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并不怎么晴朗的下午，没有风，也没有雨，更不是阴沉沉的，但太阳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有点想变天的感觉。就在那个下午，人们的精神却未必如这天气一样沉闷着，因为被单独关押好长时间的杜聿明出来了，住进集体住宿的大监室已经两天了，今天他也慢腾腾地出来到小广场这边放风来了。

这里做一点说明，有关杜聿明解除单独关押的时间，文强说的是1954年夏天。而方靖的儿子方知今根据他老子的回忆，说是方靖到了功德林之后的第二年的夏天，方靖是1954年冬天到北京功德林的，如此推断，应当是1955年的夏天。而文强在其回忆录中，曾经说过，杜聿明从单独的监室出来之后，大伙便可以有条件（鬼鬼祟祟式的，文强也在字里行间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地交谈了，他还和杜聿明简单地拉了家常。但从众人的回忆录来看，1954年的时候，还不允许战犯间相互交谈，更不要说是在小广场了。因此，我们还是按方靖的回忆录为主吧。至于沈醉先生，此时还在重庆呢，大集中一直到1956年才全部完成。

杜聿明的出现，对于黄维、方靖、宋瑞珂等人而言，不仅仅是新奇，更有着诸多感慨，尤其是在黄维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在1948年11月28日的时候，也就是廖运周率第110师起义之后，第12兵团一直在等待蒋介石的突围命令。因为此前，蒋介石已经同意了他们向固镇转移的计划，只是因为廖部的起义及解放军对其加快包围速度，打乱了他们转进的步伐，而致使他们被围于濉溪的双堆集。于是，他们又向蒋介石请示，请求空军配合，以最快速度撕破解放军的包围圈，迂回向固镇方向转移。当时，为等待蒋介石的命令，杨伯涛甚至还发了火，说出什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话来，黄维对于这个不懂规矩的副军长，还训斥了几句。也就是这个时候，久未谋面、并不直接指挥自己的杜聿明突然飞临双堆集上空，对他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总统的命令马上下达”，然后就飞回徐州去了。而没有多大一会，他们便收到由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下达的一道命令，只有两个字：固守！

黄维向周边看了看，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这才慢腾腾而煞有介事地迂回前进，装作没事人一样，走到杜聿明身边，轻轻地咳嗽两声，问道：“光亭，还好吗？”

杜聿明或许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集体生活，他下意识地停下脚步，呆呆地看着黄维，好久，脸上才有了表情，冷笑着说：“东北，丢了，校长不让我负责；黄焕然兵团丢了，校长不让我负责；徐州丢了，校长不让我负责；可接下来，四个兵团全丢了，我再不负责，行吗？”

黄维愣了一下，并没有看杜聿明的脸，脸色凝重地说道：“光亭，身体如何？”

杜聿明轻轻咳嗽一下，腰身也佝偻下去一点，嘴里喘着粗气，说道：“生不如死，我对不起校长，活着，对于我而言，是一种折磨，倒不如死了。我后悔，当初在磨坊里，我那一石头下去，为何不再用些力。我后悔，我积攒的安眠药，被他们发现了。要是有机会，还是死了好，死了，是一种解脱。培我，对不起了，是我的自私，害了你们啊。”

黄维又是一愣，正要说什么的时候，陈林达过来了，头也不回，以极低的声音说：“光公，你，受苦了。”

杜聿明又迟疑了一下，才说道：“兼善，你，也受苦了。是陈诚害了你啊。”

黄维见状，知道大伙要和杜聿明见面，便又咳嗽一声，慢腾腾地往前走去，嘴里依旧哼唱着：“江水滔滔夜未央，孤影独坐心凄凉。思往事，泪满腔，国破家亡痛断肠……”

黄维身后，宋希濂已经慢腾腾地走了过去。

远处，王陵基失神地站在一堵房山后，看了好长时间，才说了一句：“那，不是杜聿明吗？”

站在他身旁的陈长捷轻声回答了一句：“不是他，又是谁？听说，他才是这里最大的反动派？”

“不！”王陵基显然有些愤怒了，说道：“论军衔，王某是上将，他，不过是个中将；论官职，康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他不过是一个‘剿总’副总司令，凭什么他是最大的反动派啊？”

“凭什么？”陈长捷笑了，调侃着王陵基：“老爷子，凭人家的贡献大，你，才给共产党送多少礼嘛，人家杜光亭，从东北送到华东，一百多万部队，总不为过吧。你王主席呢？”

陈长捷看了王陵基一眼，王陵基笑了，说道：“王灵官见杜长官，小巫见大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