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昨天在“覃仕勇聊历史”上发了一篇新文章，标题是《1971年，毛主席到南昌，一听周宇驰运走水陆车，立马起了疑心》。文章里头说了：1971年，毛主席南巡到了南昌，从江西的大领导程世清那儿听到个事儿，说空军那儿的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跑到江西，用飞机运走了一辆能在水上陆地上跑的车，毛主席一听，心里头立马就犯嘀咕了。

他瞅着程世清，直接问道：“那帮人到底打算干啥呢？”

程世清迟疑了一下，回道：“他们这是要开溜了吧？”

毛主席微微颔首，似乎心里有了数，他对程世清说：“你提到的这事儿挺关键的，除了总理，先别让其他人知道。”

陈长江和赵桂来写的那本《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记忆》里头说了，毛主席是在9月2号吃过午饭之后，才从南昌出发去杭州的。

从南昌去往杭州的那趟专列，速度不算快，慢悠悠地晃了差不多十多个钟头，最后在9月3号一早，也就是零点时分，到了杭州，直接停在了笕桥机场那条专门的铁轨边上。

毛主席喊来了南萍、熊应堂和陈励耘，在车里跟他们聊了聊天。

老覃前两天写了篇文章，讲的是1971年的事儿，那时候许世友想让中央查查他和南萍。毛主席知道了，还说了句：“嘿，手下留情吧。”文章里提到，南萍、陈励耘、熊应堂三人都参加了1969年的那个“1月会议”。会议一完事儿，南萍和熊应堂就从省军区的代司令、代政委变成了兼司令、兼政委，而陈励耘呢，他当上了空五军的政委。

毛主席对陈励耘的一些情况已经有了了解，便直接问道：“庐山会议那会儿，吴法宪是不是找过你们聊天？他那套班子总共有八个人，你也在里头吧？”

陈励耘脸一下子白了，磕磕绊绊地说：“在上山前，我可不知道他们有这档子事儿。等上了山，吴法宪来找我安排空中警戒，他说话老是一会儿一个样，阴晴不定的，有时候，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到底想说啥。”

毛主席有点惊讶地问：“咦，上山之前你没听说吗？难道他们内部还有其他的消息通知？”

陈励耘瞪大了眼睛，愣住了，一时间脑袋里空空如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那天晚上，咱俩聊了好一阵儿，都超过一个多小时了。

聊完事情后，毛主席就住在了汪庄。

陈长江回想起往事：杭州这个地方，毛主席曾亲切地称它为“第二个家”。每次毛主席来杭州，他都会选择住在刘庄或者汪庄。这次他再到杭州，那些以前熟悉的干部都没怎么露面，而在汪庄，他碰到的那些工作人员，像是服务员、厨师这些，全都是不认识的新人。说来也巧，这些新来的小伙子小姑娘，一个个都年轻有为，精明又能干，看起来训练有素。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为了执行特殊任务而精心挑选出来的。

不仅如此，陈长江还发现汪庄外面的安保工作大变样了。不光是外围的安保系统全归陈励耘管，就连整个杭州城的警戒保卫，也都是陈励耘在负责。

老覃在4月4号在“覃仕勇讲历史”上发了篇文章，标题是《1971年，毛主席跟刘兴元、丁盛感慨：你们跟黄永胜走得太近了》。文章里说了，毛主席那时候在湖南长沙巡视，碰见了广州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

丁盛和刘兴元两人进行了交流。

9月5号那天，广州军区空军的头儿顾同舟，听完丁盛和刘兴元讲的毛主席的话后，立马赶在晚上跟于新野和周宇驰说了这事儿。

老覃在3月26号，在“覃仕勇说史”平台上发了篇文章，题目是《1971年毛主席为啥让彭德怀管军委，说：非得这样不可》。里面讲到，毛主席那时候到武汉巡视，跟武汉军区的政委刘丰他们聊了聊天。

毛主席之前特别跟刘丰说过，让他别把聊天的内容讲出去。但刘丰没听毛主席的话，9月6号那天，他一股脑儿地把毛主席在武汉聊的事儿都告诉了陪外国客人来武汉的李作鹏。

林立果在9月7号那天，对“联合舰队”发出了“全面戒备”的指令。

9月8号那天，林立果让于新野坐飞机去上海，紧接着晚上又赶到杭州。到了杭州后，于新野就跟陈励耘碰头，把“行动计划”详细讲了讲，还安排了任务，两个人一起商量了商量。

于新野抵达杭州后，他告诉陈励耘，要把伊尔-10飞机改装一下，还要装上满满的炸弹。

汪东兴在他的书《回忆毛主席对抗林彪反革命团伙的日子》里讲道：9月8号那晚，毛主席得到了新的情报，说有人正在给飞机搞装备。另外，还有人抱怨毛主席的火车停在笕桥机场的小路上挡道，说它妨碍了他们行动，催着赶紧把火车开走。

毛主席意识到情况不妙，赶紧找汪东兴商量火车专列怎么转移。

毛主席下令前往绍兴，先看看情况再说。

于是，在9月8号的半夜里，毛主席的火车从杭州缓缓驶向了绍兴的分支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