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境门&寻根古堡

小堡百科—范氏家族

谈张家口堡商城的历史，不能不谈晋商。晋商，历史久远，涉足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中国的商业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张家口口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崇祯五年(1632年)漠南蒙古背向明朝，臣服于辽东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蓄意进行军事扩张，军用物资为第一紧要，因与明王朝的对立关系，不能公开进关进行贸易，于是，他多次派人进入张家口，通过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翟堂、田生兰、梁嘉宾、黄云发八家商人搜罗了大批生活和军用物资。乾隆年间出版的《万全县志》这样记载：“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张市易，皆八家主之。”此时，后金政权为加快发展，多次派人到张家口一带采购生活物品和军事物资，以范永斗为代表的八位晋商不顾明王朝的禁边令，私下里同满族人进行了商业和军事的交易，为清兵入关提供了物资、情报甚至军火。所以清王朝“定鼎后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赐馔”，赐封八大晋商为皇商。八大皇商依仗着经济实力和政治特权，手持龙票潇潇洒洒地在张库大道上几乎垄断经营了近百年之久。

皇商是封建社会中官商的一种，在清代的官商中，以内务府的皇商资本最雄厚，经营范围最广泛，与清政府的经济、政治联系最深。而在清代的皇商中，以介休范氏最为著名，他们是皇商的代表人物。山西人经商的历史久远，涉足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明中前期，山西介休张原村人范至刚带着不太多的资本来到张家口经商，历一百五十多年，传至范永斗一代已是明崇祯年间。《国朝文录续编》中介绍范氏时说：“……家大起，市易边城，以信义著。国朝定鼎，初召至京师，授以职，力辞。因命主贸易事，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岁输皮币入内府。”其实早在明初，范氏已在蒙古地区进行贸易。至明末传到范永斗时，范氏已成为张家口地区对蒙古草原贸易的大富商。清王朝建立后的顺治初年，范永斗即正式入内务府籍，成为了内务府皇商。随着清王朝统治在全国的建立，范永斗在其子范三拔的协助下，利用皇商特权，一面继续经营一些对边疆的贸易，一面扩大经营范围。增加了铜、盐运销和其他商业业务。

大体说来，从康熙到乾隆初年，是范氏家族经商鼎盛并在政治上取得较高地位的时期。范三拔的儿子们曾为清王朝运送军粮，建立了重大功勋。后来，清王朝先后授范氏子孙和范氏族人布政司参政、总兵官、提督、太仆寺少卿、员外郎、郎中、道员、知府、同知、州同、县丞等官职。范氏的祖辈，如范永斗、范三拔也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他们的妻子也被追赠为夫人、宜人等。当时的范氏，已经变成了豪门权贵。

张家口桥西范家大门是范氏家族在张家口生活栖息过的地方，街上精美的建筑遗存展示了范氏家族曾经的辉煌。

乾隆年间，范氏经营活动日渐衰落。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政府以范氏铜业“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昔日堂堂皇皇的“世袭皇商”一夜之间变成了阶下之囚。后来，也许是八大皇商的后人们经营能力衰退，也许是政治的需要，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八大皇商之首范氏的后裔被“一门查抄”，家产充公后，曾显赫一时的皇商后代们纷纷“败家”，八大皇商威风从此不再。

八大皇商已经远去，但是留给张家口堡的却是理不尽的历史之谜。可以肯定，因为安全的原因，当年八大皇商的宅院大都应该建在张家口堡内。但是因时间久远，皇商的具体院落已失去记忆。现在除张家口堡北比较明确的范永斗旧宅范家大门和张家口堡内东门大街田生兰旧宅外，其它几位皇商当年的住宅都没能确认。现在我们只能从一些院落的建筑规制、建筑工艺、建筑材料所反映出来的建筑特性做出一些判断。鼓楼东街1号和2号院落是两处建于明末或清代早期的建筑，笔者分析认为这是八大皇商的商号旧址。理由有几个，一是院落的建筑年代、风格都属于明末清初，这一时期正好是八大皇商事业的鼎盛期。二是这两个院落的建筑规制起点很高，正房均为五开间，是标准的大四合院。门口有精致的抱鼓石，门楼砖垛上有灵兽图案。此类形制，绝非普通人家。三是2号院门庭开阔，门楼宽达丈余，已远远超出老百姓的建房规制。四是1号和2号这两个院落内，地面已低于路面约70厘米。原因是由于街道的不断垫高，院落的地面自然就低了，后盖的房绝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当然，最终的确认还需直接的证据。

文章摘自：刘振英老师《品读张家口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