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力图中兴大明受阻，就将责任推到了一众大臣的身上，其人又薄情寡恩，遂有重典御下。

国家战事频繁，内忧外患之际，兵部尚书这个职位无疑肩负重任，但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崇祯朝一共有10多位兵部尚书，大致可以分为几类。袁崇焕、洪承畴等人曾任兵部尚书，但那是荣誉加衔，并没有实际出任兵部尚书，所以不算在里面。

首先是被杀的：崔呈秀和阎鸣泰是阉党，崔呈秀被杀，阎鸣泰被发配边疆而死；其次是失职、渎职被革职查办的：王在晋、申用懋、熊明遇、傅宗龙、张国维、张缙彦；最后是被崇祯撤职投进过监狱或处死的：王洽、梁廷栋、张凤翼、杨嗣昌、陈新甲。

其中，王洽的死能很好地说明的崇祯重典御下的态度。崇祯继位之后，对很多曾经被魏忠贤打击的官员都给予了重用，王洽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有真才实学的。在罢免兵部尚书王在晋之后，崇祯想物色一位优秀的人才来担起兵部尚书的重任。为此，崇祯召集大臣一起廷议，王洽在此次廷议中脱颖而出，得以任职。

当上兵部尚书的王洽，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他首先就是给崇祯帝上了一道疏，说明自己要干一系列的事情：严债帅，修武备，核实兵，衡将才，核欺蔽，惩朘削，勤训练，厘积蠹，举异才，弭盗贼（《明史·王洽传》）。崇祯帝听闻后，当然是对其嘉奖了一番。

有一件事能看出王洽的能力。宣大总督王象乾与大同巡抚张宗衡在对蒙古是战是和上起了争执。王象乾戎马一生，历经四朝，对于外族入侵一贯主张以招抚为主，而张宗衡作为边将主张武力征讨。崇祯帝就此召开了廷议，在王洽的支持下，王象乾主张的招抚得到了批准。应该来说，王洽的主张是正确的，化解了这次争执。此时，努尔哈赤起于辽东，明朝再去对蒙古用兵，无疑会让时局更加艰难。

王洽对辽东的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要想解决辽东的问题，就得解决粮饷的问题，而辽东的粮饷耗费巨大，依靠关内各省输入，国家的负担沉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他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开展军屯，主要的田地来源是辽东、永平、天津、登州、莱州等地区的海荒地，还有宝坻、香河、丰润、玉田、三河、顺义诸县的闲田。实行七成人员守边，三成人员屯田的措施，打算通过自力更生来解决辽东的粮饷问题。不仅如此，王洽还淘汰了一批无所作为的武将，向朝廷推荐了大批人才，其中就有杨嗣昌、梁廷栋等人，他们在日后大放光彩。

但不幸的是，己巳之变爆发后，皇太极率领10万大军兵临北京城下。面对这种重大变局，王洽也无法击败皇太极的大军。侍郎周延儒就弹劾王洽，说现在的结果，都是因为王洽调度无方，又说当初嘉靖帝杀了兵部尚书丁汝夔，将士们震悚，连强敌都宵遁了。周延儒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要让皇帝对王洽开刀，震慑诸位大臣。崇祯帝遂把王洽下狱，王洽此时已经61岁了，哪里能经得起监狱里的苦日子，不久就病死了。但崇祯帝还是没有放过他，在定罪的时候，即便王洽已经去世了，还是给他判了个死罪。

这些兵部尚书中最幸运的就是那几位被革职的人。相比于其他人，兵部尚书熊明遇的遭遇就要好很多。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带兵到宣府一带，意图劫掠，巡抚沈棨与太监王坤遣使与皇太极议和，给了皇太极很多的财物，皇太极就退兵了。这件事让崇祯很生气，就召集群臣商议此事，熊明遇居然上前为沈棨辩解，遂被崇祯帝免职。这也让熊明遇逃过一劫，得以善终，直到大明灭亡五年之后，他才去世。

就算是病故，也算兵部尚书中比较幸运的，比如，冯元飙当兵部尚书时已经病重，一件事没干，不久就去世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被杀或自杀的兵部尚书竟占到了全部人数的一半左右。

张凤翼担任兵部尚书五年，是崇祯朝任职最久的兵部尚书，《明史》说他“工于趋利，巧于避患”，也就是说他做官很圆滑，善于趋利避害。当初魏忠贤得势时，趋炎附势之徒都热衷给魏忠贤修生祠，崇祯帝继位不久，那些修建生祠的人开始被清算，张凤翼也被御史弹劾。张凤翼赶紧上疏请辞，崇祯帝没有同意，然后他又以生病为由请求辞职。最后，张凤翼顺利地逃脱了被惩罚的命运。

第二年，他又被复用，而且担任的是蓟辽总督的重任。此时，后金在关内夺取了遵化等四城，张凤翼收复了这四城，得以升任兵部尚书。崇祯九年（1636年），后金军侵昌平，张凤翼束手无策，而朝内弹劾不止。张凤翼无奈，只能向崇祯申请亲自出战，崇祯给他尚方宝剑，都督诸军出战。但张凤翼哪里敢跟清军硬碰硬，想着自己不敢作战，必定会被崇祯事后处理，干脆每日食用大黄，不久便死了。

与张凤翼一起食用大黄的还有前兵部尚书梁廷栋，此人当时任职宣大总督，与张凤翼一起抗清，一起束手无策，一起吃大黄，一起死去。其实，梁廷栋的死一点也不冤枉，他任兵部尚书时干了两件事，一是力主崇祯加赋税，每亩加3厘，合计加赋165万两；二是卖官受贿，遭到了言官的弹劾，最后梁廷栋贿赂太监说好话，才得以仅受免职的处罚。但该来的跑不掉，清军来了，崇祯又让他带兵作战，他最终就只有一条死路可以走了。

再来说说杨嗣昌，他深得崇祯帝的信任，他当兵部尚书没有任何的意外，还入了内阁。杨嗣昌设计了十面张网的剿贼计划，意图一举消灭农民起义军。起初，这个策略确实是起了作用，高迎祥被杀，李自成仅剩十八骑逃入大山之中，张献忠、罗汝才投降。但好景不长，仅过了大半年时间，农民军又死灰复燃，杨嗣昌只得亲自上了战场。然而，部将左良玉桀骜不听命令，贺人龙也阳奉阴违，杨嗣昌虽然心思缜密，却根本无法歼灭农民军。反而是张献忠攻破了襄阳，李自成拿下了洛阳，两位王爷被杀，杨嗣昌惊惧之余，最终自杀身亡。

杨嗣昌常常被称为奸臣，但实际上，他是明朝当时少有的具备战略眼光且能拿出全局方案的大臣，他一死，明朝的局势更加不可收拾了。

而兵部尚书傅宗龙和孙传庭的死，则更显悲壮。傅宗龙此人生性刚直，不会拐弯抹角。他当上兵部尚书源于杨嗣昌的推荐，因为他在平定西南的奢安之乱中立有大功。傅宗龙作为一名前线主将是没有问题的，但担任兵部尚书还是有所欠缺。他说话太直，经常得罪同僚，崇祯帝也多次被他顶撞。后来，因为一些小事情，傅宗龙被下狱。

杨嗣昌死后，朝廷实在没人，崇祯帝就把他放出来去打李自成。此时，李自成军队的兵力超过了50万，傅宗龙带着三总兵4万人去打，战争才开始，几位总兵拔腿就跑，就傅宗龙死战到底，最后被活捉了。农民军想用傅宗龙来骗开城门，哪知傅宗龙大喊让城上做好防御，最终被杀。

与傅宗龙同样悲壮的是孙传庭。崇祯十六年（1643年），孙传庭在河南与李自成战败，带着数万残兵败将退回了潼关，李自成在后面紧追不舍。高杰劝孙传庭退回西安，利用城墙防守，但孙传庭坚决要在潼关布防。孙传庭明白一个道理，自己活不了的，要么死于李自成之手，要么死于崇祯之手。在李自成攻打潼关的过程中，孙传庭主动出击，最终战死。孙传庭死后，尸骨无存。比较讽刺的是，孙传庭十月初六战死，两天后的初八，也就是孙传庭死后两天，崇祯的圣旨到了，圣旨中皇帝夺去了孙传庭督师及兵部尚书的官衔，让其戴罪立功。孙传庭死后，朝廷也没有给抚恤。

当明朝处于旦夕之间时，很多人还在为国家想办法，作为兵部尚书，陈新甲是其中一位。陈新甲是举人出身，这样的出身能做到兵部尚书，在整个大明朝都实属罕见。可见，崇祯用人颇有不拘一格的意思。陈新甲眼见大明王朝内忧外患，就建议崇祯与满清和谈，崇祯同意了，同时要求陈新甲对此事严格保密。但陈新甲这个马大哈，看完皇太极的来信之后，居然随手把信放在书桌上，被仆人当成普通军事情报发给了各个部门，这下明朝与满清和谈的事就曝光了。于是，言官们纷纷弹劾陈新甲。

当陈新甲知道自己被弹劾时，他并没有多大的惊慌。有两个原因，第一点是他与司礼太监王德化关系亲密，多次化险为夷。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陈新甲与满清和谈是按照皇帝的命令进行的。皇帝都同意了，陈新甲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所以陈新甲一点也不惊慌，相反，他甚至认为自己有功。但是接下来的动作，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他很快就被下狱了，这时他才有点害怕了，赶紧让家里出钱，收买那些言官给自己求情。一时间，为陈新甲求情的奏疏又如雪花般飞向崇祯。虽有多人求情，但崇祯也没有放过陈新甲，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二十二日将其处死。

纵观整个明朝，皇帝杀首辅的情况并不多见，而崇祯一人就杀了2位，分别是薛国观和周延儒。周延儒自幼聪颖，学识渊博，连中会员和状元，这样的人才是要被朝廷所用的。崇祯帝让周延儒入阁担任首辅，但内阁大臣温体仁与周延儒争权，闹得朝廷鸡飞狗跳，崇祯帝不胜其烦，最终让周延儒和温体仁先后离任。但周延儒走后，崇祯帝又念念不忘，不久重新启用周延儒为首辅。对于这次复起，周延儒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自知再来必祸，而不敢不来。当时的明朝，亡国之势已经很明显了，周延儒此时出任首辅，自然能隐约预料到自己的结果。

再次任首辅后，少了温体仁的掣肘，周延儒是想做些实事的。他常年为政，深知朝廷的弊端所在，又在进京途中做好了详细的规划，所以见了崇祯皇帝，讲起他的施政纲领是头头是道。首先，他请求释放那些欠漕粮的欠户，又请减去民间累积的欠税，还建议那些兵荒马乱之地减去两年赋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发了大水，周延儒请求皇帝允许用明年的夏麦代漕粮。这些政策都是减轻农民负担的，皇帝很是认同，一律准予实行。

除此之外，周延儒又说：“老成名德，不可轻弃。”意思就是那些老成持重、有德的人应该重用起来。于是，崇祯帝命郑三俊出任吏部，刘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掌工部，倪元璐佐兵部，这些大臣之前都被免职了，这次又被复用。其他的，如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麒、张玮、金光辰等人，都得以出任了重要岗位。应该说，周延儒的眼光还是不错的，他推荐的大多是可用之人。而且，狱中的傅宗龙等人都被释放，已经去世的文震孟、姚希孟等人也被追赠了荣誉。这些举措一出，朝野上下无不称赞周延儒。

崇祯帝对周延儒也十分满意，称他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这曾是张居正的待遇。而且，崇祯帝还频繁地给周延儒赐座、赐膳，他呈上的文件，崇祯帝都是当天就认真地批复，偶尔遇到突发情况延至第二天批复的，还会说明延迟的原因。皇帝甚至有些肉麻地写道：“朕倚先生如左右手，不可以朕一言一事之失轻弃朕。”在周延儒离去时，崇祯帝望着他的背影，喃喃地说了一句：还是他。

好一幅君臣和睦的景象，若这景象出现在明朝万历、嘉靖等朝，那必定是一段佳话。实际上，哪会如此轻松。周延儒请倪元璐出任，倪元璐婉拒并回了一封信，其文鞭辟入里：

帝求旧德，天欲治平明甚，薄海歌舞之象，比于宋之再相温国，物情则有然者。顾其势会微似不同，何者？熙宁弊政罢之而已，但一举手立致欢呼。若在今日，灭灶更然，先须措薪钻火。即如一日见上，为上言者，一及宽政，上必先责之足用；一及宥过，上必先责之致功。足用致功，非一日可副之责，而天下之以宽政宥过望老先生者，似不可须臾而待也。（《倪文正公年谱》卷三）

这几句笔者翻译一下，但不一字一句地翻译，采取意译。倪元璐的意思是，当初司马光复起后，想改王安石的变法，只需一道命令就能改弦更张。但你周延儒现在面临的情况是灶膛的火已经完全熄灭了，你要重新点燃灶火，就得钻木取火。而你一旦给皇帝讲要减免，皇帝就要问你如何能保障粮饷够用；你一旦给皇帝讲要宽容，皇帝一定会要你先建功。但无论是对外建功立业，还是对内保障粮饷足用，都不是短时间就能完成的。天下已如此凋敝，都希望你周延儒能宽政宥过，让天下黎民有喘息的机会。也就是说，皇帝要你周延儒迅速建功立业，而天下苍生要你周延儒休养生息，这本就是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你周延儒注定不会成功。事实也正如倪元璐所言。

当时，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与清军议和，此事关系重大，崇祯帝询问周延儒的意见。周延儒虽支持议和，但议和又意味着割地赔款，这可不是小事，后面如果问罪，只怕自己在劫难逃，所以任凭皇帝如何问自己，周延儒都拒不表态。这样一来，周延儒开了一个极坏的头，用沉默来回应皇帝的询问，此后的首辅陈演、魏藻德等人皆用这种方式来回应崇祯帝提的棘难问题。

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一月初四，清军越过长城墙子岭，再次入塞大掠。明廷束手无策，这也是明朝的一贯表现。除了第一次的己巳之变，明朝尚打得有声有色，之后清兵数次入关，明军无不望风而逃，消极避战，少数像卢象升那样死磕清军的，也大多有去无回。面对如此局面，崇祯帝也束手无策，心中愤懑难忍，在廷议中怒说自己要亲征。内阁大臣们一听，都纷纷跪下请求代帝出征，周延儒赶忙跪奏：“臣愿代皇上。”崇祯帝不表态，只是抬首，频频摇头。大臣陈演、蒋德璟都表示愿去督师，崇祯帝都摇头。周延儒似有所悟，再次跪请督师，崇祯帝这才冷笑道：“先生既果愿去，朕在宫中让人算过奇门遁甲，正在此刻，一出朝门，即向东行，慎勿西转。”

周延儒不得不谢恩领命，第二日就从北京城开拔。周延儒不过是一文臣，从未上阵杀敌，让他出征纯属赶鸭子上架。到了阵地，周延儒哪里敢和清军交手，带着一众总兵在通州城内好吃好喝，并伪造大胜，向崇祯帝伪报军情。这些事情当然瞒不过皇帝，崇祯帝大怒，将其革职，崇祯帝并没有杀他，而是把他打发回原籍了事。

那最后周延儒是怎么死的呢？原来，周延儒在任内管不住自己的人，一些下属贪赃枉法被言官弹劾，在查案的过程中就牵扯出了周延儒。崇祯帝令人把周延儒押到北京，不久就命其自裁。周延儒的死，崇祯总体上并没有错判，消极避战、谎报军情、贪赃枉法这些足以致其死罪。但周延儒被杀后，国内人才更加凋零，后面接任周延儒的首辅一个比一个草包，但他们都学会了周延儒一大绝技——沉默。

到这里，我们还能想起刘宗周在崇祯二年（1629年）上疏时说的那句话：“天下恨不得贤者而用之，然岂无一人足以当皇上之信？”您恨全天下找不到贤才可用，但天下之大，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担得起皇上您的信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