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刘伯承元帅迎来五十岁生日，陈毅元帅特意献上一首诗，题为“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这首诗通过提及孙武、吴起、范仲淹和韩琦这四位历史名将，来比喻刘伯承的军事才能。孙武和吴起是古代著名的军事家，范仲淹和韩琦则是杰出的防御战略家。陈毅通过这样的比喻，表达了对刘伯承用兵如神、守土有方的深深敬佩。这首诗不仅是对刘伯承军事才能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他多年征战、保家卫国贡献的肯定。
刘伯承的军事才能极为出众，1942年太行山反“扫荡”行动中，师直属部队由于未按他指定的时间出发，结果被敌军前后包抄，险些全军覆没。
【在太行山站稳脚跟】
1937年12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刚刚在冀西地区站稳脚跟，日军第二十师团的指挥官川岸文三郎就率领5000多名骑兵和步兵，打算在正太路以南地区彻底消灭一二九师。
日军采取多路进攻策略，通过分散推进和快速突袭，对一二九师的部分部队形成了半圆形的包围态势，试图一举歼灭其主力。
日军采用了诱敌深入的战术，派遣少量兵力驻守松塔西北的羊头崖地区。他们故意在阵地上留下明显的防御漏洞，阵地布置杂乱无章，企图引诱八路军七七二团主动出击。这种策略旨在为日军主力部队创造有利的作战时机，通过示弱来达到牵制对手的目的。
772团侦察到这股日军警惕性不高，立即将情报上报师部，同时全团进入战备状态。他们密切监视敌军动向，确保随时能投入战斗。部队保持高度戒备，等待上级进一步指示。
刘伯承师长一拿到这份情报，立刻觉得有问题。日本人的漏洞暴露得太刻意了，简直像在故意引诱八路军一二师上钩。他迅速翻出最近几天的敌情报告，仔细对比分析。
“等一下，羊头崖那边的日军不对劲，他们明显是在设圈套，想引诱我们一二九师上钩！”
发现日军的诡计后，刘伯承迅速制定作战计划。他命令七七二团在松塔一带设下圈套，引诱日军分散兵力前来围攻。一旦敌人上钩，七七二团立即撤出包围圈，绕到日军侧后方发起突袭。与此同时，七六九团和另外两支队伍在外围策应，确保七七二团顺利从内线转移到外线，完成对日军的夹击。
刘伯承深知此次一二九师反围攻战役的战略意义，认为这场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到部队在太行山区的生存与发展。他将其视为奠定未来根基的关键一仗，要求全体指战员务必全力以赴。
天刚亮，日军发现七七二团并未落入圈套，于是按原定方案启动了"六路围攻"的军事行动。
华泉村战斗打响时，772团采取了分兵部署的战术。团里大部分兵力驻守在村子西北方向的制高点，主要任务是牵制并阻击正面来袭的日军。同时，他们派出一支部队迅速占领了村东南的高地，这个位置至关重要，可以有效防备敌人从侧翼包抄的企图。
在密集炮火的支援下，日本军队对七七二团驻守的山头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双方交战异常激烈，七七二团利用地形优势顽强抵抗。随着战斗的持续，阵地前方堆积的日军尸体不断增加。
在里思村北部的高地，七七二团一营的部队也投入了战斗。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敌军的踪迹。负责指挥的是副团长王近山，他在战场上以勇猛著称，被大家称为“王疯子”。与此同时，华泉村的战斗也在激烈进行中。
在里思村的激战中，战斗异常残酷。王近山在成功击退敌人数次冲锋后，不幸手臂中弹，鲜血直流。尽管如此，他依然坚持指挥，直到夜幕降临。为了有效牵制敌军，他留下一小部分兵力在内部战线，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转移至南、北军城的外围，对日军实施反击。
傍晚时刻，陈赓察觉到一支超过1200人的日军队伍正向南、北军城方向移动，他随即指挥部队向独堆山附近的山区撤离。
23日一早，陈赓指挥部队分头行动，在南、北军城一带与敌军展开灵活对抗。他带领部队在夜色掩护下不断转移，让日军多次扑空。不仅如此，日军还频频遭遇八路军的伏击和游击队的突袭，损失惨重，处境十分被动。
12月下旬，太行山区被严寒笼罩，积雪覆盖。日军由于后勤补给线被阻断，无法获得物资补充，导致伤兵和病员数量持续上升。面对这一困境，他们不得不在27日全面撤退。
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地区首次成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战斗中消灭和打伤敌军超过700人。这场胜利为后续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行突围行动】
太平洋战争打响后，日本放弃了全面侵华的幻想，转而将华北地区作为其军事后勤基地。在这一战略调整下，太行山等华北抗日根据地成为了日军亟需拔除的心腹大患。
1942年5月，日军在山西的指挥官筱冢义男调动了25个大队的日军和3000多名伪军，对太行山地区展开大规模包围。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清除驻扎在太行山北部的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以及一二九师。这次行动旨在通过一次集中攻势，彻底消灭这些抗日力量。
在涉县的刘伯承接到情报后，显得异常镇定。他盯着那张早已烂熟于心的太行山地形图，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各种应对方案。凭借着对这片区域的深入了解，他迅速构思出多个可行的策略，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好了充分准备。
一二九师采取了分兵三路的策略。其中，358旅的769团承担了紧急护送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突围的任务，要求迅速行动。与此同时，部分兵力留在内线，负责指挥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与敌军周旋。主力部队则迅速转移到外线，从侧翼和后方对敌人发起进攻，重点打击敌占区的关键据点，破坏其交通枢纽，迫使敌军后撤。
利用交通线的便利，日军快速推进，其前锋已接近八路军指挥中心。刘伯承迅速做出决策，派遣一支部队拖住敌方先锋，同时指挥主力部队紧急撤离，以确保安全。
夜幕降临，八路军总部大部分人员已撤离，仅留下新一旅二营和师直属队负责警戒。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包围圈不断收紧。刘伯承赶到王家庄与前方部队会合，共同商讨突围策略。
此时，先遣部队已开始向杨家庄和神头村方向推进，计划在该区域开辟突破口，实施突围行动。
刘伯承登上王家庄附近的一处高地，借助望远镜仔细分析周边地势和敌军动向。他一边观察，一边向身旁的指挥员询问他们对于突破包围圈的具体方案。
有人建议按照既定方案，从杨家庄和神头村这两个方向进行突围。
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你看那边火光冲天，敌人在烧毁房屋，切断了我们的撤退路线。我们必须立即让部队撤回，重新制定策略，寻找其他可行的方案。
刘伯承稍作思索，随即坚定地表示：“就选这条路，困难算什么，有路就说明能走通。”
面对其他指挥官提出的更换撤退路线或等待观察日军进攻深度后再决定行动的建议，刘伯承坚决不予采纳。他强调，突围行动不能依赖运气，也不应盲目沿用过去的经验。他指出，此次日军的“扫荡”行动在纵深部署上比以往更为严密，因此必须从最不利的情况出发，做好充分准备。
听完刘伯承的讲解，在场官兵都深感佩服，认为他在指挥作战时不仅考虑周全，而且眼光长远。大家一致认为，刘伯承在军事指挥上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思维和深远的洞察力。
刘伯承下令让尝试突围的先锋部队迅速撤回，此时敌军已从各个方向逐渐逼近王家庄，局势十分紧张。
刘伯承心里始终挂念着师直属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及太行区党委的同志们，因为这些人迟迟未能跟上队伍。
夜幕已深，时钟指向十一点，师直属队依然不见踪影。在场的人们开始疑惑，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师直属队去哪里了】
面对日军步步紧逼的危急局势，刘伯承身边仅剩新一旅二团二营的兵力，一旦被日军完全包围，后果不堪设想。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意识到情况紧急，决定不再让刘伯承继续等待，必须迅速采取行动。
指挥官，您带领二营先行撤离，我来处理直属队的人员搜寻任务。
刘伯承目光严肃地盯着李达，他深知当前处境十分危险，随时可能遭遇日军的突袭。他直接问李达，如果既找不到目标又无法突围，接下来有什么应对方案。
李达对刘伯承明确表示，如果无法完成任务，就留在根据地与部队共同开展游击作战。
刘伯承略作思考后，同意了李达的提议，指示他去联络师部直属部队。李达随即带领一排士兵悄然隐入黑暗，前方等待他们的是吉凶未卜的命运。
山间逐渐安静下来，刺骨的山风让人感到一阵阵冷意。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刘伯承和同伴们已经等了很久，却始终没有收到李达及其直属队的任何消息。
李达和师直属队未能按时返回，形势十分危急。天即将破晓，如果刘伯承他们还不撤退，就会被日军彻底包围。迫于无奈，刘伯承只能痛下决心，带领部队从小路迅速撤离。
队伍在夜色掩护下悄然启程，为避免暴露行踪，他们放弃了照明工具，只能在漆黑中摸索前行。随着地势逐渐升高，路径愈发险峻，刘伯承带领众人沿着陡峭的岩壁，小心翼翼地向上攀登。
山间不时传来日军零星的枪声和叫喊，刘伯承拄着拐杖艰难地走到队伍中央。他的军装已被汗水浸透，战士们望着这位年过五十、身上带伤的首长，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敬重与感动。
黎明时分，队伍抵达了响堂铺附近的山谷。经过整夜行军，众人嘴唇干裂，口渴难耐。发现一条小溪后，大家迫不及待地饮用起来。刘伯承也尝了几口，觉得溪水清爽，但隐约带有些许羊粪的气息。
他幽默地对在场的人说：“这次突围，我们走的是放羊的小道，喝的是羊粪污染的水，看来羊才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刘伯承几句玩笑话让大家紧绷的情绪放松下来，短暂休整后队伍继续前进。
傍晚时分，部队顺利抵达预定地点。刘伯承立即安排人员沿原路折返，前去寻找李达及师部直属队伍。这次行动带来了令人欣慰的结果。
当两支部队汇合后，师部直属队的负责人向刘伯承汇报情况时，显得有些尴尬，详细解释了此次突围过程中人员走散的具体原因。
由于他们在突围时不愿丢弃随身物品，结果比刘伯承指定的出发时间延迟了20分钟。当他们按计划路线行进时，意外发现日军踪迹，迫使他们不得不另寻路径撤离。
在另一条行军路线上，师直属队遭到了敌军封锁部队和"扫荡"部队的夹击，情况十分危急。关键时刻，李达率领部队及时赶到支援，再加上当地游击队的配合，才成功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
周围的战友听完师直属队的讲述，不由得赞叹刘伯承的深谋远虑。大家感慨，即使他的计划稍有出入，也会导致突围过程变得复杂艰难。
【渡江战役中的伟大贡献】
京沪杭战役，又称渡江战役，刘伯承作为总前委委员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在战场上展现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他带领部队奋勇作战，为这场关键战役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刘伯承的战术部署和军事决策，对战役的最终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他的领导下，第二野战军克服重重困难，成功突破敌军防线，为后续战斗奠定了坚实基础。刘伯承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战场指挥上，更在于他对整个战役的战略规划和执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1949年3月，刘伯承率领第二野战军的三个兵团，分别从阜阳、沈丘和漯河出发，向长江北岸的湖口至贵池段推进。为了确保先头部队的行动不被察觉，他巧妙地利用了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缺乏协作的漏洞，采取了佯攻东面、实攻西面的策略。
刘伯承指挥桐柏和江汉军区的部队在安陆、应城、天门一带展开灵活作战，以此对武汉的侧翼和后方形成压力。这一行动旨在牵制白崇禧的部分兵力，迫使其向西调动，从而削弱武汉方向的防御力量。
四野的先头部队被紧急调派至二野麾下，迅速向信阳方向推进，旨在对平汉铁路南段施加压力，以此迫使白崇禧面临更大挑战。
刘伯承在部署中，将麻城和罗田地区的四兵团纳入作战计划。他指示四兵团有意展示行军动向，通过团风渡江的举动，营造出准备突袭武汉的假象，以此迷惑对手。
解放军的复杂军事部署迷惑了白崇禧，他误以为第二野战军计划从团风渡江南下，意图突袭武汉。基于这一判断，他下令将桂系主力部队向武汉和九江方向集结，导致防线出现重大漏洞。
第二野战军的先锋部队迅速拿下安庆周边的县城，并在4月份推进到长江北岸，全面控制了计划中的江北区域，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准备随时发起渡江作战。
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的指挥层依据"渡江作战前需清除沿岸据点"的传统战术思路，决定调遣第十一军集中力量攻占安庆。
刘伯承审阅作战方案时，发现存在明显问题。他决定实地考察，亲自前往安庆前线侦察。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这一区域地形复杂，既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又有大片沼泽地。更棘手的是，日军在占领期间修筑了大量坚固的防御工事和碉堡，这些设施给攻坚作战带来了极大困难。
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并确保后续行动顺利，刘伯承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他命令第十军主力及皖西独立旅严密监视安庆，封锁其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将其他部队集中用于渡江作战。安庆的攻占或谈判被暂时搁置，待渡江战役结束后再作打算。这一部署既减少了人员伤亡，又保证了整体作战计划的连贯性。
渡江战役打响后，国民党精心布置的长江防线迅速崩溃。安庆守军担心退路被切断，匆忙弃城而逃。
刘伯承率领西线部队，成功切断了汤恩伯和白崇禧两大军事集团的协同作战能力。这一战略行动不仅超出了原定作战计划的范围，还显著提升了整体战果。通过这一胜利，为后续向华南、西南地区推进，最终实现全国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