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军第二次南侵前，南宋中央政府还在扬州。

扬州在长江北岸，所以严格地说，那时的南宋中央政府还没有正式南渡。

在金军第二次南侵之后，大宋在北方的统治更加支离破碎。

在这种背景下，赵构开始南渡。

看到赵构这种畏敌如虎的样子，自然是流言四起。

在赵构出扬州城时，有一个士兵当着赵构的面，说出了一番大逆不道的话：国难当头，你就知道逃跑。

赵构一听这话，拔出宝剑就把这个士兵捅死了：妄议国事者，杀无赦。

帝次扬子桥，一卫士出语不逊，帝掣手剑杀之。

想当年，徽钦二帝就因为当断不断，遂有了靖康之难。现在，赵构一门心思赶紧跑路，根本不给反对者任何机会，甚至都没有召集高级军政长官开会。

所以，当有人向宰相汇报当时的战况时，宰相还慢条斯理地说，这事不着急，再等等看。

下面的人一听就急了，还等什么？现在皇帝都离开扬州城了！宰相听后大吃一惊，也赶紧跟着跑路。

黄潜善、汪伯彦方会都堂，或有问边耗者，犹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驾行矣！”二人乃戎服鞭马南骛，军民争门而死者，不可胜数。

当天晚上，金军先头部队就已杀到扬州城下，扬州老百姓马上派出代表列队欢迎金军进城。金军问赵构哪里去了，大家说赵构跑了。

是晚，金将玛图以五百骑先驰至扬州，守臣右文殿修撰黄愿已遁去，州民备香花迎拜。金人入城，问帝所在，众曰：“渡江矣。”金人驰往瓜州，望江而回。

南渡长江后，赵构对当时的执政班子失望到了极点。因为他们的官僚气实在太重了。

黄潜善、汪伯彦是赵构最早的班底成员。

北宋末年，黄潜善是河间知府，汪伯彦是相州知州，赵构在河北开设帅府，他们是最早过去力挺赵构的高级军政长官。

从某种意义上，他们力挺赵构，都获得了丰厚的政治回报，他们也因此成了南宋第一届执政班子的领衔人物（不算临时过渡的李纲）。

但在乱世，这种地位并非一成不变，领衔人物如果没有两把刷子，是很难站住脚的。

所以，黄潜善、汪伯彦在赵构正式南渡后，就开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黄潜善、汪伯彦的官僚气，主要表现在报喜不报忧和当断不断上。

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南宋中央政府一直无法正确判断北方局势，金军都快打到扬州城下了，黄潜善、汪伯彦还以为战争离扬州很远，以至于在撤退时，连最基本的章法也没有。

处于执政的位置上，每天都会有海量的信息堆在案头，他们最需要做的，就是从众多似是而非的信息中，甄别出有价值的信息。

一万年也分左中右，执政者的任何一个决策，下面都会分为三种不同倾向的意见。

比如当金军南下时，大宋会自然而然地分为三派。

一派认为，应该集中全力与金军死磕，而且认为可以大获全胜；一派认为，国家军事力量不足，必须重新整合，才有机会和金军正式开战，现在死磕只有死路一条；还有一派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派。

黄潜善、汪伯彦作为执政官，在金军第二次南侵时反应迟钝，显然是因为，面对这三派提出的意见和信息，他们东倒西歪，根本没个主见。

随后，朱胜非坐在了执政的位置上，但由于他在苗刘兵变的过程中表现糟糕，所以也很快退出了执政的位置。

而张浚因为在苗刘兵变时表现突出，于是坐到了执政的位置上，那一年他33岁。

张浚可以算是南宋初年最牛的执政官，只要他认定的事，就会坚定不移地去做，任何外来的干扰，也难以改变他的决心。

这种行事风格，显然是弊端重重，所以张浚主战，在许多人眼中，那就是一个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人。

但是在乱世，想成为合格的执政官，这种态度是必不可少的。

否则，下面一大群人，你主战我主和，快吵翻天了，都等着你拍板做决定，你自己却连个主心骨都没有，那怎么行？

后来，张浚出镇川陕，范宗尹很快爬上了执政位置，也只有33岁。

几年以后，32岁的岳飞在赵构的栽培下成了集团军司令。

赵构渡过长江后，几乎是一片唱衰之声，就连跟随他的禁军也怨声四起。

因为，在一片匆忙的环境中，众多将士的老婆孩子都来不及南撤，金军来了，等待他们的命运将是什么呢？

赵构派高级官员安慰禁军，并且保证，马上就派船接他们的家属。

在此过程中，这个高级官员试着征求禁军们的意见，你们觉得，是返回去和金军作战好，还是适当转进保存实力好？禁军都说，我们听皇帝的。

俄又一人至曰：“禁卫涕泣，语言不逊。”帝甚骇，顾中书侍郎朱胜非曰：“卿出问之。”是时管军左言立阶下，胜非请与俱，遂出郡厅事，并立阶檐。卫士或坐或立，有涕泣者，胜非传旨问之，皆以未见家属对。胜非即谕之曰：“已有旨分遣舟专载卫士妻孥矣。”众贴然。因问驾去留利害，则曰：“一听圣旨”，无敢哗者。

听起来，似乎是赵构胆怯逃跑，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还是那句话，就算与金军开战要死十万人，也轮不到赵构死啊，他为什么要胆怯呢？

禁军如果真敢对抗金军，他们回复应该是“打回老家去，皇帝如果敢不听话，咱们就兵谏！”

可现实却是，禁军也知道自己打不过金军，但为了甩掉怯懦的大帽子，所以摆出一副听话的样子，你当皇帝的要是逃跑，那就是你胆小了。

在此期间，不久前从汴梁南下的义军将领丁进旗帜鲜明地表示，他要杀回江北和金军拼命。

此时的丁进刚被中央政府招安，现在就和中央政府的既定战略大唱反调，这是想干什么？

而且，他率军返回江北，到底会干什么，谁知道呢？是真想抗金，还是想与金军玩亲善友好，还是想趁乱烧杀掳掠？

更主要的是，这支军队的军纪一直饱受非议，因为流寇就是流寇，中央政府在后勤上自然会有所偏心，在这种背景下，他们难免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于是，南宋中央政府以整顿军纪为名，把丁进诱杀，强行改编了他的军队。

丁进既受抚，以其军从帝行，遮截行人，瓷为劫掠，且请将所部还江北与金人血战，其意欲为乱……渊闻叛，遣小校张青以五十骑卫胜非，因绐进曰：“军士剽攘，非汝之过，其招集叛亡来会。”青诱进诣胜非，至则斩之。

真州城与扬州相邻，当时是刘光世部的王德、靳赛驻防，他们一看金军杀了过来，马上火烧真州城，然后率军撤退。

及帝渡江，德以所部兵焚真州而去，真州官吏皆散走。

这种做法是有说教的，叫焦土战术。有用吗？从结果来看是有的，可骂名却更大。

不止是王德、靳赛，就连南宋初期大名鼎鼎的杜充，之所以会被人说成猪狗不如，基本也是因为他们拿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当儿戏：你们没本事在战场上击败金军，就用焦土战术和坚壁清野来应对，金军是头疼了，可当地百姓也没家了啊。

这其实就是上下层的思维逻辑不同。

上层是棋手思维，只要能赢得对战胜利，哪怕丢掉车马炮，我也在所不惜；可是对于下层而言，他们就是车马炮，为了保住上层的胜利，就要牺牲他们的性命，凭什么啊？

用过这招的人可不止是王德、靳赛和杜充，就连大名鼎鼎的韩世忠也用过，在金军第三次南侵时，韩世忠认为抵挡不住，于是一把火烧了镇江，然后率军撤退。

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在镇江，悉所储之资，尽装海舶，焚其城郭。既闻金人南渡，即引舟之江阴，知江阴军胡纺厚待之。

后世也有人对此发表过议论，大意就是说，如果宋军不烧城，等茹毛饮血的金军来了，他们肯定也会大搞“三光政策”的。

同时也有人表示反对，如果当地百姓老老实实地跟金军合作，金军又怎么会大搞“三光政策”呢？

于是问题就转变了，当敌军入城后，百姓应不应该老实合作呢？合作就是宋奸，不合作就等着三光，怎么办呢？

双方最后得出一个和稀泥的结论，干脆在敌军入城之前主动放火烧城，然后跟着政府军一起撤退。

我只是客观地将双方观点摆出来，至于哪方正确，还请各位自行判断。

金军第二次南侵结束后，靳赛率部收复了真州，可由于靳赛也是流寇出身，或者说义军出身，所以这支部队的后勤补给难免有些跟不上，于是在进入真州之后，这支名义上的政府军开始后烧杀掳掠。

金人去真州，靳赛引兵复入城，颇肆杀掠。后数日，守臣向子忞至，以义责之。

好在几天之后，文官系统也回到了真州，老百姓总算有了个说理的地方。高级文职官员对军人的强盗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让他们有所收敛。

可问题是，收敛归收敛，老百姓遭过的罪找谁弥补呢？一切似乎只能怪他们命苦了。

关键是，靳赛一看文职官员对自己指手划脚，自然是满心不高兴，于是很快就造反了。

刚刚受政府招安才几个月，现在掉头又造反，这叫什么事呢？关键是，过了一段时间，靳赛再度接受招安。

靳赛这种人绝不是少数，以至赵构后来气得直接把许多人拉到了黑名单上，表示绝不招安这些人，因为他们贼性不改！

可问题是，人家就是要这样玩，南宋政府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因为不接受人家招安的后果更严重。所以在许多时候，赵构虽然说得硬气，但做事的时候总会手软。

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靳赛似乎老实了，可当赵构准备彻底整改他的军队时，靳赛忍不住了，于是跟着郦琼一起，北上投靠伪齐皇帝刘豫去了。

南渡后的大宋，正面临着一个难以化解的危机。

金军太强大了，第一次南侵搞出个“靖康之难”，第二次南侵打到了长江边，第三次南侵的结果会怎样？谁也不敢乐观估计。

更主要的还在于，各种叛军、流寇不断向南涌来，而且势力越来越大，如果他们趁乱杀过江南，那可怎么办啊？

西北也不安分，当地军头已经开始军阀化，竟敢公然夺走高级文职官员的大印，甚至一度试图击杀高级文职官员。这样发展下去，西北军还会为政府所控制吗？

最要命的还在于，政府军的情况也很糟糕，只有杨惟忠、刘光世、范琼、张俊、韩世忠和王渊等寥寥数人而已。

杨惟忠、刘光世在投靠赵构时，就有着绝不可低估的实力，所以他们可以和赵构分庭抗礼，在关键时候，这种军队很难指望上。

在苗刘兵变时，刘光世接到张浚三封书信之后才决定勤王，杨惟忠竟然一直没有亲率大军行动的意思，最后这支军队是由高级文职官员吕颐浩率领勤王的。

在关键时候，这两个人虽然没有站错队，但是他们的态度实在都值得玩味。

范琼曾是伪楚政权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赵构虽然接受了他的“弃暗投明”，并授予了他政府军的番号，但是范琼对赵构一直是若近若离的。

在苗刘兵变时，范琼接到张浚的五封书信，却一直跟没事人一样。

这样算来，赵构真正能号令的中央军，好像只有王渊、张俊、韩世忠了。

韩世忠在不久前被金军打得弃军逃跑，虽然逃回了南方，却也差点变成了光杆司令。这时候的韩世忠，显然不是赵构能靠得上的。

张俊刚起步，手里只有八千军队，对于赵构当时的困局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王渊手里有一支人数近万的禁军，但架不住身边有野心家啊。

苗傅、刘正彦当时肯定也和我一样，把赵构手下的诸多势力分析了一遍，然后得出结论：赵构目前所能倚仗的只有 张俊和王渊，张俊没多少兵，只要我们能控制住王渊，就肯定能控制住赵构！

苗刘兵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