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都察院御史刘汝骥获外放任职徽州知府。依循旧例，赴任之前需入宫辞行，恭听太后垂问。刘汝骥受慈禧太后召见时，太后询问其是否已拜谒军机大臣。刘汝骥据实以告，尚未前往。慈禧太后遂告诫刘汝骥，地方任职与身处京城为官情形迥异，日后若欲仕途顺遂，势必要倚赖军机大臣的举荐与扶持。

从常规的施政逻辑而言，地方官员的首要职责，应是造福一方百姓，并依规足额完成朝廷所征钱粮赋税，政绩斐然者，仕途前景自当光明。然而，清代的官员晋升机制却大异其趣，官员的升迁与政绩之间，并无显著的关联性。

或有读者对该观点持有不同见解。在清代官制体系下，不乏地方官员因卓著政绩而频获擢升之例。以康熙年间的于成龙为例，其自知县始任，凭借斐然政绩，逐步晋升至两江总督之位，此为有力佐证。

御史亦承认，确有部分官员凭借卓著政绩得以晋升。然而，从整体层面观之，此类情形所占比例相对较小，据估计，或未逾十分之一。与之相较，相当数量获得擢升的官员，其晋升并非基于政绩，而是凭借自身背景与履历等因素。

【朝中有人好做官】

在各朝各代的官僚体系中，“朝中有人好做官”这一准则普遍通行。然而，此并非为官晋升的唯一途径。实际上，即便未在朝廷高层拥有人脉资源，若能凭借出色的职场策略，将上级领导侍奉得妥帖周全，亦有获取晋升之可能。

在对清代官制进行深入探究时，不难察觉其中存在一个显著特征：出身官宦世家或贵族门第的子弟，在仕途晋升方面通常进展迅速，此现象恰如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基于祖孙、父子、叔侄以及姻亲等亲缘关系而实现仕途快速攀升者不在少数，在官员晋升群体中占据相当比例。以汉族官员为例，诸如张廷玉、刘墉、翁同龢等，皆为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

在官场的权力与利益格局中，师生关系亦为维系政治利益的重要纽带。与官二代凭借先天家世所获优势不同，师生关系的构建相对便捷。于科举体系下，一旦取得科举功名，师生关系便自然生成。即便对于那些非通过科举正途入仕之人，亦会不惜斥资行拜门之举，寻求有权势的师长作为政治倚仗，以在官场中谋取一席之地。

就曾国藩的仕途轨迹来看，在其初涉官场之际，倘若缺失座师穆彰阿的擢拔举荐，他绝无可能于短短十年间连获七次迁升，进而成就攻克天京这般堪称绝世的卓越功绩。此中穆彰阿的助力，无疑成为曾国藩仕途顺遂、建立奇勋的关键推动因素。

于初涉仕途之人而言，在朝堂之上拥有人脉支撑，乃是踏入官场并谋求发展不可或缺之要件。若缺失此关键要素，即便政绩卓著、学识渊博，亦难以在官场顺遂前行，所付出的努力恐将付诸东流。

【履历一定要过硬】

履历所涵盖的要素丰富多元，诸如政治立场、科举功名、年龄以及职业经历等。其中，政治立场这一要素，意指对朝廷秉持坚定不移的忠诚，政治上具备高度可靠性，此乃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在当时的环境下，并非难以达成。

在科举时代，获取功名绝非易事。能否考中举人、进士，并非单纯取决于学识水平，运气因素亦不可或缺。事实上，部分士子穷其一生钻研学问，却始终未能中举，究其根源，并非学识匮乏，而是运气欠佳。

在清代官场体系中，科甲功名于政治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力颇为显著。以知县这一官职为例，拥有进士出身者相较于其他出身之人，在诸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当面临职位竞争时，即便进士出身者在政绩方面稍有逊色，相较于非进士出身者，其仍更易赢得上级官员的赏识与认可。

在清代官场，对功名的考量已臻极致。彼时，科甲功名是重要评判维度，即便同属进士之列，亦严格区分二甲、三甲；而在二甲进士群体内，名次亦被精确界定，这种对功名细致入微的计较，贯穿于官场的人才评价体系之中。

除了功名因素，年龄同样构成一项关键的硬性条件。从行政效能角度而言，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精力呈递减趋势，部分岗位对官员精力要求颇高，年长者难以胜任。以清代为例，彼时明确规定，针对50岁以上的新科进士，不得委以州县实职，通常会将其安置于教职等相对清闲的职位。

同理，官员的身体状况对其仕途发展亦具有显著影响。在任何历史时期，拥有强健体魄的官员，往往更易赢得上级的赏识与认可；反之，若官员身体孱弱、疾病缠身，时刻依赖药物调养，上级在考量提拔任用之时，通常会持谨慎态度。

在明清时期的职官体系中，工作经历构成了官员晋升的又一关键硬性指标。彼时，诸多职位存在严格的准入限制，“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这一规则，便是当时官场长期形成且普遍遵循的惯例，深刻体现了晋升路径的层级性与规范性。

以地方官员任用情况为例，诸如总督、巡抚这类执掌一方的封疆大吏，通常需具备基层任职履历。从晋升路径来看，虽不要求必定自知县起按部就班逐级任职，但至少应拥有知府一职的履职经验。若无此经历，在朝廷的人事任用考量中，便难以获得皇帝的认可。

【什么都没有的才谈政绩】

在官僚体系中，若某位官员既缺乏广泛的人际网络资源，且其他关键客观条件亦未展现出显著优势，那么其在官场竞争中，可供彰显的关键要素便仅剩政绩一项。然而，政绩这一概念，本质上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与不确定性。尽管朝廷针对官员政绩的考核已制定了一系列详细规范，可对于长期置身于官场生态之中的官员而言，几乎都能在政绩层面呈现出较为可观的表现。

究其根源，政绩数据波动频繁且可信度堪忧。彼时，呈奏至帝王案前的政绩内容，多有不实。特别是地方官员，因地处偏远、监管不及，伪造政绩易如反掌。在当时，朝廷秉持务实之治，若地方官能足额完成钱粮赋税上缴任务，且辖区内无显著危害民生之举与违法乱纪行径，便不会对政绩中的细微末节加以深究。

在具体的行政运作过程中，政绩通常并非官员晋升的首要考量因素。特别是对于地方中下层官员，吏部难以全面掌握其详细信息。关于此类官员的升迁黜陟，皇帝多依据督抚所呈奏疏做出决策。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朝廷对于政绩卓著的官员，向来秉持树立典范的态度。但这里所谓的政绩，需达到极为显著的程度。以清代为例，诸多基层官员凭借卓越政绩，自知县之位起，凭借自身努力逐步晋升，最终官至督抚。其中，除于成龙外，李世杰、刘韵珂、陈汝咸等亦声名远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