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航空兵的“伊式重爆击机”是从意大利进口的菲亚特BR.20“鹤”式轰炸机。
1939年2月23日，日本从意大利进口的菲亚特BR.20“鹤”式轰炸机州“二二三”空战里，中国空军第17中队飞行员徐吉骧（又名徐华江）中尉长途追击一架日军“伊式重爆”轰炸机，一直追杀到甘肃会宁上空，确认敌机油箱漏油已不能返回，才停止了追击。
徐吉骧
这次追击战中，日军飞行员其实是在意大利教官培训下学会使用菲亚特BR.20“鹤”式轰炸机的。而徐吉骧则是在抗战时期，由来中国的意大利教官在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培训出的飞行员。
民国早期，中国发展现代化武装的历程之中，空军在陆海空三军起步最晚，并且长期实力最弱的。一是空军军事机构薄弱地位低。二是缺乏来自航空发达国家的指导，三缺乏资金投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军政部之下设置了航空署（一度名称为空军署），组织机构和人员单薄，难以承担一个独立军种的管理和发展。
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日寇以优势的航空兵作为侵略急先锋，在空中步步紧逼。抗战里的中国，必须迅速扩建空军以抵御日军侵略。
1932年8月，航空署从军政部划归军事委员会指挥。虽然名义上仍为军政部下辖的一个署，但这次改变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1933年2月航空署全体职员“改叙空军阶级”，被正式授予空军的官位军衔，南京国民政府的空军官制建立，这也是空军作为一个独立军种在其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同年的8月份，为统一空军的政令和军令，航空署在划归军事委员会指挥后，建制上也改辖于军事委员会。
民国芷江机场
1934年3月，军事委员会航空署从南京迁到南昌，当年5月份改为航空器员会，下设办公厅和参谋、教育、总务、技术和经理等五个处。航空委员会下辖的科室此时多达十七个，设置不仅包括作战、航政、人事、财务、军医、情报、军法等常见的科室，还设置了独立的防空、编译、统计等科室。其中十六个科室都划分给上一级的处室对口管理，只有一个建筑科直辖于委员会。而独立设置的办公厅统一负责各常规事务。至此，空军军事机构的职能设置达到了较为完整和合理的水平。
蒋介石
在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之后，蒋介石自己亲自兼任了首任委员长，以表示对于空军建设的重视。在空军的军事机构一步步升级完善的时候，如何从航空发达国家输入先进空军的管理、教育和作战技能，成为亟待提上议事日程的重中之重。在此之前，中国空军已有很多名来自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顾问。但这些顾问全部都是以私人名义被聘请到中国的，而且这些顾问身为“民间人士”只是负责飞行教学或在技术上进行指导，从不参与中国空军的内部行政工作。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此前几乎没有出现在中国军事顾问界的意大利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陈庆云
1932年10月，就在航空署从军政部划归军事委员会指挥后不久，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了代表团赴德国和意大利洽谈合作。负责联络航空事务的陈庆云有着中国“空军先驱”、“空军前辈”的美誉。早年间，他曾到美国学习飞行，归国后又曾担任过北伐军飞机队副队长，是这一时期不多见的、可以自己独立驾机执行任务的高级军官之一。
墨索里尼
陈庆云关于航空事务的接洽，在意大利受到了墨索里尼的热烈响应。此时，墨索里尼有心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薄弱的中国航空成为了中意开启新合作的舞台。在陈庆云的牵线搭桥之下，意大利随后于次年派出一个空军顾问团来到中国。这些顾问之中的一部分被分配做了教官。另一部分则被分配到航空委员会各有关部门办公，而且牵线搭桥的陈庆云加入了新成立的航空委员会。对此，在民国空军任职近二十年的杨延年，回忆时曾经评价说：“从意大利顾同开始，中国空军首创了任用客卿协办行政公务之先例”。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空军并不是唯一有意大利顾问的地方。如1933年夏季的庐山军官训练团里即有意大利顾问，讲解从意大利新买的几种兵器的构造和性能。后来，中目海军电雷学校也有意大利教官在教授水雷课程。但是，中国空军却是意大利顾问涉足最深的地方。
来中国的意大利顾问里面飞行、机械、气象、通信、场站、人事、行政等各方面的人才应有尽有，其中“被分配到航空委员会各有关处科办公”的部分意大利顾问，“由总团长劳尔第负责”。
劳尔第
劳尔第（Roberto Lordi），又被翻译为劳第、罗第、洛蒂等，是意大利著名的飞行员，1894年4月11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出生。他曾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获得了表彰。战后，劳尔第进入了意大利都灵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1923年起，他加入意大利空军，并且长期在非洲的意大利殖民地服役。在此期间，他曾经参加过多次尖端的航空行动，包括穿越撒哈拉沙漠中部提贝斯提高原的飞行。据记载，1933年5月10日，劳尔第离开非洲，随后来到了中国。
在航空委员会内办公的顾问，对空军内部行政，不仅提出建议，而且一切决定必须得到顾问的同意。后来，他更是看到了公告：“特派意大利总顾问劳尔第为航空委员会代委员长。除另须任命外，特此布告，仰一体知照”。此后，“意大利总顾问劳尔第从顾问室搬到委员长室，就坐在蒋介石原来的位子上”。
从蒋介石手里代理了委员长职务的劳尔第,随后提出需一名秘书，“条件是此秘书必须为蒋委员长所熟知的人”。在蒋介石身边担任密电股股长的吴嵩庆，随即转到航空委员会担任该秘书职务。这也可以看出蒋介石此时对于意大利顾问的重视，而此前远赴意大利牵线搭桥、把意国顾问引人中国的陈庆云，则担任了航空委员会的办公厅主任。与意大利顾问配合起来管理委员会的事务。
二战意大利空罕
意大利顾问可以一度代理航空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与当时中方过高估计意大利的空军实力有关。20世纪30年代的各类中国航空报刊上，可以看见对意大利空军不吝赞美之词的文章。例如：《空军》杂志1936年曾刊登过一篇《突飞猛进的意大利空军)、开篇即描述到“意大利空军是世界上最勇敢的空军之一。它在过去十五年内的发展速度是令人惊讶的，现在已在四个头等空军国中占有一个地位了”。实际上，从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实来看，意大利空军并没有达到这个实力水平。
意大利空军
劳尔第代管航空委员会之后，该会有关公文一般都先译成意大利语，呈阅批复之后再翻译成汉语公文。旧中国的官僚机构普遍存在账目不清、上班迟到的问题。劳尔第上任后，要求一切经费开支，甚至包括日常用的清洁工具，都必须经他批准。同时，他以每天的上班时间为界，要求分别打开办公楼不同的门。等上班时间到了之后，安排值日人员坐在重新开启的门旁，记录迟到的人分别迟到了多久，到月底扣去对应的薪金。他的这些管理方法，明显有助于克服积累已久的官僚习气。
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
在意大利顾问到达中国之前，在中国航空史上享有盛誉的、设在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已掌握在美国顾问的手里。该航校毕业的二、三期学生都是采取美国式的训练方法培训出来的中国飞行员，在校学习的已经是第四期学生了。意大利顾问掌控了航空委员会，却根本无法与“耕耘”多年的美国顾问去争夺航校的控制权。为此，意大利顾问干脆另起炉灶，重新选拔新的飞行学员。
1934年夏季，航空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劳尔第，在办公厅主任陈庆云的陪同下，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军校第十期一总队挑选学习飞行的学生。劳尔第和陈庆云首先将学员排好了队伍,再由二人从队伍的排头开始，采取阅兵点名的方式，来观察每个学员的容貌、体格和精神等。他们认为合格的，即指示该学员向前站一步；然后，将选出的学员集中带到医院体检。合格的八十多名学员被带到了南昌的航空委员会，在意大利教官的指导下统一改学飞行。
洛阳分校
意大利教官施教的洛阳分校业的八、九两期学员中挑选一些学员，还有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淘汰下来的飞行学员等等人员、合起来按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的期别，编为了第五期甲班，学员是从军校生里特招的，编班的时间略早于笕桥航校，故而是“甲班”。
在中国空军内部，出现了美国式和意大利式这两种不同的飞行员培训模式。意大利顾问不满足于仅仅培训这一个“第五期甲班”。在这些飞行学员在南昌进行初级阶段的飞行训练的时候，1934年冬又在洛阳成立了“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这批学员被从南昌迁到洛阳继续进行飞行训练。而与此同时，笕桥中央航校的第六期的一部分学生，也被从本部迁到洛阳分校训练，以增加意大利顾问的施教范围。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广东空军投奔蒋介石。原先广东的航校改为中央航空学校广州分校后，原广东七期乙班约100名学生则编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七期，送往洛阳分校继续受训。
宋美龄和蒋介石
处于抗战里的中方一度对于意大利顾问寄予厚望。1934年“第五期甲班”在南昌开学时，蒋介石和宋美龄都亲自参加。直到1936年11月4日，可代表蒋介石开始掌管航空委员会的周至柔，还在洛阳分校演讲《中国空军军官应具备的条件》，以鼓励在此受训的飞行员。尽管意大利顾问主导了航空委员会，还掌握了有独立校区的航空学校分校。但是，意大利顾问的在华使命却并没有持续很久。
美国顾问陈纳德
首先，意大利顾问发起的洛阳分校，仅仅不到两年即陷入无以为继的局面。洛阳这一带多风沙，不利于进行飞行训练。而早已深得中方信任的美国顾问，也很排斥意大利顾问“另起炉灶”的行为。杭州中央航校本部方面后来提出“整个空军不能训练出两个派别，防止造成对空军人员不好领导的局面”。意大利顾问施教的洛阳分校饱受诟病还有一个缘由：可能是为了尽力扩大新开设的分校毕业生占空军飞行员的比例，意大利顾问指导的飞行训练一直不采用淘汰制，每一名学员都可以训练至毕业。甚至在杭州笕桥已被美国顾问淘汰的学员，转到洛阳分校也没有出局之虞。这也更让美国顾问怀疑这种训练的实效。“飞虎队”创始人陈纳德后来甚至在回忆录里，还专门批评了意大利顾问的教学。
美P43战斗机
意大利顾问初登中国舞台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是美国对华影响力日益扩展的时期。仅仅1934年，中国即从美国进口了多达一百三十二架飞机，远多于同时期从意大利进口的飞机。在美国已先一步获得信任的历史背景下，将阳分校最后也逐步归并到了杭州的中央航校本部里，处于近乎名存实亡的境地。而美国顾问对于意大利顾问这种不设淘汰制的教学始终很有意见。前述五期甲班的学员，在洛阳分校归并前已毕业，但是还不得不回到杭州的航校本部重新接受飞行训练。
周至柔
在洛阳分校名存实亡之后，意大利顾问仍在航空委员会拥有很大的势力。但是就在此时，中意两国关系之间由疏远到亲密。中国在扩展军力以应对日本军国主义酝酿中的全面侵略时，中方敏锐觉察到意大利和日本这两个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友好”，进而加以防范。全面抗战之前，接替劳尔第担任总顾问的史卡隆尼，曾向宋美龄提出要获取“有关中国空军军备的一应资料，包括全国飞机场面积图表，全国飞机种类数量表，全国飞行人员统计表，贮藏弹药器材数字统计”。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周至柔获悉后立即密报蒋介石，表示军事机密不可交付意大利人。蒋介石随后指示“婉词延宕可也”，在最后关头阻止了上述机密的泄露。此后，中方开始秘密关注这些意大利顾问的动向。
高志航
中国为了抵抗日本侵略，曾派员去欧美各国参观采购各式战机，意大利顾问和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曾私下要求带队的高志航（中国空军英雄）照顾意大利，并许下各种好处如给高志航回扣，全家移民意大利，高志航可高薪高职到意大利空空军任职等等，采购他们推荐各式意大利战机，高志航去调查试飞发现，这几款战机是意大利正在淘汰战机，二手机，各项参数无法与日战机相比，如果采购使用，中方空军将被日军空军碾压。高志航及时上报，国民政府最终采购大量先进美机。这充分说明意大利及顾问并非真心实意为中国空军和国防出谋划策，是以本国经济利益和政府利益为先，甚至出卖牺牲中国利益，表现十分不道德。
日本引进的菲亚特BR-20“鹤”式轰炸机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不久，墨索里尼先于希特勒召回德国顾问团一步，早早召回了意大利顾问团。随后，意大利又向正扩大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出口了八十多架菲亚特BR-20“鹤”式轰炸机（即“伊式重爆”）。在意大利顾问的指导下，日本飞行员驾驶这批飞机多次空袭中国的大中城市，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当时迎战来袭“伊式重爆”的中国空军人员，又有很多人此前曾和赴华意大利顾问共事过，或者直接就是意大利顾问培训出来的。这段中意之间的航空合作画上了一个不愉快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