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翻开中国古代历史，总不乏会看到这些曾经是男孩，而后成为不男不女的悲惨身影，他们需要用残害人性本能的方式去获得生存权，在随着地位的急剧攀升和参与政治的分量后，开始索要他们的政治权利。中国早期宦官不一定都是阉人，在东汉之后才完全使用阉人做宦官。到了明朝有“净军”一词，是指由太监组成的军队。《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可见不仅太监本身痛苦，也给人的诸多感官造成强烈不适，这也造成了人们对宦官弄权的极大反感和厌恶。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宦官叫做竖刁，竖刁春秋时齐国宦官，为了表示对齐桓公的忠心，自行阉割。而齐桓公也因为这件事而不听管仲遗言，亲信易牙、竖刁。桓公病危时，竖刁作乱，不给桓公饭菜。桓公得知后用衣袖蒙脸，活活饿死，以至于最后蛆虫遍地，惨不忍睹。
以齐桓公的早年的英明，在管仲的倾力辅佐下，将齐国的国家实力推向了最大的高度，然而却彻底被主动阉割获取信任的太监手里栽了跟头，齐桓公曾经问鼎中原，在刀兵火海中展示强势男人的派头，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曾打败千万兵马，却最后败在了一个阉人手里，也许在他临死前的羞愧才真正明白管仲说的：“竖刁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护，还能爱护您吗？
“这句话的真正哲理，然而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在临死前才大彻大悟，已经是为时太晚，不得不抱恨千古！竖刁害了齐桓公也害了自己，最后被人乱刀砍死，结果也是个悲剧。
可以说，太监的历史开篇就十分的不祥， 这种最后的鱼死网破折射出太监心里的高度扭曲。虽然竖刁并非被迫阉割，但是这一扭曲的性格为中国历史之后的太监特有现象埋下了巨大的伏笔。
宦官是亲历皇权政治的一群特殊群体，他们的眼睛看到了皇权打开的“潘多拉盒子“的所有秘密，这些刺眼的光芒让他们极其惶恐而又渴望，然而毕竟在生理和心理遭受极大摧残之后的他们看到的越多痛苦就越大，尤其在得到相应的呼风唤雨的权利之后，痛苦就会愈加感受强烈。皇权是天底下最受尊重的人，他们的威严足可以遮住太阳的温度，然而太监得到权利却终于没有尊严。其次，皇权在性权利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和无限的扩大，这在太监来说是最为苦痛的，因为他们曾经作为健康的男子，突然丧失了这一功能之后，眼前的女人和仆役他却不能拥有一个。这种最为直接的视觉，是造成了他们深重的苦痛最重要的原因。
他们就尽可能在其他方面补偿自己，由于皇权赋予宦官的权利是隐蔽性的，他们是在阴暗潮湿里酝酿着所有计划，所以，宦官们弄权大多是阴谋和残忍为主，加之变态型的人格，就将一段历史弄得血迹斑斑，无比腥臊。宦官的来源有数种，第一种是用先天生理有缺陷或有发展障碍的男人，当他们生理机能恢复后就必须辞退，如《后汉书‧栾巴传》就记载栾巴因发育障碍故充任宦官，而后“阳气通畅，白上乞退。”其次还有私自进行阉割手术而入宫的途径，如《韩非子》提到“竖刁自宫以治内”，后来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有人甚至不以宫刑为耻。第三种来则是受过腐刑或是判死刑而减免为腐刑的阉人，如嫪毐即是此种，他处刑一事虽为作假，不过名义上仍是受过腐刑的宦者。隋朝以后，宫刑被废止作为正式的刑罚，宦官应以自愿被阉割者居多。到了明朝，被阉作宦官者，除了部份是来自南方被掳的少数民族孩童（如郑和、汪直）；多是自愿阉割的人，直隶河间等地出产太监较多。明朝太监的阉割本来应该是由宫廷负责，民间自行阉割是被禁止的；但这项禁令从未被认真执行。明代中叶，民间曾经出现大批自阉后入不了宫，作不了太监的人，被称为“无名白内官”。
二
清末太监对他“净身”、“去势”的记忆读来让人印象深刻：“被阉割人上身穿短衣，下身赤体，仰卧于手术床上，四肢紧缚，房柁上垂下一条线绳，将被割物紧紧缚住，刀儿匠乘被阉人分神之际，用右手掌握住刀，左手向被割处一握，一刹间便将割物割下，乘被阉人昏厥，立即进行“拴筋”，将被割处筋拴住，使之缩不回去，倘若缩去，人即死亡。”相比这段描述从古至清都大抵相当，只不过到晚清之时更为专业具体。
与成千上万的宫女相比，太监不仅要承受人格和心理的双重裂变，还将付出重大的生命危险和巨大疼痛，这一点比皇宫内女性残害更为直接和具体。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这个正常人的本身，还有被彻底剥夺了生育权，让成千上万个宦官最后孤独至死。宦官成为中国古代群体当中最不幸的一个团体，在封建帝制中服务皇权的过程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东汉末年，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围绕在幼主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加快了东汉的分裂和灭亡。宦官参政影响了汉代的历史走向，汉朝中后期已经发生了数次宦官政治危机，其中包括：郑季产，与汉和帝合谋，计杀窦宪，后颇得权柄。侯览，与汉桓帝、单超打击外戚梁冀势力的斗争，朝廷检举侯览的罪行，侯览因此畏罪自杀。蔡伦，东汉时宦官，相传是纸的发明人。由于政争，陷害汉安帝的祖母，后被迫自杀。如果说这些都属于个别政治事件，那么群体性宦官政治斗争就要数“十常侍”。他们都任职中常侍，掌控巨大权力。其中以张让以及赵忠最为受宠，汉灵帝曾说过：“张常侍是我爸爸，赵常侍是我妈妈。”据《后汉书》记载，这十二人“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贱，为人蠹害。”
这一段时期是宦官活动最为密集时期，这与宦官参与宫廷活动初期，历代统治者没能认识到宦官的危害和皇位更替频繁等等诸多因素有关。但在此后宦官引起的政治现象开始减少、减轻，宦官在朝廷的人数和影响力逐步走向衰微。
逮至唐宋，宦官势力一度抬头，其中以仇士良最为著名。
唐文宗发现宦官仇士良专权已经严重危害了他的统治，于是下定决心与李训、郑注等谋诛宦官，仇士良发现，立刻劫持天子而走，发兵杀害了李训、郑注等。仇士良与右军中尉等以神策军等诛戮朝臣，共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史称甘露之变。从此唐朝宦官更为专横。
宰相李石为士良所忌，遣刺客刺之。李石幸而不死，惧而辞职。文宗更受到家奴歧视，一次问当值学士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周墀回答：“陛下尧、舜之主也。”文宗叹道，“朕岂敢比尧、舜，何如周赧，汉献耳！”周墀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文宗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开成五年，文宗郁郁而死。
仇士良以宦官的身份对唐王朝的报复可谓无以复加。
宋朝初年，北宋也同样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宦官风波。北宋有一个叫做王继恩的宦官，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内侍人员，陈桥兵变后，宋太祖已经跟这个王继恩很是亲密，有一次王继恩看到宋太祖不高兴，上千殷勤讨好问他为啥不高兴，赵匡胤对王继恩说：“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从中可见，能够干预朝政甚至作乱的宦官一般都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有的甚至是无话不说。
《宋史》说宋太祖驾崩时，宋皇后急令王继恩召太子赵德芳入宫，王继恩却拿着遗诏去找晋王赵光义。后来赵光义继位，即宋太宗，但许多人相信有“斧声烛影”之谋篡疑案，认为是赵光义谋杀宋太祖，因而即位。宋太宗淳化二年均顺叛宋，王继恩、雷有终帅兵讨之。淳化四年，李顺陷成都时，继恩任剑南西川治安使征讨之，屠杀三万人。宋太宗去世后，与参知政事李昌龄勾结，继恩谋废太子。吕端发觉阴谋，奉太子真宗即位，并将王继恩下狱。
三
明朝是宦官干政的重灾区，虽然“三宝太监”郑成功给明代王室极好印象，并郑重托付给他航海的重任，使他名扬于世，但如郑成功一般的宦官实在是少数。给明朝带来灾难性的宦官名叫王振，据说这个王振是个读书人，通文墨晓古今，自然受到欢迎。他知道在宫中要出人头地就必须依付在朝廷中举足轻重的靠山。后来他成功寻找到他的大靠山：当时的太子朱祁镇，就是之后的明英宗。由于王振不同其他的宦官和教师，他知道很多对朱祁镇来说闻所未闻、见未所见的事物。两人很快就亲近起来，这位太子更尊称王振为“先生”，王振得到了赏识便从一班宦官中脱颖而出，王振想得到的不是钱财和名誉，而是无限的权势以及地位。
王振的地位在太子心中愈来愈高，当时九岁的朱祁镇登基后八个月后便任命王振入掌司礼监。这个职位是明朝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最高的。由于明朝的中央集权，皇帝的大权于一身，但由于政务繁复，不是一位皇帝可管得了，政务自自然然落到宦官的手中，由于明英宗的不断放纵终于引起了著名的“土木之变”，使得明代几十万精锐部队彻底瓦解，明英宗被俘的丑闻。
崇祯帝即位之初就深刻的认识到宦官专权的危害于是大力清除阉党。天启七年十一月，朱由检抓准时机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旋之下令逮治。在其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崇祯皇帝谈笑间铲除了魏忠贤集团，曾一度使明室有了中兴的可能。
纵观历史，宦官本是皇宫内的服侍人员，虽然地位低下，但是由于接近皇帝等权利中心，很容易用他们特有的阴暗计谋为自己谋得权利，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舐犊之情、亲情、爱情是人生感情经历的三部曲，人的一生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环，其心理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我们常说，年少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为人生三大不幸，与现代心理学揭示的情感规律很相近。对于宦官来说，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年幼的时候便被父母送入宫中为宦，从小享受不到应有的亲情。同时，在举目无亲的宫禁中，不但要独立生活，还要饱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欺凌、侮辱，学会在危机四伏中生存。由于从小缺乏亲情与家庭的温情，心中很小就有了冷酷无情的种子。同时，成年后宦官由于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制约，没有婚姻、没有家庭，更没有子女，平时也见不到自己的父母。既无法享受到异性的爱情，也不懂得如何去爱别人。结果变得越来越怪戾，越来越冷酷无情。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宦官很难控制自己的性情，喜怒无常。有时因为一件小事而伤心不已，甚至歇斯底里。发泄过后，忽然喜笑颜开、若无其事，让人难以捉摸其心理。
四
宦官的冷酷，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宦官当权后的对人极端无情、大肆杀戮，杀人不眨眼、视人命为草芥。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比比皆是，赵高诛灭李斯家族，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大杀朝臣，明代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残酷镇压，都是血淋淋的例子。明代宦官认为，吃了儿童的脑髓，阳具便会重新长出，因而很多宦官都到处捕杀儿童，然后吃人脑髓。宦官冷酷到吃人脑髓，可见已经完全泯灭了人性。大多数的宦官出自贫寒家庭，所接受的文化熏陶少，受到传统礼仪的约束较少，这使得他们为人处世没有底线，为了达到自身目的可以择手段，极端自私。
环境的特殊性，进而导致了宦官的自私狭隘。由于宦官长年累月都在后宫中活动，基本上与外部世界隔绝。所以宦官群体的眼光很短，视野也极其有限，接受到的信息可谓是少之又少，同时宦官相互之间钩心斗角缺少交流，这样进一步加剧了宦官群体的自私狭隘意识。
而社会群体对整个宦官集团的排斥，使得宦官群体客观上必须团结起来应对外部势力的挤压。历史上对宦官集团的大屠杀有两次，一次是东汉末年袁绍、董卓大杀宦官，另一次就是唐末。这种外界的大挤压，使得宦官集团不得不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久而久之也就使得宦官集团越来越排斥外部势力对宦官的干预。
宦官的贪婪，表现为在政治上对权力的疯狂追逐，在经济上表现为大肆贪污受贿、捞取钱财。深处皇宫大院，本来就是权力角斗的中心，历代宫廷都是血淋淋的杀人场所，皇室之间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等骨肉内斗的事情层出不穷，久处其中的宦官对于权力的重要性有着更加切实的体会。同时，大多数宦官进宫的目的就是贪图权力，把追逐权力作为人生最高的目标。而对于那些身处高位的权阉来说，一朝大权在握，为了攫取更大的权力便成为他们的不懈追求，因为他们不这样的话，一旦失势便只有死路一条。宦官在权力欲的推动下，冷酷怪戾的本性进一步膨胀起来，为达目的而大开杀戒。
宦官的贪婪成性，在经济上有着更为直接的表现。著名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每个人都有攫取财富的潜在冲动，只是这种冲动的程度不同，而且这种冲动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所有时代、所有国家。宦官群体的贪婪，比一般人更加强烈，他们的贪婪容易造成政治动荡、百姓遭殃的局面。以东汉为例，东汉宦官的贪婪，首先开卖官鬻爵之风，使得有才智的人报国无门。同时，宦官还大肆霸占百姓土地，弄得怨声载道。明代宦官的贪婪，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刘瑾当上司礼监秉笔太监后，每一个进京的官员必须带上银两来入府拜访，否则便大祸临头。兵部给事中周钥出巡安徽，回来时没有给刘瑾带贡礼，最后害怕刘瑾报复竟然在家中自杀。还有一个例子，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为了威逼清帝退位以攫取革命果实，给权阉小德张三百万两白银，小德张接受袁世凯的贿赂后，才帮忙劝说溥仪退位。
不管怎么说，宦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他们被封建帝制深度残害，严重扭曲。在他们心里，不管得到多少，都是最痛苦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疯狂报复，是人性被摧残到极致的本能反应，如果说封建社会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必要的畸形产物的话，那么悲惨的宦官则是他的赘生物，只不过对于人类角度来讲，这实在是天大的人道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