状，赶紧拉拢傅作义，不仅让他部队人数增加，还封他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的上将总司令。
1938年12月份，傅作义被提拔为第八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同时还管着第二战区的北路军，这就算是跟阎锡山那边彻底分开了，自己单干了。这么一来，阎锡山手底下的部队再叫“晋绥军”就不太合适了。
孙兰峰是傅作义手下的猛将，在傅部跟日本鬼子打仗时，他多次立下大功。有人拿董其武和孙兰峰跟三国里的“关张”相比，董其武这个人稳重，脾气硬，练兵有一手，所以他就像是“关羽”；而孙兰峰呢，性子急，打仗爱冲在前头，用骑兵用得特别溜，跟“张飞”挺像。他手下的兵还编了句顺口溜，“孙兰峰，急性子”，这话说得一点没错，把他的性格全给概括了。
傅作义队伍跟日本鬼子打的时候，最出名的两场胜仗就是百灵庙和五原。在这两场硬仗里，孙兰峰的兵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刀，专门偷袭敌人，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董其武那边呢，主要是步兵，有时候攻城，有时候打增援。傅作义这个人挺会用人的，他看董其武和孙兰峰各有各的本事，就给他们分了不同的活儿干，安排得挺到位。
1947年快到年底的时候，老蒋直接下令，把北平行辕给撤了，还有张垣和保定那两个绥靖公署也一样。然后，他搞了个华北“剿总”司令部，让傅作义去当总司令。
傅作义抵达北平后，把绥远的管理事务交给了董其武，就是那位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接着，他又扩充了“绥远系”的军队，成立了十一兵团，并任命孙兰峰当兵团司令。孙兰峰不光是兵团司令，他还同时兼顾着国民党察哈尔省主席和张垣警备司令的职务。
1948年12月对傅作义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就在这短短一个月里，他的“绥远系”大部队几乎被我们打没了。先是他的头号王牌35军，除了一个留在北平的师，其余的全被我们围在了新保安。然后，傅作义派去救35军的104军，半路上自己也被我们打光了，军长安春山只好装成烧火的逃回了北平。没多久，新保安也被我们拿下了，35军的军长郭景云没办法，自杀了。再往后，孙兰峰带着张家口的5万多守军想跑，结果大部分又被我们消灭了，就孙兰峰自己带着几个骑兵溜走了。
接连三次被打败，傅作义手下的精兵强将都快拼光了，这对他的打击真的很大。孙兰峰逃到绥远后，一见到董其武，两人就忍不住感慨万千。毕竟，35军和104军是董其武和孙兰峰以前分别当军长时的老底子。
北平城安稳解放后，董其武悄悄去找了傅作义，回来后跟大伙分享了他见到的和听到的事儿。可孙兰峰听了却不以为然，他觉得董其武瞧见的那些情况可能并不靠谱。
那时候，华北的中统和保密局那些大大小小的特务，一股脑儿全跑到了绥远。特务头子张庆恩、史泓这些人，看到董其武立场坚定，便转而把心思放到了其他军事将领身上，其中，孙兰峰就成了他们极力想要拉拢的对象。
张庆恩和史泓对孙兰峰讲：“傅长官这回可是栽了大跟头，好几十万人把枪一放，他自己却被关了起来，听说用不了多久就要掉脑袋。我们真心觉得傅长官太冤了，也希望孙长官你可千万别走上他的老路。”
董其武跟孙兰峰说，他到北京见傅作义那会儿，傅作义看起来精神头十足，北京的老百姓也都乐呵呵的。可孙兰峰听完，心里头还是犯嘀咕，不太相信这事儿。
傅作义了解到孙兰峰那边的情况后，赶紧派人过去见他。可没想到，孙兰峰直接跟来的人说：“除非傅作义本人来见我，不然你说破天，我也不会信你一句。”
孙兰峰这么做，是不是意味着他对傅作义的态度有所改变呢？其实并不是。孙兰峰和傅作义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他们已经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经历过生死，情谊特别重。主要是，孙兰峰的一些想法还没能完全转过弯来。
为了推动绥远起义成功，傅作义不顾自身安危，冒着可能被特务谋害的危险，亲自奔赴绥远。绥远那边负责军政的大佬们，很多都是傅作义以前的部下。傅作义一到，那些原本还在犹豫观望的人，也都开始倾向于起义了，这让董其武心里踏实了不少。
听说傅作义到了绥远，国民党就开始使手段了，他们一边派跟傅作义、董其武他们关系挺好的徐永昌去绥远，想说服他们带着队伍往西边撤。徐永昌还带去了一些“好处”，说是老蒋、李宗仁、阎锡山他们都发话了，只要傅作义肯去广州，就能当国民党东南的军政长官，要是他不想再做官了，还能给几十万美元让他出国享福去；董其武呢，就让他当西北军政副长官，还说军政长官马步芳只是个临时的，过段时间就让董其武来当正的。
傅作义和董其武笑着摆手拒绝了提议，随后反过来动员徐永昌加入他们的起义行列。徐永昌一看劝不动他们，就转头去找别人。徐永昌在晋绥军里资格老，以前还是孙兰峰的上司。这让孙兰峰左右为难，最后干脆躲到医院里去了。
徐永昌眼看事情没法按原计划进行，于是也找了个借口，说自己身体不舒服。但当他听说起义行动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没办法，只能赶紧坐上飞机走了。
1949年9月18日，绥远起义的通电签字仪式上，董其武率先完成了签字。他签完后，顺手拿起旁边的一个小茶碗，倒扣在了自己名字的后边，意思是等孙兰峰来补签。其他人一看董其武这么做，也都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就按照顺序一个个地签了字。
傅作义听说孙兰峰还没签字，就直接跑到医院去看孙兰峰，这家伙正装病呢。绥远起义这可是大功一件，但傅作义却直截了当地说，他不会在通电上签字，打算把大功都让给董其武和孙兰峰。孙兰峰一听，心里头那个感动啊。傅作义这次也没费多少口舌，孙兰峰立马就表态了：“咱俩风风雨雨几十年了，跟亲兄弟没两样，就算前面是个火坑，我也得跟着你往里跳！”
后来，孙兰峰在董其武特意给他留的位置那儿，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绥远起义中，董其武之后的第二号重要人物。
之后，毛主席在政协的大会上碰见了那些起义的人。聊起程潜和陈明仁在长沙起义的事，他说到，那时候起义的部队，有一大半后来都散了，但绥远起义的几万人却都完完整整地留了下来。
程潜，这位昔日的国民党大佬、陆军中的顶级将领，不由得心生感慨：“我哪能和傅作义相提并论啊。我们是朋友间的搭档，人家那边可是亲兄弟般的团队，董其武、孙兰峰跟傅作义的关系，铁得跟一家人似的！”
起义之后，董其武陆续接手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位置，还当上了绥远军区的副司令员，后来又做了志愿军第23兵团的司令员，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些要职。到1955年那会儿，董其武被授予了上将军衔，跻身“开国上将”的行列。
董其武一听说要给他上将军衔，赶紧写了封信表示不要，他觉得这军衔给得太高了。他把信递给杨成武，让杨成武帮忙转给毛主席。
毛主席读罢信件，吩咐杨成武对董其武说：“董其武是大家公认的起义将领，照他的功劳、付出还有资历来看，上将军衔那是应当的，谁要是说不行，咱也不能给他降。”
董其武后来两次申请想成为党员，但上面考虑了下，觉得以董其武的身份地位，在党外做事可能更方便。到了1982年，董其武已经83岁了，他又一次提出了入党申请，这次终于被同意了。董其武激动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他拿起笔就写：虽然明白得有点晚，但我的志向不会变，我愿意把剩下的日子都奉献给人民。
孙兰峰起义以后，就被提拔做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副头头，接着还接连当上了好几个大官。
过了好些年，说到绥远起义这事儿，孙兰峰对傅作义和董其武在那关键时候伸的援手，心里头还是满满的感激。他还特意提到个小插曲，董其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头，把孙兰峰签字的时间写成了9月19日的凌晨，可实际上，孙兰峰是在那天清晨才签的字。虽说凌晨和清晨都在同一天里，但这里头的差别，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