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踏入军火交易的行列了！”
后来，有七个中国人，就带着区区5美元，跑到国外去谈军工生意。没想到，经过50天的艰难谈判，他们竟然签下了一个价值高达1.67亿美元的合同。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儿呢？
【一 、中国不做军火商】
上世纪五十年代那会儿，咱们国家的国防工业才刚刚起步，就定下了个规矩，要悄悄发展，不去争那个国际上的老大位置。说白了，就是不想当军火贩子，这就是“不做军火商”那句话的意思。
然而，虽然我们并不直接售卖武器给其他国家，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对国际上的冲突置身事外。举个例子，当西哈努克着手建立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时，我们也给予了相当大的援助。
西哈努克对中国的援助心怀感激，在和毛主席见面时聊起了将来回报的事儿，毛主席一听就摆手说：
咱们绝对不碰军火生意！
西哈努克一听这话，心里头更暖了，原来中国的军事帮忙是不要回报的。为了表示感激，他立马就说，他和身边人的费用他们自己来出。
对方身为“贵客”，毛主席当然不会同意收下，但西哈努克却表现得非常坚决：
主席，咱们中国其实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们已经帮了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多，我们真的不忍心再给你们增添负担了……
西哈努克话还没讲完，毛主席就乐开了怀，笑着插话道，幽默又认真地说：
这种任务多点没关系，我们随时都愿意帮你们扛，就让我们多分担一些吧！
那会儿，新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就像是个小例子，新中国的举动让自己在第三世界国家里很快赢得了尊重，人们对新中国的老观念也因此大大改变了。
那时候，不止新中国在提供“军事帮助”，但新中国却被大家认为是国际主义精神最强的。这背后的道理很直接，一方面是我们从不附加任何条件，另一方面是我们给出的都是顶尖的好东西。
那时候，国家全权负责海外的军事支援开销。一旦项目确定，就会分给不同的部门去办。就拿航空工业来说吧，花了大约20年的时间，赢得了十几个国家的称赞。
我们不光给这些国家送飞机、导弹、航空零件啥的，还直接上手帮他们建飞机修理厂，算是给他们自力更生的本事了。
到了1979年，情况有了新转折，咱们国家的军事援助开始要“算钱”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二 、不得不变，由赠到卖】
从免费军事帮助转为收费军火销售，我们国家这么做也是没办法的事，主要是国防得跟上现代化的步伐。
近代以来，中国走过了不少曲折的路子，虽然最后都安稳了下来，但也因此错过了挺多好机会。就像军事方面，我们没能赶上“热兵器”和“机械化”这两个大步子。
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咱们国家的人口就是世界上的老大，但说到工业实力，却只排在第26名。弹药制造能力不强，就连生产的武器也大多是些轻型的。
那时候，毛主席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要想拥有现代化和机械化的军队，就得让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所以，他们一边忙着从苏联那边引进先进装备，一边自己动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国防系统。
苏联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帮助，但那些帮助大多并非出于国际间的情谊，而是双方利益的交换。
1962年古巴事件过后，中苏两国的关系就变得不那么热乎了，之前给的那点帮助也都没了。
后来，中国在常规武器的研发上，开始吸收苏联的技术。但因为起点比较低，所以在武器研发上没能取得飞跃式的进步，反倒是慢慢陷入了后劲不足的困境。
这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从西方取经，引进他们的先进技术，把难关给攻下来；另一条呢，就是多花钱，自己搞研发，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路子。
第一条道儿看似轻松，可背后的花销大得吓人。那会儿有人估摸着，要是想给解放军换上从西欧国家买的装备，起码得扔进去好几百亿美金。
要把咱们国家的军工体系从“苏式”改成“西式”，那需要的钱得再多出好几倍才行。
实际上，那时候，好多西方国家都把我们国家当成“对手”，压根儿就不愿意把他们的先进技术卖给我们。就算他们肯卖武器，也大都是价格高昂又不怎么好用的那种。
那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咱们没别的选择，只能自己搞研发。不过这条路可得花不少钱，虽说那时候军工科研的经费涨了点，但离够用还差得远呢。
再加上以前咱们国家老是对外提供免费的军事帮助，这就好比在艰难前进的路上又加了个重担子，这样下去根本没法追上西方国家。所以，1979年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就讲了：
“到了非得转行做武器贩卖不可的地步。”
但是，这可不代表咱们国家会像西方那些国家一样靠战争赚钱。我们只是在提供援助的同时，合理地收回一点成本，这从我们的援助方式里就能明白。
调整后的“对外军事支持”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新的对外军事援助形式；二是改进后的国际军事合作方式；三是变换模式的军事技术转移。
有些部分我们还是直接免费送，有些部分采用物品交换的方式，剩下的就拿来卖给军工行业。
老话常说，什么事情一开始都不容易，那咋让各国都接受这种新变化呢？
【三 、带着5美元出国】
针对那个问题，邓小平他们琢磨了一会儿，很快就回应了一个解决方案：
挑那些我们国家帮过忙，而且跟苏联、西方那些国家不太对付的国家，先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样更容易打开局面。
顺着这个想法，大家很快就把目光转向了埃及。
那时候，埃及好不容易拿回了西奈半岛，手头正紧，急需更新装备。
1979年那会儿，埃及的副总理来我们国家访问，主要就是想跟咱们商量，看能不能让中国帮忙提供一些飞机还有飞机上的零件。这事儿后来邓小平也提起来了。
这些货品你们可以拿走，我们只求能稍微覆盖下成本就行。
埃及副总理对我方做出的决定，看起来完全没料到，毫无心理准备。
他先是说他们手头紧，没钱可用，然后又聊起了两国的友好关系，期盼中国能像从前那样伸出援手，给予他们帮助。
但说实在的，这摆明了就是个借口。
邓小平对这事态度很硬气，埃及那边的副总理最后没办法，只能同意，商量买飞机的事儿就这么安排上了。
但是，这事儿得咱们国家派人去埃及商量，接着就碰到了两个难题。
首先，那时候咱们还没搞过军工出口这种事儿，完全没经验，都不知道该派谁去谈。
最后，中航技公司的二把手刘国民牵头，拉起了一支七个人的小队伍，他们就揣着一份普通贸易合同书出门了，真是说走就走，特别利索。
另外，出门在外难免会有些花费，但他们却拿不到外汇资金的支持。
刘国民他们几个，对外贸出口这块儿根本就不在行，一开始想联系海运公司和搞定运费的事儿，结果到处碰钉子。
后来我去外贸部找领导，想申请点经费，结果领导直接跟我说：
国家外汇紧张，我们真的是有心无力，而且你们之前还欠着我们几十美元呢……
最后，外联部门的人联系上了他们，并把之前出国没用完的5美元钱给了他们。
刘国民他们心里充满了感激，拿上那笔救急的钱，随即就动身了。
【四 、带着1.67亿美元回来】
1979年3月份，代表团到了开罗，没想到一到那儿就被拒之门外，碰了个大钉子。
埃及民航的头儿出国办事去了，关于修飞机和买飞机的事儿，他啥也没交代。结果，埃及民航的总工程师也挺随便，就跟代表团随便见了个面，啥深入讨论也没有。
刘国民他们没放弃，主动去找了我们国家在埃及的大使和武官帮忙。在这些人的协助下，他们成功联系上了埃及空军司令部，任务也就这么继续进行了。
对方真是热情周到，不光派了联络官全程陪着，还给刘国民他们安排了旅馆，吃住都包了。更贴心的是，还准备了一辆面包车，方便他们出门。这样一来，刘国民他们心里踏实多了。
谈判正式开始后，刘国民他们心里又开始忐忑不安起来。
谈判中遇到的问题真是一大堆，对方还是坚持要我们无偿帮忙，他们觉得歼六性能已经过时了，另外还扯到价格不合理，运输方面也有一堆麻烦。
好不容易把那一堆麻烦都摆平了，埃及空军装备部的头头又整出点新花样。他抱怨说，埃及空军在打仗时吃了大亏，损失惨重，希望这次咱们能先免费送他们装备，等之后再补钱给我们。
这种“漏洞”绝对不能出现，不然一旦有了埃及那样的先例，往后咱们国家的军工产品出口会更加举步维艰，两边都不肯让步，谈判差点儿就谈崩了。
到了紧要关头，咱们国家的驻埃及大使姚广给出了个主意：
咱们可以跳过那位部长，直接联系之前和咱们国家打过交道的副总理。
这位副总理了解完整个事情经过，就开始琢磨起来。刘国民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把实际情况摆出来，一条条地分析道理。
埃及那时候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比我们国家高出不少。而且，我们国家在交易时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个成本钱，这对两边来说都是件好事。
这位副总理最终被劝动了，他赶紧把这事儿跟埃及总统说了，总统一听也点头答应。没多久，谈判就重新开张了，交易也顺顺当当继续往下走了。
还好他突然想到个办法，拿了一张印有国徽的座位标识牌，就把难题给摆平了。
最后，刘国民拿回了一份1.67亿美金的大单子，单子上写明得用美元来结算。
这让我们的美元储备涨了不少，给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关键的是，这次买卖为我国军工产品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紧接着，我国军工出口就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鼎盛时期”。
【五 、军工出口黄金年代】
1979年的时候，咱们国家主要给埃及卖的是歼六和歼七这两种战斗机。
我国武器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后，其他装备也紧跟步伐，成功进军国际市场，例如六九式坦克和K8教练机等都受到了。
六九式坦克主要销往了沙特、伊拉克这些国家，特别是伊拉克，他们在海湾战争爆发前，就已经买了2000多辆这种坦克。
这款坦克单独来算，就为我国带来了十多亿的外汇收入。
说起K8教练机，那可是在我国军机外销历史上，拿过单笔出口数量最多的头衔。1999年的时候，咱们跟埃及达成了一项交易，签的合同金额足足有三亿美元呢。
六九坦克与K8训练机是两个挺有代表性的例子，其他咱们国家的武器在国际市场上也卖得挺火。说白了，就是咱们的东西性价比高，而且卖的时候还不附加任何条件。
跟美国那些西方国家不一样，他们卖武器时老喜欢掺和政治条件，动不动就搞扣押装备、停止军事援助那一套。
岁月流转间，咱们国家的军工水平突飞猛进，出口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尖端、多样化。这样一来，咱们在国际上的名声越来越好，就连美国那些西方国家想对我们实施封锁，也根本没办法做到。
当然，咱们国家出口军工产品，绝非仅仅为了经济利益。国防领域的合作，那可是国际合作里的高端玩法。其他国家乐意跟咱们携手，这无疑是对咱们实力的认可，也是对我们满满的信任。
我国军工出口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实力快速增强，不光是因为科研人员和外交工作者的辛勤付出，还得益于老一辈领导人的高明政治策略。他们的远见卓识为军工出口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 、汲取经验，传承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大力帮忙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时候，这事儿还引起了不少议论。有人觉得，咱们自己也都还在发展中，农村里还有好多贫困的人呢。
这种时候还继续帮忙其他国家，岂不是自己在硬撑门面吗？
其实情况并非那样，一方面我们既注重自身发展，也乐于助人，在支援别国的同时，自己的进步也没停止。到现在，我们已经逐渐成长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了。
另外，我们有自己的“原则”，始终坚持正确的利益观念。经济发展当然关键，但也不能忽视周围那些急需援助的国家，方向对了，才能更快进步。
想当年，毛主席讲的那句“不当军火贩子”，其实就是想说咱们国家热爱和平，不喜欢掺和争霸那些事儿。这个立场啊，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没变过。
邓小平曾提及“不得不当军火商”的观点，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我国在外销军事装备的同时，也从未间断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这一行为，恰恰彰显了他承袭了毛主席时代的那份初心与坚持。
“做事既讲利益也讲道义，道义得放前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里，咱们始终践行的原则，也是推动新中国迅速崛起的“法宝”。
毛主席那份不屈不挠的劲儿，还有邓小平的调整策略，都实实在在体现了咱们老一辈领导人的高明之处。咱们得从这些往事里头学东西，把他们的那些好想法传下去，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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