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的一个夏夜,我蜷缩在小爱音箱旁,沉醉于刀郎沙哑且极具穿透力的嗓音:“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
就在这沉醉的时刻,夫人突然掐断了Wi-Fi,那激昂乐声戛然而止的瞬间,奇妙的事发生了——书架上那本久被尘封的《聊斋志异》,竟似被神秘力量触碰,无风自动,纸页间“画皮”“聂小倩”等字样如灵动的幽光,于清冷月光里凝成青面獠牙的奇幻幻影。
彼时的我尚未察觉,这首突然爆红的歌曲,竟与三百年前蒲松龄埋藏在淄川古道里的鬼狐精魂遥相呼应,跨越漫长时光,产生奇妙的共鸣。
而在我更遥远的童年记忆深处,《金瓶梅》宛如被母亲藏在五斗柜深处的禁忌珍宝,书脊上“四大奇书”的金色篆字,对年少好奇的我而言,其吸引力远胜甜蜜诱人的糖果。
明末的市井街头,热闹非凡却暗藏欲望的漩涡。一个暴发户搂着新纳的小妾,摇摇晃晃地穿行在人群中,腰间银钱碰撞发出的叮当声,刺耳又扎眼;同一轮皎洁明月之下,荒郊古寺的青灯之下,一位落魄书生正沉浸在孤寂中,忽闻窗外传来女子俏皮的轻笑,清冷与喧嚣,绝望与希望,交织成那个时代独特的社会画卷。
三百年前的两支笔,一支毫不留情地剖开了人间的欲望深渊,一支细腻入微地描摹着鬼狐世界的浪漫情爱——《金瓶梅》与《聊斋志异》,恰似中国文学的两面精妙铜镜,一面将现实的残酷与虚伪照得纤毫毕现,一面把幻梦的美好与温暖映照得如梦如幻。
时隔多年,历经生活的种种洗礼,我才渐渐懂得:原来市井红尘里翻涌的贪嗔痴念,与荒山野冢中缭绕的鬼狐笑谈,本都是同一个月亮之下,人间百态的真实映照。
京杭大运河,这条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其漕船如一条条蜿蜒的长龙,满载着江南的绫罗绸缎与北方的粗盐特产,在临清钞关前排起绵延的长队。
这座因运河而蓬勃兴起的“富庶甲齐郡”之城,在明朝中期,商税收入竟占据全国十分之一,钞关年征银高达八万两。空气中,脂粉的甜香与铜钱的锈味肆意弥漫,仿佛在诉说着城市的繁华与喧嚣。
翻开《金瓶梅》,浓郁的市井烟火气扑面而来,却寻不见一丝神话志怪的奇幻踪迹。西门庆的宅院里,没有腾云驾雾的狐仙,只有一群被欲望紧紧驱使的男女,在金钱与肉体的肮脏交易中相互撕咬、彼此算计。
兰陵笑笑生以商人般的精明目光,在“清河县”这一牌坊的阴影之下,精心铺开了一张错综复杂、欲望交织的市井之网。
西门庆的崛起历程,堪称一部明代商业社会的黑色寓言。他凭借着金钱开道,大肆贿赂官员,毫无底线地霸占寡妇财产,肆意玩弄女性,在权力与欲望的泥沼中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却因纵欲无度,落得个死时“阳物肿胀如铁”的荒诞结局。
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一众女性角色,或因狠毒算计而令人不齿,或因痴情执着引人叹息,但无一例外,都成为男权社会无情碾压下的牺牲品。
令人惊叹的是,在《金瓶梅》这部看似虚构的运河商埠故事中,竟然没有一个真正干净的灵魂。就连那本应六根清净的佛教尼姑,都沦为了帮闲敛财的帮凶。
诚如一篇评论所言:
西门庆的药铺后院,赫然藏着急剧涌动的官场密档;
潘金莲的绣花鞋底,还沾染着官盐贩运的余温;
吴月娘的佛珠串里,缠绕着白银兑换的世俗念想。
这座看似充满虚构色彩的运河都市,实则是缩微的晚明社会标本。当那一艘艘漕运船,悠然将江南的精美丝绸运往北方时,如附骨之疽的享乐主义,也悄然吸附在了官商勾结的血管之中。
而兰陵笑笑生的如椽之笔,恰如一把锐利的解剖刀,在酒肆茶楼的热闹喧嚣声中,无情地剖开了商业文明孕育出的欲望肿瘤。
陈敬济的浪荡放纵,是商品经济发展催生的畸形怪胎;春梅的跋扈嚣张,是奴婢制度异化出的恶之花。
然而,即便身处这道德全面溃败的泥沼之中,李瓶儿临终前颤抖的手,依然紧紧握着对人性温度的最后一线眷恋。
《金瓶梅》的恐怖之处,恰恰在于它摒弃了所有超自然元素,却比任何惊心动魄的鬼故事都更让人不寒而栗。
当西门庆在酒桌上谈笑风生、觥筹交错时,读者仿佛能亲眼目睹权力与欲望如何如慢性毒药般,一点一点地腐蚀着人性。全书没有丝毫因果报应的道德说教,唯有冷酷无情的现实逻辑在无情上演——
恶人未必即刻遭受速死,但深陷欲望漩涡者,终究会在自我毁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被贪婪的深渊彻底吞噬。
淄川蒲家庄的夏夜,静谧安详。月光如水,轻柔地洒落在槐树枝桠间,仿佛织就了一张银色的梦幻之网。蒲松龄摇着蒲扇,静静地听着农夫讲述着民间促织传奇。
或许,就在这时,他还能隐约听见梁山好汉的英魂在残垣瓦砾堆里轻声低语。
这位出身没落书香门第的落第举子,亲历了清初“科场案”给士人阶层带来的沉重摧残。他的《聊斋志异》手稿,多次被官府以“妖书”的荒谬名义查禁,命运多舛。
当刀郎那句“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唱出世间荒诞,我们恍然惊觉,《罗刹海市》里那个颠倒错乱的鬼魅世界,正是蒲松龄留给当代人的一面醒世照妖镜。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表面上尽是写鬼狐仙怪的奇幻故事,但内核却是对现实最为尖锐的批判。那些在月夜悄然叩门的女鬼、于深山刻苦修行的狐仙,反倒比活生生的人更懂得人间情义。
聂小倩被迫害致死后化作厉鬼,然而,她因宁采臣的刚正不阿而内心有所触动,最终甘愿助他脱离困境;
《婴宁》中的狐女天真烂漫,笑容如阳光般照亮世俗礼教的阴霾;
《席方平》里孝子为父申冤,不惜大闹阴曹地府,其勇气与执着令人动容。
反观人类角色,书生常常背信弃义,官吏多贪赃枉法,就连那些自称捉妖降魔的道士,也可能是欺世骗财的骗子。
蒲松龄巧妙地借鬼狐之口,愤怒地痛斥科举制度的黑暗腐败(如《司文郎》)、官僚体系的腐朽贪婪(如《梦狼》)、对女性的残酷压迫(如《颜氏》)。当现实世界对百姓的冤屈充耳不闻时,他只能借助鬼魂在奇幻的世界中讨回公道——正如《促织》中那只被逼迫献祭的蟋蟀,实则是百姓被无情压榨的悲愤呼鸣。
这些披着灵异外衣的精彩故事,实则是农耕文明在面对商业异化冲击时的一种本能抵抗——当运河商船满载着扬州瘦马而来,淄川的书生却在鬼狐故事里,坚守着最后的精神家园,守护着人性的善良与道德的火种。
大明湖的碧波之上,倒映着两幅风格迥异却又相互辉映的文学图景:
《金瓶梅》的市井长卷,用细腻的工笔手法,将市井生活的种种细节精心勾勒,在胭脂色的晕染中,鲜明地展现出社会的肌理与脉络;
《聊斋志异》的志怪传奇,恰似灵动的水墨写意,以狐踪鬼迹为笔触,潇洒地勾勒出人性的复杂轮廓。
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叙事策略,实则共享着齐鲁文化的双重基因——既孕育了孔子“食不厌精”的现世实用智慧,又传承着庄子“曳尾涂中”的超然哲学思索。
明清之际的山东,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文化嬗变。运河漕运如汹涌浪潮,催生出繁华的商业经济;而曲阜孔庙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依旧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坚守着传统文化的阵地。
据《清史稿·儒林传》权威记载,蒲松龄家族六代皆以教书为业,这种“耕读传家”的深厚传统,使得他既能敏锐地洞察科举制度对文人精神的异化,又能始终保持儒家士大夫的批判自觉。
而兰陵笑笑生作为嘉靖年间山东巡抚李开先的后裔,其作品中“以淫说法”的独特创作观念,实则延续了阳明心学“破心中贼”的深刻思想脉络。
当梁山好汉的豪迈朴刀与商贾的精明算盘在文学的长廊中相遇,我们看到的绝非简单的地域文化拼凑,而是中华文明在历史进程中自我调适的生动隐喻。
据《续修四库全书》详细统计,明代山东籍作家的作品中,高达73%都涉及市井生活书写,这与同期江南才子佳人小说风格迥异,形成了鲜明的艺术对比。
运河城镇的极度奢靡,催生了《金瓶梅》犀利而深刻的批判锋芒;乡野茶肆里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孕育了《聊斋志异》超越现实的奇妙想象力。这种矛盾中的共生共融,恰似泰山南麓的书香杏坛与北麓的繁华盐码头,在齐鲁大地的文化经纬中,紧密交织成独特的文化景观。
站在临清舍利塔的飞檐之下极目远眺,运河波光粼粼,其中似乎浮动着《金瓶梅》的喧嚣市声,而蒲松龄故居的老槐树,正将一个个神奇的故事撒向浩瀚星空。这两部跨越时空对话的经典之作,时刻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文学经典永远不会在尘封的故纸堆里发霉。
当刀郎充满韵味的旋律唤醒了沉睡已久的鬼狐记忆,当短视频平台生动再现了潘金莲的翡翠屏风,那些饱含运河文化气息的文字,依然在有力地拍击着每个时代的精神困境。
在欲望与道德、现实与幻想的永恒辩证中,《金瓶梅》与《聊斋志异》宛如一对文学双生子,始终为在人生道路上迷失方向的迷途者,点亮着渡向彼岸的希望灯盏。
《金瓶梅》恰似一幅精细入微的明代社会风俗长卷,以细腻笔触勾勒市井百态。它聚焦市井生活,将家庭琐事、商业往来、官场黑暗等真实场景一一铺陈,犹如推开一扇通往明代的时空之门,让读者得以领略那个时代的风貌。
西门庆是《金瓶梅》中的核心人物,凭借雄厚财势在清河县横行霸道。他与官场势力狼狈为奸,不择手段谋取利益,对普通百姓肆意欺凌,毫无怜悯。
在情感领域,他毫无道德底线,把女性当作满足私欲的工具。他与潘金莲扭曲的不正当关系,不仅破坏了潘金莲原本的家庭,更让她陷入无尽痛苦深渊。
潘金莲本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却在追求情感与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异化为对西门庆财富与地位的病态依附,美貌与才情在欲望中消磨殆尽,沦为令人叹息的悲剧人物。
李瓶儿对西门庆的迷恋,源于对母凭子贵传统观念的深信不疑,她将全部情感寄托于权势男性,连自己的财产也主动奉上,就为了一个男权保护的外衣。春梅的命运,从倔强反抗到反过来有了权势地位之后,像西门庆一样纵欲,最终也难逃悲惨命运。
《金瓶梅》对书中女性在情感纠葛中的细腻刻画,深刻揭示了欲望对人性的侵蚀与情感的扭曲,展现出欲望的无尽深渊和巨大危险。
《聊斋志异》宛如一场奇幻瑰丽的精神盛宴,蒲松龄以丰富想象构建了诸多奇幻世界,狐仙鬼怪与人类的故事在此悄然展开。
《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多发生在幽深山林、神秘古寺或荒僻乡村,独特场景营造出超凡脱俗的氛围。其中,爱情常以超越世俗的姿态呈现。如《莲香》中,李氏、莲香与桑生之间的三角恋,跨越生死与物种,谱就一段绝美爱情传奇。
蒲松龄笔下人物在情感表达上大胆炽烈,莲香主动追求李氏,毫不掩饰深情,打破封建社会女性在爱情中的含蓄被动模式,体现出对自由恋爱的向往。在《聊斋志异》的世界里,人物追求情感时不受现实礼教与道德的束缚。
在人物塑造方面,《金瓶梅》与《聊斋志异》风格鲜明,各具魅力。西门庆是《金瓶梅》中封建社会权势与财富的典型代表,也是欲望与贪婪的具象化身。
但作者并未将其简单脸谱化为纯粹的恶人,他也有对结拜兄弟的慷慨和对李瓶儿难能可贵的真情,使这一人物形象丰满立体、真实可信。
《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则充满奇幻色彩与理想化特质。宁采臣善良正直,不为财势所动,对爱情忠贞不渝。
在《聂小倩》中,他与聂小倩跨越生死与世俗的爱情故事,展现了人性的美好。面对超自然力量,他坚守原则信念,尽显人性光辉。
《金瓶梅》与《聊斋志异》,初看之下,二者风格天差地别,似是分处文学光谱两端,实则蕴含着相通的精神内核。这两部作品宛如一面镜子,皆映照出人性的复杂与社会的多面,只是呈现角度有所不同。
《金瓶梅》恰似一座“无鬼之地狱”,以冷峻且犀利的笔触,毫不留情地撕开世俗社会华丽的外包装。它像一位无情的外科医生,将人性深处潜藏的“病症”——欲望的膨胀、贪婪的肆虐、丑恶的横行,一一袒露在读者眼前。
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温情脉脉的表象,只有赤裸裸的人性阴暗面等待我们去直面、去审视。
《聊斋志异》则仿若“有鬼之人间”,以浪漫奇幻的笔墨,为现实中人们经历的苦难,披上一层五彩斑斓的外衣。狐女的坚贞痴情、冤鬼的执着复仇,这些超现实的故事,在读者心间投下一抹温柔的光晕,带来些许心灵的慰藉,让我们在现实的阴霾中,得以寻得一处精神的避风港。
追溯二者的精神根源,终极差异集中体现在对待希望的态度上。《金瓶梅》恰似一首深沉的绝望悲歌,它的旋律中回荡着人性堕落与社会黑暗的沉重叹息。
《金瓶梅》中的人物在欲望的洪流中沉沦,社会的肌体被黑暗的疮疤侵蚀,给读者留下无尽的悲凉与无奈。
而《聊斋志异》则是在漫漫长夜中毅然燃起的一盏青灯。这盏青灯虽在现实重重迷雾的笼罩下,光芒或许如若有若无的磷火般微弱,但它依然倔强地坚守,为迷失方向的人们指引着心灵之路,传递出对美好与正义矢志不渝的信念,在黑暗中点燃了希望的火种。
时光流转至今,当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这两部作品,会惊觉“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金瓶梅》中描绘的权力寻租现象、物化女性问题,以及《聊斋志异》中呈现的官僚腐败乱象、道德虚伪本质,这些曾经困扰古人的社会症结,在当代社会的某些隐秘角落,依旧悄然滋生、蔓延。
当短视频里“西门庆式”的炫富网红,以奢华却空虚的生活吸引着无数目光,让我们在眼花缭乱中险些迷失;当热搜上不断涌现“画皮般”的骗局,使众多人深陷虚假外表的陷阱无法自拔。
此时,我们应当铭记,几百年前的兰陵笑笑生和蒲松龄,早已以如椽巨笔,为我们精准地写下了一部部“诊断书”,揭示了社会病症的种种特征。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面对这部“诊断书”,如今唯一严峻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是:
我们究竟还要在虚假的表象中“装睡”多久?何时才能真正清醒过来,以实际行动去探寻人生之光?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时代命题,等待着我们去回答、去践行。
—— · END · ——
No.6322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知止斋主 开白名单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