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登基伊始，便针对官员俸禄体系推行一项意义深远的变革举措——养廉银制度。自雍正朝起，迄乾隆朝初中期，此制度持续发挥关键效能，于一定层面上有效抑制了官员贪腐行径。

养廉银制度的推行，其初衷在于朝廷欲通过提升官员俸禄水平，进而革除官场积弊。然而，自乾隆中期以降，养廉银制度未能顺应时势变迁，致使朝廷虽投入额外财力，却既未达成革除陋规之预期目标，亦未能发挥该制度应有的效用。

【雍正一道上谕让地方督抚惊出冷汗】

雍正帝即位伊始，便颁布一则意义重大的上谕，责令各省督抚详实奏报陋规相关情形。其旨在明晰，作为地方高级官员的封疆大吏，一年之中通过非正规途径所获取的额外收益状况。

上谕颁行后，各省督抚旋即陷入忧惧之境，对于雍正帝此举的意图深感茫然。经过审慎权衡，多数督抚最终抉择如实陈奏相关问题。盖自顺治朝以降，体制内存在的此类灰色收入现象已然成为一种常态。从法理与现实考量，即便圣上予以苛责，鉴于涉及范围广泛，亦难以全面究责；况且，朝廷囿于诸多因素，短期内实难妥善解决这一由来已久的历史遗留难题。

督抚之所以倾向于如实奏报，盖因深知雍正帝治下手段之凌厉。于彼时，即便亲王、贝勒之尊，亦在雍正帝的治理下循规蹈矩。有鉴于此，督抚们对官场陋规等事宜，不敢有丝毫隐瞒。

雍正帝虽深知各省督抚于财政收入征缴方面素具专长，但当御览各省官员呈递的财政收支报表时，仍不禁为之一惊。

据相关史料记载，彼时广东巡抚年希尧奏陈，其年度非正规收入约为七万两。相较全国督抚，此数额堪称至寡。与此同时，山东巡抚黄炳亦奏明，其每年收受的陋规礼金达十一万两。而河南巡抚奏报所获，年度收入不少于二十万两。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两江总督查弼纳，在奏报中称其一年收受款项约二十二万两，彰显出颇为雄厚的财力状况。

督抚诸臣如实奏报自身收入状况，然内心仍忐忑不安，料想一场严峻局面即将降临。出乎众人意料，雍正帝此番并未怒形于色，相反，其态度尽显温和宽厚。雍正帝称，对于各省督抚如实上奏之举，深感欣慰且予以充分理解。

【雍正几经思虑决定提高官员合法收入】

通常情况下，新帝即位，为凝聚人心，往往会大行惠政。雍正帝于局势动荡之际承继大统，按理更应如此。但雍正帝却摒弃此道，甫一登基，便以果决刚猛之势整饬吏治。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官场陋规这一关键问题，雍正帝起初并未贸然表态。因为他深知，官场陋规长期存在的根源在于官员合法俸禄偏低。故而，若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必须借助制度层面的变革。

在雍正帝执政之前，就官员俸禄待遇而言，清代相较于其他朝代明显处于较低水平。据相关史料记载，彼时位居正一品的官员，其每年俸禄仅为180两白银；而七品知县，一年俸禄更是只有45两白银。如此微薄的薪资，不仅难以支撑官员在官场中维持必要的体面与社交，甚至连保障官员全家的基本温饱都颇具难度。

古往今来，仕途之中素有“千里为官，意在求禄”之说。士人历经十载苦读，博取功名，其背后动机，大抵为谋得体面优渥之生计。然当俸禄难以支撑期许之生活水准，部分官吏便将目光投向黎民百姓。如此行径，致使各级官场陋规泛滥，层层盘剥之态肆意蔓延。

雍正帝洞察问题深邃而精准，其秉持的理念是，若要从根源上对腐败行径予以有效遏制，解决官员收入问题便成为关键所在。单纯从道德层面敦促官员清正廉洁，实难达成预期成效，唯有提升官员收入，方为治本之策。

历经数轮审慎研讨，雍正帝决意推行养廉银制度。该制度依据官员品级之高下、职司事务之繁简程度，厘定了差异化的养廉银标准。与此同时，雍正帝于上谕中着重阐明：“鉴于官吏贪墨之事屡有听闻，故而特立此制，旨在令官员睹名思义，砥砺自身，成为清正廉洁之官吏。”

以直隶地区为例，据《大清会典事例》所载，各级官员养廉银标准呈现特定规制。其中，直隶总督每年可得养廉银15000两，其下属知县的养廉银数额则介于600两至1200两之间。推及全国，不同省份的督抚所获养廉银数目存在差异。从整体层面分析，养廉银的额度通常远超正俸，达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之多。

养廉银制度的施行，显著提高了官员的俸禄水平，使官员仅依靠俸禄即可维持较为优渥的生活。从朝廷视角观之，这一额外开支看似数额巨大，实则不然。事实上，朝廷并未额外增加财政支出，而是通过实施“火耗归公”政策，将原本的火耗收入收归中央，而后从中划拨一定比例，分发给各级官员。

自养廉银制度颁行伊始，雍正帝便明令严禁官场陋规。鉴于雍正帝举措之峻厉，各省官员皆有所忌惮，随即纷纷停止相关不当行为。据彼时呈奏之数据显示，针对陋规的禁革成效斐然。

自养廉银制度施行伊始，在雍正朝至乾隆中期的约五十年间，官员贪腐行径显著收敛，吏治状况得以大幅改善。该制度由雍正帝推行，本质上是一项具备动态调整属性的政策，理应依循时局演变的实际需求持续优化。然而，步入乾隆中期之后，这一制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彻底丧失了其“养廉”的初始功能与价值。

【养廉银制度毁于乾隆】

薪资水平与物价之间存在紧密关联。自雍正至嘉庆年间，清王朝历经一场旷日持久的通货膨胀，物价攀升态势显著。以粮食价格为典型例证，乾隆初期，每斗米售价约为100文，然而，至乾隆末期，该价格已飙升至300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期间官员的俸禄与养廉银却始终维持原状。这种状况，无疑使得养廉银难以达成“养廉”之预期目的。

在短短数十年间，物价呈现出三倍幅度的攀升。在此背景下，各级官员财务状况中的收支平衡被打破，收支缺口逐渐显现，进而致使他们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

在此情形下，地方官吏再度默契地暗自重拾陋规，历史轨迹仿佛重现旧日模样。若乾隆帝彼时能洞察此关键问题，并以合理举措提升官员俸禄，想必陋规便难以再度滋生蔓延。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在位期间，并未顺应时代发展趋势，采取有效举措提高官员俸禄，反而凭借各类缘由削减官员的养廉银。以乾隆四十年为例，彼时浙江省修筑海塘工程，前期预估的工价出现超二百多万两的缺口。鉴于此，乾隆旋即降旨，责令浙江全省官员自乾隆四十六年始，每年须捐出自身养廉银的四分之一，以弥补该项工程资金之不足。

自乾隆朝晚期起，此类于形势急迫时才施行的扣款举措，渐趋常态化。后续嘉庆帝与道光帝在位期间，对此做法尤为热衷，并将其确立为类似“祖制”的定例。当朝廷对各级官员俸禄进行扣除后，官员们便会寻求其他途径弥补损失，于是，非正式税收惯例的“陋规”便成为他们的选择。

自乾隆统治后期起，历史仿佛重现雍正登基伊始所遭遇的艰难困局。彼时，吏治领域再度深陷腐败泥沼，且此次腐败呈现出全面崩塌之势，相较以往，其破坏力更为巨大。雍正精心推行的这一于国于民皆有益处的制度，恐怕未曾料到，传至后世子孙手中，竟被损毁至这般令人痛心疾首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