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胡春梅，今年58岁，是个退休的小学教师。原本该是含饴弄孙的年纪，可如今，我怀里只剩三张黑白照片——我的儿子、儿媳，还有刚满四岁的小孙子。

2024年国庆假期的傍晚，夕阳把昌江大道染成血色。儿子一家从超市回来，手里提着给小宝新买的恐龙玩具。电话里，儿子笑着说：“妈，晚上包饺子，您调馅儿最香。”可二十分钟后，那通电话成了永别。

廖某宇的轿车像头失控的野兽冲向他们。目击者说，儿媳被撞飞得“比车顶还高”，儿子内脏碎裂，小宝的恐龙玩具滚出十几米远。而那个20岁的凶手，只因和女友吵架，就把油门踩到129公里/小时。

“我认罪。”廖某宇在庭审中低头嘟囔，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的律师反复强调“年轻冲动”，检察官念出尸检报告时，我死死攥着照片，指甲掐进掌心。法官问我要不要发言，我举起全家福——照片里小宝的笑脸还沾着蛋糕奶油。

亲戚劝我：“判再重人也回不来。”可每夜闭眼，我总听见小宝在哭喊“奶奶救我”。我卖掉房子，搬进法院对面的出租屋。床头贴着开庭倒计时，药盒里多了抗抑郁的白色药片。律师红着眼眶劝我保重，我反问：“如果躺在那儿的是你孩子呢？”

冬至那天，我在坟前摆了三碗饺子。北风卷着纸灰，恍惚间看见儿子在雾气里挥手：“妈，回家吧。”我跪在雪地里嚎啕——他们连让我说“原谅”的机会都没留给我。

如今我总在法院长椅上打盹，梦里法槌落下时，三双温暖的手拉我回家。而现实中的我，会一直坐到判决书墨迹干透的那天。因为活人的罪孽，总要有人盯着他们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