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惭愧，第一次被“国士”一词深深打动是在《雪中悍刀行》中，陆诩那句：“当以国士报之。”这是一个天纵之才对至于之人的涌泉相报。虽说对于他所回报者是谁，小君觉得着实没有必要纠结，存此心便足以体现陆诩作为士人的良心，又怎能让人读来不动容。

“当以国士报之”最早出于《史记·刺客列传》中的豫让传。

豫让是晋国正卿智瑶的家臣。晋出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53年）的晋阳之战智瑶兵败身亡，豫让为了替智瑶报仇，不惜毁容颜，吞炭火多次刺杀赵襄子，最终被捕获。在得知再无复仇机会后，便求得赵襄子的衣服，拔剑斩衣，以示为主报仇后伏剑自杀，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典故。

当豫让被捕时，赵襄子曾问他：“知伯已死，子独何为报仇之深也？”豫让的回答是：“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这亦是士人对知遇之恩不惜以性命相报的精神。

然而，何谓“国士”？

《左传·成公十六年》有云：“皆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

在这里，“国士”是一国之中最精锐的武士，足以保家卫国，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家的概念也早已更迭。

如今所谓的“国士”便如黄庭坚在《书幽芳亭记》中所云的：“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国士”已经逐渐从以力报国，转变为以能力和智慧报国。而所报的国也不再是先秦那一家之小国了，而是泱泱万民之大国。

随着儒家文化的浸润，"国士"内涵也逐渐从智谋之士升华为道德楷模。孟子提出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将个人修为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礼记》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阶路径，构建了个体与群体、家国与天下的价值纽带。

也正是如此，形成了每逢文明危机时刻，国士精神就会迸发出惊人能量。

且看南宋末年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文化基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激活与显现。这种精神觉醒往往能突破阶层界限，在士农工商各个群体中产生共振。

而国士精神的核心特质在于超越性的价值追求，与西方个人英雄主义不同。中国传统的国士始终将个体价值熔铸于群体命运之中。正如张謇弃官从商创办大生纱厂，表面看是实业救国，深层则是践行"士负国家之责"的儒家训导。这种价值取向在近代转型中演化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多元实践路径。

在历史担当层面，国士展现出特有的时空穿透力。如郑和七下西洋不是单纯的航海壮举，而是明朝"怀柔远人"天下观的实践。这种超越当下功利的战略视野，在当代"一带一路"建设中仍能找到精神回响。

道德境界的纯粹性是国士精神的灵魂底色。这种"见利思义"的道德自觉，源自儒家"君子喻于义"的价值传承。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当下，这种精神品格更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