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你最好化化妆。”廖梦醒看着傅涯，声音很低。
她一眼就看出陈赓状态不对，脸色发白，眼圈深陷，走路有些飘。
可他执意要去，傅涯不解，廖梦醒却说了一句：“她是他这一辈子最放不下的人。”
她出面，他才活下来1933年，陈赓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被审了三天三夜。
他们逼他交出苏区密码，他腿部旧伤复发，化脓发臭，关进单间，不让睡。
国民党知道他身份，红军高级将领，黄埔出身，投降或死，二选一。
“蒋委员长点名要处决。”看守冷笑着对他讲。
外界没人知道陈赓被抓，党地下交通线被切断，他一度被认定为牺牲，可就在这个时候，局势突然反转。
宋庆龄发话了。
她不是随口说，她直接找了国民政府外交部，让他们“交代为什么秘密关押一位伤兵”。
她签署请愿信，发声明：“一个为国家独立而战斗的将军，应当受到尊敬，而非秘密囚禁。”
蒋介石骑虎难下，杀，是打脸宋夫人，不杀，怕泄底。
最终是宋庆龄拍了桌子，她亲自跑去中山陵，把陈赓的名册，连同他在黄埔时的档案一并带给蒋介石的秘书。
这一次，蒋介石退了。
1933年5月，陈赓无罪释放，出狱当天，他只说了一句：“我欠她一条命。”
他带着腿伤回到中央苏区，继续参加长征，组织问他是怎么保住的命，他说，“有人出面，不讲价。”
组织上后来查过，全是宋庆龄一人奔走，她和中统、蓝衣社斗了三个多月，才换来一个人。
这个“人情”，陈赓记了一辈子。
她认出他，他却怕她认出病时间快进到1961年，陈赓的病越来越重，医生说是冠心病，实则比这严重，心脏供血不稳，随时可能猝死。
他住在上海华东医院，傅涯陪床，这时接到一个电话，是宋庆龄的秘书打来的：“宋先生想见见你们，年下聚一聚。”
陈赓不假思索，说：“去。”
傅涯犹豫。“你这脸色……她要是看到……”
“所以我让你化妆。”廖梦醒接口，“她认得出来的。”
廖梦醒是宋庆龄的秘书，兼司机，识人极准，她知道宋庆龄与陈赓的那段旧情，不是情爱，是命运。
他们的第一次见面，甚至不在同一个场合。1949年，上海刚解放，陈赓带部队进城，宋庆龄拒绝出席任何官方晚宴，只在一个私人茶会上见了陈赓一面。
她开口第一句话：“你腿还好吗？”
陈赓顿住，随即行礼，这句话证明了她记得1933年救下的那个人。
当晚她请他单独留餐，整整聊了四小时，宋庆龄从不多话，那天说得比以往一个月都多。
从那之后，每年她生日，陈赓都会送花，不是鲜花，是野花，宋庆龄说过她不喜欢太“正”的花，太虚假。
而今要再见，他却怕她看出自己快不行了。见面那天，是腊月二十六，下午三点。
陈赓特地穿了一身军装，还涂了点润肤油，傅涯则画了淡妆，廖梦醒没多说，只是安排了路线，走小道，不惊动记者。
到了武康路宋庆龄故居门前，门卫一看到陈赓，立刻开门，没有查证件，也没打电话。
宋庆龄坐在阳台上，穿灰色毛呢外套，围深蓝格子围巾。
她眼睛一眯，看了陈赓三秒：“你瘦了。”
“上海的饭菜太清淡。”陈赓笑。
傅涯插话，“他还在住院。”宋庆龄皱眉，没说话。
饭后她走到门口，送他们出门时突然转身对陈赓说：“你别亏待自己。”
那句话，不是对老朋友说的，是对一位准备走远的战士说的。
他知道自己活不过春天春节刚过完，陈赓突然跟傅涯说，要送个花篮。
她以为是单位安排的公事，可陈赓说：“不是公事，是我的事，你去准备。”
他亲手写了卡片，没有署名单位，也没有署官职，就写了一句话：“先生千古，大义流芳。”
傅涯看着那张卡片愣了几秒。“你这是写给宋先生的？”
陈赓点头，她不敢问第二句。
那是1961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36周年纪念日，别人都往中山陵送花，他只送了一份到宋庆龄家。
这个动作，在当时其实是破例的。
按照惯例，高级将领一般送的是“组织代表花篮”，落款统一由军委或中宣部统筹。
但陈赓自己写卡、自己选词，连花也让人从乡下挑的野百合。
“她不喜欢盆景，太整齐。”
“她说鲜花是装饰，野花才是信。”
这些话是1949年宋庆龄说的，陈赓记了十二年，连句式都没变。
送完花那天，他回病房，一言不发地坐了三个小时。
医生劝他吃饭，他没动筷。傅涯怕他犯病，叫来护士测血压。
“74/49”护士脸都变了，“这么低你居然没晕？”陈赓笑着摆摆手，“心跳还有，够了。”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傅涯问。
他没回答，只是摸了摸桌上那张空信纸，他本来想写点什么，但没写，他知道时间不够。
“这年我过完了。”陈赓说这话时是3月14日。
说得轻，但傅涯的手在抖，因为她知道陈赓的“计划性”，他不说空话，说出口的，就真是定了的。
他是老兵，习惯把自己交代得干干净净，哪怕只剩几天，也要一件一件理好。
那几天，他拒绝了所有探视，包括总后来的副部长，政工口来的两个代表，他都让护士挡了。
他只对傅涯说了一句话：“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是怎么走的。”
傅涯立刻联系廖梦醒，请她代转给宋庆龄一封信，信里一句话：“不再叨扰，先生保重。”
她不敢再写太多，怕宋庆龄看出异样，怕她当场追问，而她不知道，这封信，最终并没有送出去。
廖梦醒拿着信，站在宋庆龄书房门口站了半小时，她也犹豫了，她想等几天，等局势确定了，再决定要不要转交。
但陈赓没撑到回信那天。1961年3月16日8点45分，心脏骤停，上海华东医院。
傅涯在他床边，她本以为是一次普通的夜间疼痛，因为类似的夜晚太多了，心律不齐、冷汗、呼吸急促。
但这次不同，这次他连喊都没喊一声，眼睛睁着，没再闭上。
傅涯瘫坐在椅子上，整整五分钟没说话，她不是不哭，是哭不出来，她知道，他早有准备。
“不能瞒她。”廖梦醒说，“这种事，谁都可以晚点知道，她不行。”
宋庆龄当时人在北京，廖梦醒先拨通的是总理办公室，不是给宋庆龄报丧，而是要一个“适当的方式”传达。
“她年纪大了，身体不能受太大刺激。”工作人员说。
但宋庆龄并不傻，消息传到中午，她就发话：“我知道了，别绕。”
她只要了一张纸，一支钢笔，她写下的悼词，不给报社，不给官方，只留自己书桌上一夜。
“你们以后不要来看我了”宋庆龄在北京中山公园纪念堂送了花圈，没有出席追悼会，她给出的理由是“身体不适”。
可廖梦醒知道，那天她坐在房里整整关灯三小时，门没关，窗帘拉着，她不说一句话，茶也不喝。
第二天，她把那封悼词折起来，收进抽屉，封条写了一行字：
“谨致吾友，救国志士陈赓将军。”
廖梦醒问：“先生要不要转交夫人？”她摆摆手，“那不是给她的，是给他的。”
傅涯后来去看过宋庆龄一次。
那是1962年初，陈赓去世将近一年，她带了陈赓生前收藏的一张老照片，是1935年红军长征途中拍的。
她没提前打招呼，到了门口，门卫进屋请示，几分钟后，宋庆龄自己出来了。
她还是穿着灰色毛呢外套，走得慢，比一年前又老了几分。
她没说寒暄话，只说了一句：“你们以后不要来了。”傅涯愣住，以为是怨她隐瞒了病情。
宋庆龄把照片接过，轻轻一叹：“他不在了，你们来看我，我受不了。”
“你知道吗，他进门的那天，我一眼就知道他是来告别的。”
宋庆龄转身回屋，手里紧紧攥着那张照片，她没哭，也没送。
那天，傅涯和廖梦醒在门口站了很久，她们知道，这扇门，从此再也不会为“他”打开。
陈赓没有留下任何给宋庆龄的正式信件，只有那张卡片，被宋庆龄贴在卧室柜门上，一直贴到她逝世前。
而宋庆龄留给陈赓的悼词，直到她去世后，才被工作人员在抽屉里发现。
纸已经发黄，字迹没有一丝涂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