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蒋介石夜不能寐，尽管投入了大量资源，依然无法彻底消灭红军，这让他焦虑不已。

此后，我党通过苏联方面与宋庆龄等人取得联系，提议与国民党进行和谈，蒋介石最终同意这一提议。

然而，蒋介石的立场依然十分顽固，试图逼迫我方屈服。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不得不终止和谈，重新投入与蒋介石的对抗中。

眼见招降不成，蒋介石决定亲自前往西安，施压张学良和杨虎城，要求他们立即对红军发动全面进攻，企图一举歼灭红军主力。

张学良与杨虎城作为爱国将领，对蒋介石提出的"先安内后攘外"策略持有强烈异议。两人均不愿继续参与内部军事冲突，对内战持反对态度。

红军抵达陕北后，积极开展对西北军和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通过一系列接触和交流，张学良和杨虎城逐渐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认识，最终转变态度，支持红军在陕北地区的活动与发展。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双方的理解，也为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早已察觉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为有些不对劲，对他们产生了疑虑。因此，他特意赶到西安，亲自督战，逼迫两人对红军发动攻势。

张学良与杨虎城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毅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们采取了军事手段，将蒋介石扣押，以此迫使他停止对共产党的围剿行动，转而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这一事件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经过慎重考虑，我党本着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委派周恩来进行调解工作。这一举措成功化解了西安事变的危机，达成了和平解决方案。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宣布终止内战，并同意与我党携手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西安事变的妥善处理，带来了多赢局面，各方均从中受益。这一事件的最大意义在于推动了全国抗日力量的联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转折，为抗击外敌入侵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和平解决方案不仅避免了内战的爆发，更为全民族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堪称民族存亡关键时刻的重要抉择。

某些居心不良的人借此机会恶意中伤我党，声称西安事变是我党在背后操纵的结果。他们妄言，若没有西安事变，红军就无法在陕北站稳脚跟，极有可能被蒋介石彻底消灭。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旨在歪曲历史真相，抹黑我党的形象。

徐向前曾明确指出，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并逐渐壮大的原因，并非源于西安事变。他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红军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条件，与西安事变并无直接关联。

西安事变的爆发极为突然，完全超出了我党的预料。

红军抵达陕北后，虽然积极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但并未将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寄托于他们。我们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他们传达抗日立场和策略，期待他们能认清大义，投身抗日事业。

其次，当红军抵达陕北时，尽管处境艰难，但经过长征的考验，他们已具备应对艰苦条件的能力。无论环境多么恶劣，红军都能保持坚强，困境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

红军抵达陕北后，尽管东征和西征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他们对西北地区的地形和气候已了如指掌。此外，尽管生活条件依然艰苦，但与长征时期相比已有明显改善。红军完全有能力在此地站稳脚跟，并逐步壮大自身力量。

张学良和杨虎城清楚地意识到红军的战斗力不容小觑。

在与红军的多次交锋中，他们屡战屡败，损失惨重，而红军则日益壮大。正因如此，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如果盲目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只会沦为他的牺牲品，导致自身力量不断被削弱。他们绝不会做出这种愚蠢的选择。

共产党和红军在宣传工作上做得非常出色，他们让东北军和西北军都清楚了解到，红军是真正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而战斗的队伍，他们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因此，无论是东北军还是西北军，他们内心都不愿意与红军发生冲突。

即便蒋介石亲自到西安坐镇指挥，东北军和西北军也只是表面应付，实际上并不愿意与红军正面交锋。两支部队对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完全没有真正作战的意图。他们的态度很明确：不会为了蒋介石的命令而与红军死磕。这种消极应付的做法，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和矛盾。

张学良与杨虎城突然发动西安事变，完全超出了我党的预料，这一事件来得非常突然。当事情发生时，我们党内的人都感到非常意外。

张学良向共产党寻求支持时，毛泽东迅速做出决策，指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协助处理这一紧急事务。

徐向前认为，西安事变对我党和军队而言，并非绝境逢生的转折点，而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契机，促使各方在抗日目标上达成一致。这一事件并非生死攸关的转机，而是为团结抗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他看来，这并非绝地反击的关键时刻，而是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意外助力。徐向前的观点是，西安事变的意义在于为共同抗日创造了条件，而非生死存亡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这一事件。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行动震惊了全国，引发了政治局势的急剧变化。徐向前指出，西安事变的爆发反映了当时国内矛盾的激化，特别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中国共产党在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周恩来等人积极斡旋，最终促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中国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徐向前强调，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抗战的进程。通过对西安事变的回顾，徐向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担当和智慧，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