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1日清晨，韶关市石油公司北郊加油站的特油部经理在十里亭的加油站值班时，突然听到油运车队驻地传来三声枪响。紧接着，他看到一个人踉跄地朝加油站跑来，经理立刻认出那是公司油运车队的司机李建贵。

很快就有坏消息传来，李建贵在被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去世了。

当时天正下着小雨，案件发生在人迹罕至的郊区，路上几乎没什么人。警方在周边仔细搜寻后，只发现了一位小商店老板，他正好看到了事发过程。

他提到，李建贵当时骑着摩托车到了十里亭油运车队门口，突然被两个穿着雨衣、戴着头盔的人拦下。其中一个人拿着猎枪，二话不说就朝李建贵连开三枪。李建贵中枪后从摩托车上摔下来，但很快又挣扎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朝北郊加油站特油部跑去，距离大约60米。那两个歹徒干完事后，骑着一辆红色摩托车迅速往十里亭镇方向逃走了。

据周边居民回忆，李建贵年轻时以好斗闻名，性格冲动且处事直接，常因小事与人发生冲突，人际关系较为紧张。他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特质，使得他容易与他人产生矛盾。

周小玉提到，在李建贵出事前的半个月里，他的举动变得不太正常。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会仔细检查门窗，还用木棍把门顶住，枕头底下还藏了一把匕首。晚上两人一起出门时，只要走到光线昏暗的地方，李建贵就会格外警惕，显得特别小心。

李建贵的父亲李二喜是个赫赫有名的抗战英雄。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就加入了八路军。1939年11月7日的黄土岭战斗中，他亲自操作迫击炮，仅用四发炮弹就击毙了日军将领阿部规秀，立下大功。这一战让他成为抗战史上著名的神炮手。

74岁的李二喜经历了家庭生活的重重磨难。他原本有三个儿子，但长子早逝，三子也已病故，只剩下次子李建贵能够照顾他的晚年生活。然而，李建贵的突然遇害，让李二喜再次承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当警方前来调查时，李二喜情绪激动，坚称儿媳周小玉是凶手。他认为，周小玉对家庭不忠，与外人关系暧昧，长期与儿子关系不和，甚至用“事亲不孝必逆子，事夫不顺必淫妇”来形容她的行为，认定她对儿子的死负有责任。

多数调查人员认为，李二喜对儿媳周小玉的偏见部分源于他自身的性格问题。李建贵和周小玉经过三年自由恋爱后步入婚姻，尽管周小玉的父母最初强烈反对，但在她的努力下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婚后两人相处还算融洽，没有明显的矛盾。然而，李二喜一直对周小玉不满，认为她性格强势且穿着过于时尚，导致公媳关系长期不和谐。因此，专案组对李二喜的指控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据李建贵的密友、私营加油站经营者李建新透露，在案件发生之前，李建贵曾与一位女性企业家在南郊的大排档用餐时卷入了一场斗殴事件。基于这一线索，调查人员对南郊大道沿线数百家大排档和小餐馆进行了全面排查，但经过数月的调查，仍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李建贵因其外貌端正，深受女性喜爱。1979年他在韶关钢铁厂汽车队担任司机期间，频繁更换女友。他体格健壮，与情敌竞争时毫不留情，曾有多个情敌因与他争夺女性而被打伤住院。因此，对他怀恨在心的人不在少数。警方怀疑是否有人因感情纠纷对他进行报复。为此，调查小组走访了李建贵的前女友及其情敌，但未发现任何线索，这些人都没有作案的时间。

如今，一些持不同意见的调查人员再次提出，不应轻易否定李二喜老人的说法，而是应仔细核实。同时，他们认为周小玉之前专案组关于李建贵的描述也需要重新审查。面对这种局面，已经陷入困境的专案组领导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顺势同意了这一提议。

经过深入调查李建贵的社交圈，警方发现他的实际情况与外界传言大相径庭。据其同事透露，李建贵在工作中基本能遵守规章制度。关于他私下售卖汽油的行为，在当时油罐车司机中并不罕见，这种违规操作虽不合法，但也算不上严重的犯罪行为。

李建贵的亲友们提到，他遵循的原则是“你不惹我，我不惹你”。那些被他打过的人，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李建贵和别人有仇，或者有人威胁他，他都会直接告诉身边的人，这表明他是个坦率的人。此外，他以前的女朋友们都说，分手后李建贵从不纠缠，也不会再联系她们。尽管他有过多次恋爱经历，但他总是结束一段关系后，才开始新的，从未同时和两个人交往。可以说，李建贵的性格是开放但不失分寸的。

即便是那些曾经与李建贵有过感情纠葛的人也都承认，李建贵心胸宽广，不记旧怨。即便因为争风吃醋和他们发生过争执，通常第二天就能握手言和。甚至有一位被李建贵打伤住院的人，李建贵第二天就带着补品去病房看望，当场化解了矛盾。即便关系无法修复，他也从不纠缠，绝不会让矛盾过夜。

李建贵的熟人和同事都提到，他从不参与赌博或涉足风月场所。即便被同事硬拽去KTV，当其他人搂着陪酒小姐时，他也始终保持距离，特别是和周小玉结婚后，他更是不再与其他女性有任何接触。从品行上看，李建贵算得上是个正直的人。

李建贵并非完美无缺，他有个明显的毛病：对钱特别计较，几乎到了抠门的地步。他从来不借给别人钱，也绝不向别人借钱。不过，正是这种性格，反而能证明他不太可能因为金钱纠纷惹上麻烦，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调查小组分析指出，两名凶手事先埋伏在李建贵工作地点附近，明显是有预谋地等待他的出现，其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置他于死地。这一案件的性质毫无疑问属于仇杀。

调查显示，李建贵并没有与他结下深仇大恨的敌人，且他白天外出时也无人见过他携带匕首等防身物品。因此，周小玉关于李建贵在枕头下藏匕首的说法很可能不属实。如果周小玉确实在撒谎，那么她很可能与此案有关联，并可能借助黄鹏伟的力量对丈夫不利。

根据调查，黄鹏伟拥有一辆红色幸福牌摩托车，这与目击者描述的作案后逃离现场的两名嫌疑人所骑车辆一致。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黄鹏伟持有猎枪，但考虑到李建贵是被两人合谋杀害，猎枪很可能是另一名同伙所持。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年代的韶关地区，获取猎枪并非难事。

调查发现，周小玉特别在意自己的形象。即便她和李建贵争执时动了手，她也从不对外透露。专案组由此推测，周小玉可能刻意隐瞒了夫妻之间的矛盾。

在会议中，曾凡胜同志作为省厅代表，向专案组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方向。他强调，专案组应当突破传统思路，不再局限于从受害者的财务、恩怨、情感等常规角度分析案件。相反，要采取新的调查策略，将周小玉和黄鹏伟作为主要嫌疑人，并针对他们及其周边关系展开深入细致的排查。

专案组在调查黄鹏伟时，发现他有个哥哥叫黄德辉，住在十里亭挖掘机厂宿舍。黄德辉是个臭名昭著的惯犯，干过抢劫、勒索、绑架等不少坏事。进一步追查黄德辉的背景，发现他有个叫骆志伟的“狱友”，两人年轻时在劳教所认识。骆志伟也是个屡次犯案的老手，两人经常一起活动，在韶关的黑道上颇有名气。

十里亭挖掘机厂保卫科科长透露，他亲眼目睹黄德辉在自己的五菱面包车里藏了一把折叠式短管五连发猎枪。

黄德辉持有猎枪，与骆志伟关系密切，几乎总是同行。黄鹏伟则拥有一辆红色摩托车，且与李建贵的妻子周小玉有不当关系。案发后，犯罪分子驾驶摩托车逃往十里亭，而黄德辉恰好居住在该地。这些线索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因果链。

调查显示，周小玉在事发前曾从银行提取了3万元现金，并在某甜品店将这笔钱转交给黄德辉。之后，在案件发生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周小玉又三次在同一家甜品店与黄德辉会面，累计向他支付了11.3万元。

这情况明显不对劲！

8月17日晚上，骆志伟终于现身，专案组负责人随即下达了抓捕指令。当天夜里，骆志伟、黄德辉、黄鹏伟和周小玉同时被带走接受调查。审讯过程中，周小玉、黄德辉和骆志伟很快就交代了情况，唯独黄鹏伟显得不知所措，坚称自己一无所知。他唯一承认的是，自己的摩托车经常被黄德辉借用，除此之外，他自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1994年末，周小玉通过黄鹏伟结识了黄德辉。周小玉不仅帮黄家低价购入了一套商品房，还利用自己在医院的人脉，以优惠价格将一处地理位置优越、临近韶关市人民医院的临街铺面租给黄德辉，让他开了一家自选商场。通过这些帮助，周小玉与黄德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黄德辉有一天对周小玉说：“你看，这商场就在医院旁边，咱俩合伙把它改成药膳馆，生意绝对差不了。”

黄德辉打趣地说：“干脆把他解决掉算了！”

"我丈夫非常凶狠，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周小玉说道。

黄德辉对此嗤之以鼻：“再坏的人我都打过交道！”

周小玉逐渐萌生了利用黄德辉除掉李建贵的念头。她坦言，当初不顾父母反对执意嫁给李建贵，但婚后公婆对她冷淡，李建贵虽然平时对她言听计从，但一旦醉酒就会对她施暴，甚至动手打她。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让性格强势的周小玉心理逐渐失衡。据心理学家分析，周小玉的忍耐阈值较低，相较于一般人，她的情绪爆发点明显提前。

1995年8月初的一天，周小玉和黄德辉在一家甜品店吃冰淇淋时，她终于忍不住了。长时间的积怨让她下定决心，试探性地对黄德辉说：“我老公一直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如果有人能帮我杀了他，我愿意出钱。”

黄德辉自信地回应：“这件事交给我没问题！”

周小玉继续追问：“你要多少报酬才肯做？”

黄德辉自信地表示：“你只需要准备个十万八万就够，咱们都是熟人，先付三万定金，余款可以慢慢来，分期支付。”

数日后，周小玉从银行提取了三万元现金，并在之前那家甜品店将钱转交给黄德辉。黄德辉随即联系了曾与他一同服刑的骆志伟。两人经过多次商议，并多次跟踪李建贵，研究其日常活动轨迹，最终确定了作案地点。骆志伟还建议在雨天行动，因为雨天行人稀少，且可以穿戴雨衣和头盔，不易被人认出。

1995年9月1日清晨，黄鹏伟和另一人带着枪支，骑着黄鹏伟的红色幸福摩托车，守候在李建贵的工作单位门口。当李建贵骑着摩托车出现时，他们迅速上前拦截，并立即向李建贵开枪射击。

周小玉得知李建贵去世的消息后，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她三次在同一家甜品店将总计11.3万元现金交给了黄德辉。

关于黄鹏伟的情况，经过调查发现，他与案件并无直接关联，只是偶尔将自己的摩托车借给黄德辉使用。因此，他在8月18日被解除羁押，重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