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年初，毛泽东在前往南方视察途中，特意在济南稍作停留。当时，济南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城市现代化建设，许多古老建筑因此被拆除，不过，仍有部分旧城墙被保留下来。

走近城墙，上面残留的弹痕无声地诉说着十年前那场激战的残酷。毛主席在济南战役后曾对李银桥感慨道：“粟裕在军事指挥上确实出色，是难得的将帅之才。”

林彪曾这样评价粟裕：“他打的都是神仙仗。”两人都是指挥大规模作战的高手，林彪的这句话道出了粟裕在战场上的非凡表现。

作为华东野战军的实际军事负责人，粟裕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堪称出色。他指挥的部队歼灭了国民党近半数的有生力量，为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位军事天才以其卓越的指挥才能，赢得了党中央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可。在战场上，粟裕展现出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战术素养，多次在关键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极大地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实力。

尽管粟裕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才能，但并非所有人都对他心服口服。在众多将领中，有一位来自三野的悍将始终对粟裕心存芥蒂，即便到了晚年，他仍对这位老上级颇有微词。这位将领就是开国上将宋时轮，他的态度在军界一直是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有情有义的铁血将军】

宋时轮于1907年出生在湖南醴陵的一个农户家中。得益于祖辈的辛勤耕耘，宋家拥有数亩肥沃的土地，这使得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周边大多数贫困农户要优渥不少。

宋时轮的军事生涯中，他以性格急躁著称，不少人误以为他和其他出身平凡的将领类似，都是中途加入军队，通过实战磨练成为优秀的指挥官。

宋时轮早年并非行伍出身，他其实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六岁开始，父亲就把他送进了当地有名的私塾，之后他顺利完成了小学、高小和中学的学业。在当时的中国，能接受这种教育的人并不多，可以说他算得上是个有文化的人。然而，加入军队后，军旅生活的磨砺让他逐渐褪去了读书人的儒雅气质，变得更加刚毅果断。

1923年，宋时轮完成学业后加入军队，最初进入吴佩孚的军官教导团接受训练。然而，他发现那些旧军阀出身的军官们行为堕落，沉迷于享乐，对军事技能却一窍不通。

宋时轮性格耿直，常因不满同僚的处事方式而与他们争执。1925年，他厌恶旧军阀的作风，得知黄埔军校在广州招募有志青年，便毅然辞去军官教导团的职务，独自前往广州。

宋时轮在去广州的路上发现自己没带够钱，只好先回家。等他终于赶到学校报到后，没多久就生了一场大病。本来他应该和林彪、张灵甫他们一样是黄埔四期的学生，但因为这次波折，他最后是和第六期的学员一起毕业的。

宋时轮虽然性格火爆，但内心却重情重义。在他参军前，家里给他安排了婚事，娶了同村的邹氏，婚后两人有了一个女儿。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宋时轮顺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他入党仅三个月后，蒋介石便发动了针对共产党的镇压行动。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宋时轮不幸被捕入狱。

在那个年代，国民党对共产党员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打击政策。为了讨好蒋介石，地方上的民团经常对革命者的家人进行骚扰。为了保护妻子邹氏不受牵连，宋时轮无奈之下选择了与她离婚。

宋时轮在延安期间结识了郑继斯，并与之结为夫妻。这位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将军，在家中却对妻子言听计从，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一面。这种鲜明的对比，恰恰体现了宋时轮对郑继斯的深厚感情。

郑继斯于1967年因癌症逝世。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宋时轮始终守在病床旁。每当夜幕降临，寂静无声的病房中，他常常暗自落泪，难掩心中的悲痛。

宋时轮不仅深爱家人，更以关爱士兵著称。朝鲜战争打响后，他带领的第九兵团在长津湖与美军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几个月，异常艰苦，第九兵团也遭受了巨大损失。

1952年，第九兵团奉命返回国内。当宋时轮到达鸭绿江边时，他让司机停车。他摘下帽子，向朝鲜方向深深鞠躬，眼中泛起泪光。

当年是我带着这些年轻人去朝鲜打仗的，他们才二十出头，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可惜，他们都留在了那里，再也回不来了。说实话，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值得我们永远记住。

在20世纪60年代，宋时轮自身也面临着严峻的困境，然而，当他看到许多曾经的下属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他并未因害怕被反革命势力利用而退缩，反而勇敢地站出来，为他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很多人不禁要问，这位既重情重义又骁勇善战的将军，为何与粟裕之间产生了如此深的芥蒂，甚至到了晚年仍难以释怀？这背后的缘由颇为复杂。

【截然不同的人生】

宋时轮为人固执，性格急躁，做事却很有担当。他直言不讳，常为他人打抱不平，这种作风让他在工作中树立了不少对立面。

宋时轮的急躁性格在党内广为人知。他在担任第九兵团司令员期间，中央曾计划安排陶勇担任他的副手。然而，陶勇得知这一安排后多次婉拒，直言自己“难以应付宋司令的脾气”，甚至表示“宁愿去第九兵团当个副团长，也不愿做他的副手”。

宋时轮虽然性格孤傲，不易接近，但并非固执己见。他对陶勇的才能非常认可，了解到陶勇面临的困境后，主动写信表达合作意愿，言辞恳切，希望两人能携手共事。

陶勇原本有些犹豫，但宋时轮的信让他放下心来，他很快到第九兵团报到。宋时轮说到做到，从不自己拿主意，无论大事小事都和陶勇一起讨论。他们俩合作无间，带领第九兵团打出了不少漂亮仗。

粟裕这个人，性格比较低调，待人接物特别谦逊。他一生打了不少硬仗，立下很多功劳，但从不会因此自以为是。相反，他总是强调，这些成绩都是靠基层士兵们共同努力才取得的。

豫东战役胜利后，中央让粟裕写一份总结报告。粟裕在报告中花了很大篇幅，着重强调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在面对同事间不同观点时，粟裕往往选择不表达异议。即便中央的决策与他个人想法不一致，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贯彻执行。

即使性格温和的人，也难免会和同事发生冲突。为了支援刘邓大军向大别山进发，华东野战军分成三个方向，向南麻和临朐等地发动了攻势。

粟裕指挥部队攻打临朐时遭遇顽强抵抗，战事陷入僵局，部队伤亡较大。战后，粟裕主动向中央承认了作战中的失误。然而，华野资深将领谭震林对此并不满意，他严厉批评粟裕在战役中考虑不周，缺乏战略眼光。

针对谭震林的指责，粟裕没有辩解，而是虚心接纳。看到粟裕如此坦荡，谭震林也没有再过多追究。此后，两人在淮海战役中再度合作，粟裕凭借出色的表现赢得了谭震林的认可。

宋时轮和粟裕两人的个性差异明显，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类型。这种性格上的不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方式，因此在合作中出现一些意见不合的情况并不意外。性格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事风格，他们之间的分歧其实是性格差异的自然体现。在处理事务时，他们的做法和思路往往不同，这种差异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摩擦。不过，这种分歧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合作，而是性格使然的结果。

在资历方面，宋时轮和粟裕虽然是上下级，但两人的经历其实旗鼓相当，甚至宋时轮还略占优势。

宋时轮完成中学学业后便投身军旅，在大革命时期成功考入黄埔军校。军校正门悬挂着"革命者来"的匾额，这充分说明宋时轮参与革命的时间比粟裕更早，因为当时的粟裕仍在师范学院就读。

南昌起义后，国民党由于缺乏确凿证据，只能释放宋时轮。获释后，他回到家乡醴陵，组织并指挥游击作战，逐步组建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武装力量。

从这一点来看，宋时轮在人民武装的建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粟裕在南昌起义期间还只是个见习班长。

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粟裕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屡立战功，职务迅速提升。不过，尽管他表现出色，最终与宋时轮达到了相同的级别，并未实现超越。

粟裕和宋时轮都曾担任军级参谋长的要职，但两人所处的部队性质有所不同。粟裕任职于红4军，这支部队直接接受毛泽东的指挥，在战略决策上更多地依赖中央指示。相比之下，宋时轮所在的红21军则拥有更大的自主权，通常能够独立制定作战计划并执行任务。这种差异使得两位将领在指挥风格和作战经验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长征期间，粟裕在南方坚持游击战，其指挥的部队规模通常不超过千人。与此同时，宋时轮则先后担任红30军和红28军的军长，这使得两人的职位和影响力逐渐拉开了距离。

皖南事变后，粟裕的职务终于与宋时轮持平，他担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而宋时轮则出任冀察热疗军区司令。尽管两人级别相同，但宋时轮的职位更具分量，因为新四军的战斗任务和强度远不及八路军。

1946年，中央决定将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整合为一支新的部队，命名为华东野战军，并任命粟裕全面指挥其军事行动。

对于山东野战军而言，粟裕的任命更像是一种外部调派，而非内部晋升。宋时轮作为该部队的核心成员，对粟裕的指挥才能并不熟悉。此外，宋时轮在军中的资历和经验都较为深厚，这使得他对新任命的粟裕持有一定的保留态度。这种情况在组织中并不罕见，当一位经验丰富的员工面对一个突然空降的上司时，难免会产生一些抵触情绪。

【两人的误会】

在解放战争打响不久，粟裕就用他的实干精神征服了原山东野战军的将领们。特别是宋时轮，他对粟裕的看法发生了明显改观。通过一系列战事指挥和部队管理，粟裕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让这些老将们刮目相看。宋时轮原本对粟裕持保留态度，但经过实际接触和观察，他的态度逐渐转变，开始认可这位后起之秀的军事素养。这种信任的建立，为后续的军事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粟裕在分配任务时有一套固定的模式。每当面临需要强攻的硬仗，他通常会启用长期跟随自己的叶飞、陶勇、王必成等将领。而对于来自山野部队的许世友、宋时轮、韦国清等人，则更多地委派他们执行拦截、防守等任务。这种用人方式体现了他对下属能力的精准把握和任务分配的合理性。

粟裕在华野成立初期处境并不轻松，部队经常要面对兵力远超自己的敌人，战斗条件十分艰苦。在这种局面下，他更倾向于任用那些在南方游击战中与自己并肩作战的老部下。然而，宋时轮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粟裕的做法有失公允，对山东野战军的将领存在明显的偏袒。

1947年，宋时轮带领的第10纵队接到任务，负责保护刘邓大军的侧翼安全。他们在梁山地区与国民党的第5军和整编84师周旋，试图牵制对方。然而，战局突然有了新变化，华东野战军的参谋长随即口头指示宋时轮，要求他带领部队迅速渡过黄河。这一指令直接影响了部队的后续行动和战略部署。

宋时轮遵照指令行动，然而第10纵队在邱清泉的突袭下遭受重创，伤亡巨大。事后，中央对此事展开调查，宋时轮面临撤职风险，可能被调回延安。幸亏粟裕出面担保，宋时轮才得以继续担任原职。

宋时轮不清楚华野司令部内部的情况，误以为这个指令是粟裕下达的，因此对粟裕产生了不满情绪。

济南战役开始后，华东野战军召开作战会议，大多数指挥官都赞同粟裕的作战方案。然而，宋时轮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第10纵队刚打完一场硬仗，伤亡惨重，恐怕难以承担阻击任务。”

宋时轮对粟裕心存芥蒂，因不满第10纵队被派去执行阻击任务而心生抵触。他借口身体不适，提出要去东北休养，随后愤然离席，摔门而去，留下一屋子人面面相觑，气氛尴尬。

粟裕没办法，只好去找毛主席反映情况。毛主席一听这事就火了，直接批评宋时轮缺乏全局观念，连革命军人的基本觉悟都没有，甚至当场表示要撤他的职。

粟裕又一次向主席提出请求：“马上要打仗了，这个时候换掉指挥官对作战很不利。希望主席能帮忙说句话，让宋时轮继续带领部队上战场。”

在毛泽东的多次坚持下，宋时轮重新担任了指挥职务，并对自己之前的错误进行了反思。尽管济南战役取得了成功，但宋时轮怀疑粟裕在毛泽东面前告了他的状，这导致两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宋时轮带领部队奔赴朝鲜战场，与美军展开了多场艰苦卓绝的战役。与此同时，粟裕因身体状况欠佳，在战争期间一直处于休养状态。

然而，两人回国后的发展却大相径庭。粟裕晋升为解放军总参谋长，而宋时轮则被调离前线，出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宋时轮觉得，自己事业不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粟裕这位老领导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

1958年，粟裕被派到军事学院工作，和宋时轮又一次共事。虽然粟裕还是宋时轮的领导，但他们之间很少有机会沟通。

宋时轮对粟裕持有个人成见，但粟裕对此并未放在心上。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期间，军事学院内部出现了大量针对宋时轮的匿名举报信，内容多属诽谤。粟裕冒着个人风险，主动将这些信件拦截下来，防止事态扩大。

粟裕在世时多次为宋时轮提供支持，但由于粟裕性格低调，很少主动提及这些事，这让宋时轮对粟裕的意图产生了误解。

【结语】

1984年2月，粟裕逝世，宋时轮出席了追悼会。在了解到粟裕生前多次保护自己的事迹后，他深受感动，紧紧握住粟裕遗孀楚青的手，激动地说：“多亏了老领导的多次庇护。”

粟裕和宋时轮两位将领，对革命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他们在军事行动中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彼此之间并没有真正的个人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