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梦得

自从竹简淡出书写的历史舞台后，纸张的出现成就了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载体。随着网络的日益广泛使用，甚至用纸张书写的这种趋势也走向衰微。从环保角度来看是一件好事，但是从文化和审美来看，纸张与汉子的组合才是完美契合，是任何方式无法替代的。我们无法想象，在没有笔墨U散书香的生活该是何等枯燥与乏味。

对于纸张，古人宜爱惜与敬畏进行精神上的洗礼，因此中华文明在各种纸张上流淌着芬芳与美丽，甚至经典永不褪色的继续提升我们的精神。

尽管东汉时代的蔡伦发明纸张后，由于技术和生产原因受限制，纸张只在贵族圈流行，普通人确实难以得到使用。

魏晋时代，纸张依旧是稀缺的文房用品。“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部任写御书而无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吏，书写《起居住》。”这是东晋史学家虞预担任史官时需要用纸对宫廷办事机构的申请，由此可见，用纸在此时还相当稀缺，而纸张几乎是只能给皇帝使用。

当时东晋还有一本叫做《语林》的书，谢安知道会稽出产优秀的纸张和毛笔，于是就跟王羲之商量弄点。王羲之办事更为大气，把府库中的几万张笺纸都送给了谢安，可见这份大礼何等珍贵。

造纸最先使用的材料主要是麻和树皮甚至是藤这些植物，但是纸张质量一直上不去。

既费力书写质量又不高。直到唐宋后，造纸术的原材料越来越多，因此纸张的质量、数量都有较大幅度提高。

著名的科技读物《天工开物》对造纸术给予了科学、专业系统的描写:“纸有精、粗之分，精者用来写字，粗者不以祭祀鬼神。”

由此笔墨在纸张的契合下，成了当时人心的敬畏，“敬惜字纸”，成了老祖宗最初的文化构想，这种类似宗教般的高度，让虔敬的古人对文化有了最为深度的敬畏。

那么如何“敬惜字纸”呢？怎么体现出来的呢？在南北朝之前，不“秽用”字纸，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将带有字的纸丢入厕所，此后伴随着宗教经文的大量衍生，更强化了这种宗教的约束性。

此外，在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中，以极其严肃的语气告诫后人:“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觉得不够，他还进一步阐释给儿辈们说:“借人家的典籍，都要爱护，如果此前有缺损，先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当时，还有这样一则民间故事:北宋名相王曾父亲非常重视明教传统，尤其是关于笔墨纸张 一生态度十分虔诚，哪怕看到带有字的纸被用作如厕，也会不嫌脏去捡起来冲洗干净，或是让它飘到水上，或是烘干再用火烧掉。

这些大背景是，北宋的雕版印刷技术广泛产生，当时刻书中心主要有东京、杭州、四川、福建等地。北宋后期人叶梦得对此形容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板印，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衣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到了南宋时期，江西取代东京成为一个新的刻书中心，由此天下逐渐出现了大量优质好书，而敬惜字纸也变得更为广泛的一个文化命题。

这种敬惜字纸是对于文化的虔诚与敬畏，正因为这种态度，最终才出现了大量的璀璨文化。那些古代文人无不是笔墨纸张的创造者和守护者。

科举最昌盛之时，由于竞争异常变得激烈，因此只有苦学经文才能改变一个宗族的命运，因此，这些人无不对字纸深深的爱惜。在此后还出现了《惜字良规》，专门劝化世人要爱惜字纸。他们不厌其烦的呼吁上至达官显贵，下到文人士子和普通布衣百姓，有的还成立了“惜字会”，纷纷呼吁大家要爱惜纸字。这种传统甚至潜移默化到了民间。我记得小时候，祖母绝对不允许我们撕书做手指，并说会遭报应之类的吓人话，虽然她大字不识，但是对这种虔诚让我们从小便对书和字有了敬畏，甚至绝对不允许从书上跨过去，那是大不敬的一种行为。

对于这个传统，这种文化原生态的虔敬，到了明清更是衍生出许多禁忌，不能用带字的纸张糊窗户，不能用字纸抹桌子，不洗手不能看书。还包括不能用带字的纸包腌肉、纳鞋底，因此在古代，对于字纸的敬畏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此后康熙、雍正出于对儒家文化的高度继承和推崇，进一步用法令规定，除了经书外，包括各种通俗小说也不能用作任何它用，并且禁止小说流行，认为“淫词小说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因此对于字纸的书写和规范进行了全面规定。

光绪十八年，曾国藩曾做过曾国藩幕僚的薛福成出使多国看到了西方人对于字纸的不敬重感到大惑不解。在他的日记中进行了颇为细致和疑惑的记载“尝见有身坐车中，阅新闻纸，随阅随弃，任其抛掷于沟渠污秽之中，不问也，无不携新闻纸为拭粪之具。”就是西方人在当时已经将报纸当做手纸或者随便丢弃，因此他感叹:“虽然西方人都知道敬畏上帝，却从没有以污秽字纸而受到上帝谴责的说法。”

于是薛福成也预见，“中西风气，必有大同之一日”，此话说后不出百年，果然“敬惜字纸”在城市先被抛弃，而只有一些老人在坚守那份古老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