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炼真金

随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枪声响起，温玉成经过在革命熔炉中的多年锤炼，他已从那个懵懂的放牛娃成长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红军指挥员。1940年，一纸调令将他送往了南方，加入了坚持在敌后进行艰苦斗争的新四军序列。他所面临的任务，是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江南水乡——具体而言，是在江苏省江阴、无锡、常熟三县交界的战略要地，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这片被称为“澄锡虞”的地区，河网密布，物产丰饶，但也正是因此，成为了日伪军重点控制和反复“清乡”的目标。面对日军精良的装备、严密的碉堡封锁线以及伪军和汉奸的助纣为虐，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新四军在此立足的难度可想而知。

温玉成凭借着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积累的经验，结合江南水乡泽国的地理特点，创造性地提出并实践了一套灵活机动的“小规模游击战”战术。这套战术的核心在于“打了就跑，跑了再打”，利用熟悉地形、依靠群众的优势，化整为零，隐蔽出击。

在他的有效领导和斗争下，“澄锡虞”地区逐渐从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抗日的前线，建立起相对稳固的根据地。日伪当局对此恨之入骨，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到了1943年，为了彻底拔除这颗钉子，日军调集了相当规模的兵力，并发动了残酷的“清乡”和“扫荡”，采用所谓“铁滚式”战术，企图梳篦式地搜剿、消灭该地区的新四军力量。

面对敌人来势汹汹的疯狂进攻，温玉成指挥部队，时而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薄弱环节予以痛击，打掉其嚣张气焰；时而又迅速分散，化整为零，利用青纱帐、芦苇荡和熟悉的村庄地形，与敌人巧妙周旋，隐蔽待机。

在这场残酷的反“扫荡”斗争中，人民群众的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为新四军提供情报、掩护伤员、输送给养，军民一心，共同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日伪当局散布的“苏南已无新四军”等谣言的最有力回击，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战信心。

解放战场逞英豪

抗日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解放战争的号角便已吹响。温玉成奉命北上，加入了当时由林彪、罗荣桓等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编为第四野战军）。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辽沈战役期间，温玉成的表现尤为突出，堪称其军事生涯中的一次经典之作。

1948年秋，辽沈战役已进入关键阶段，我军攻克锦州，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南撤的陆上通道，形成了“关门打狗”的有利态势。被围困在辽西地区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廖耀湘兵团，仍有相当实力，并企图向营口方向突围，从海上撤退。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企图，实现全歼东北敌军主力的战略目标，东北野战军总部下达了一道极其关键的任务：要求一支部队以最快速度，长途奔袭，抢占并堵死廖耀湘兵团南逃营口的必经之路。

这项重任，最终落在了温玉成和他所率领的两个师的肩上。温玉成立即组织部队出发。他身先士卒，亲自带领部队，顶着深秋的寒风，克服疲劳、饥饿以及敌情不明等重重困难，开始了史诗般的强行军。部队日夜兼程，翻山越岭，涉水渡河，以惊人的毅力向预定目标疾进。

经过连续数日的急行军，他们硬是在敌人反应过来之前，奇迹般地奔袭了三百余华里，如同一把尖刀，精准地插向了敌人的软肋，按时抵达并控制了廖耀湘兵团南撤的关键节点。这次成功的穿插，彻底切断了廖耀湘兵团的海上退路，使其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为我军最终在辽西地区围歼该兵团，取得辽沈战役的完胜立下了赫赫战功。

朝鲜扬威卫国门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红旗飘扬，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仅仅一年之后，朝鲜半岛燃起战火，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悍然介入，并将战火迅速向北推移，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严重威胁到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这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身经百战的温玉成，此时已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军长，再次临危受命，成为首批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指挥员之一。1950年10月下旬，志愿军悄然入朝后不久，就在朝鲜北部的云山地区，与向北冒进的美军部队发生了遭遇战。温玉成指挥的第40军，正是打响这具有历史意义的对美军作战“第一枪。

面对装备精良、狂妄自大的美军王牌部队——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当时已是机械化步兵师），温玉成利用夜战、近战的优势，指挥部队采取大胆穿插、分割包围的战术，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经过数日激战，40军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给美军骑兵第1师及其配属的南朝鲜军部队以沉重打击，将其打得措手不及，狼狈南逃至清川江以南。

场胜利，为后续战役的展开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温玉成的军旅生涯再添光彩。从朝鲜战场凯旋后，温玉成凭借其赫赫战功和卓越才干，继续在军队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他过往的经历，特别是曾担任过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的警卫团长这一特殊资历，本身就说明了他是一位深受高层信任的将领。建国后，他历任军区副司令员等要职，一步步走向军队高级领导岗位。到196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庆典时，他已是首都的卫戍区司令员，肩负着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首都安全的核心职责。

风云突变陷囹圄

1970年，温玉成被卷入政治漩涡，而原因仅仅是涉及了一次“转交密信”的行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诬陷和打击，温玉成百口莫辩。尽管他可能极力申诉，试图澄清事实，但在当时非正常的政治程序和高压态势下，个人的辩解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巨大的政治压力层层下压，最终传递到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总理那里。

周总理虽然深知温玉成的历史功绩和为人，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和巨大的压力之下，有时也难以完全左右局势的发展。 最终，以“帮助教育”、“学习提高”的名义，一份将温玉成送往四川成都进行隔离审查的文件，经由周总理主管的办公室发出并得到了批准。

这位战功卓著、曾担任首都卫戍重任的开国中将，一夜之间从权力的中心被抛向了边缘，从一位受人尊敬的高级将领，变成了一名失去自由、接受审查的“特殊学员”。他被秘密关押在成都郊区的邓家花园，一处环境僻静但充满压抑气氛的场所。

他住的囚室据说只有六平方米大小，昔日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如今的日常活动范围仅限于此。更具侮辱性的是，据资料所述，他每天的任务竟然是打扫院子里的落叶。身体上的禁锢尚可忍受，精神上的折磨才是最痛苦的。他与外界隔绝，无法了解家人和外界的情况，更无法为自己辩护。

但他并未就此消沉，内心深处，他依然坚信自己的清白，坚信党组织最终会查明真相。怀着一线希望，他强忍着内心的屈辱和愤懑，开始给北京写申诉信，一封接一封，详细陈述自己的情况，希望能得到公正的对待。前前后后，他写了二十几封信，都如同泥牛入海，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在被关押期间，他甚至要忍受看守人员的随意呵斥，昔日的威严和荣誉荡然无存。

迟来的昭雪

1976年1月8日，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这位为国家和人民操劳一生的伟人，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牵挂着许多人和事，其中就包括温玉成的冤案。他临终前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表达的对温玉成事件的不安和嘱托，成为了推动问题解决的关键一步。

就在周总理逝世后仅仅一周，1976年1月15日，当载着周总理骨灰的专机飞过祖国大地，将他的骨灰撒向江河山川之时，一场特殊的“寻人行动”正在四川成都悄然进行。根据中央的指示，很可能是遵循周总理的遗愿并受李先念等领导的委派，相关人员来到了成都。他们的任务，是找到那位已被遗忘多年的“特殊学员”——温玉成。

工作人员经过一番周折，甚至深入到成都东郊的一个菜市场附近打听消息，最终才找到了那个正在默默扫地的、身形干瘦、饱经风霜的老人。眼前的景象令人心酸：昔日叱咤风云、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如今竟是这般模样。在确认身份后，温玉成终于结束了长达六年的囚禁生涯，被正式解救出来。

不久之后，温玉成得以重返阔别已久的北京。当他被安排住进位于白广路的总参谋部招待所时，内心百感交集。他的最终平反昭雪，固然有赖于周总理临终前的关怀和拨乱反正的历史潮流，但更离不开他本人在逆境中坚守信念、持续申诉的不懈努力。

参考资料：[1]颜梅生.打响抗美援朝“第一枪”的开国中将温玉成[J].党史博采（上）,2009,0(5):5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