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历史的长河中，虽不乏父子相继出任宰相、尚书、督抚之情形，但父子于同一时期皆居朝廷要职或主政地方督抚者，实乃凤毛麟角。纵观有清一代，此类情形仅现两例：其一，王崇简与王熙父子，同列尚书之位；其二，杨遇春、杨国桢父子，均任督抚之职。

关于王氏父子之情形，此前御史已著文论述，在此便不再冗述。当下，论述核心聚焦于道光朝杨遇春父子。

【一等昭勇侯杨遇春】

据确切史料记载，清代获封侯爵的汉人仅17位，数量极为稀少。在这17位汉人侯爵里，相当一部分为清初之际从前明归降的将领。实际上，清朝入关后，凭借卓越军功而获封侯爵的汉人，主要有张勇、施琅、杨遇春、杨芳、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等人。

杨遇春以武举入仕，其所处时代，正值清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乾隆末年，杨遇春追随福康安参与诸多战事。而其军功的确立，主要源于嘉庆初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因在此役中表现卓越，杨遇春获授轻车都尉世职，并实任固原提督之职。

在嘉庆统治时期，于汉族将领之中，杨遇春堪称军事才能卓绝者。其多次率部平定各地起义，所统领的陕甘绿营，在当时被公认为战斗力最为强劲的军事力量。嘉庆十八年，杨遇春成功镇压天理教起义，因功勋卓著，获封一等男爵。

道光帝登基之后，杨遇春于政务与军事方面屡建殊勋，获授太子太保衔，赏赐双眼花翎，并暂摄陕甘总督之职。至道光八年，杨遇春成功擒获匪首张格尔，凭借此卓越功绩，获封一等侯爵，并正式出任陕甘总督之位。

在清代八大总督体系中，若从地位层面考量，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位居前列。然而，就任职资格这一维度而言，陕甘总督却占据首位。通过对历任总督任职情况的梳理可知，直隶总督与两江总督的职位，均有诸多汉族官员担任，其他各省总督亦不乏汉人任职的情形。但值得注意的是，陕甘总督一职，鲜少授予汉族官员。

经御史详加考稽，于历任六十余位陕甘总督之中，咸丰朝之前，汉人出任者仅岳钟琪、刘统勋、杨遇春及林则徐寥寥数人。而自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汉族官员膺任督抚一职渐成普遍态势，陕甘总督这一要职亦莫能外。

在清朝时期，朝廷对于陕甘总督这一重要职位，鲜少授予汉人，此现象背后存在着深层次的历史根源。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统治格局与历代中原王朝存在显著差异。在整个清代，并未遭遇如汉代匈奴、唐代突厥、明代蒙古那般大规模的边疆侵扰。然而，新疆地区却成为清朝统治者颇为棘手的问题所在。

从清圣祖康熙年间至德宗光绪年间，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地区，局势始终动荡不安，犹如一颗潜在的危机隐患，期间，数场意义重大的军事冲突于西北边疆区域爆发。陕甘之地，作为西北战事的前沿阵地，历经各朝代战争的洗礼与锤炼。此地绿营军队，在兵力规模与作战效能方面，经长期积淀与实战磨砺，在全国范围内，均被公认为实力最为雄厚。清圣祖康熙帝在平定三藩之乱时，就曾明确指出陕西绿营兵勇作战风格极为剽悍。

故而，自乾隆时期陕甘总督一职形成定制后，其任职者通常并非汉族大臣，而多由旗人充任。在封建帝王的考量中，秉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认为汉族大臣存在潜在的不可信因素。陕甘地区战略位置关键，若该地局势不稳，朝廷恐将面临难以应对之局面。

此即道光帝初始仅令杨遇春暂摄陕甘总督之职，未予正式任命的关键缘由。直至张格尔叛乱被成功戡定，道光帝对杨遇春的能力与忠诚彻底放心，方才正式授其陕甘总督之位。

【推恩授杨国桢河南巡抚】

在清朝的政治体制下，人事任免遵循严格的制度规范。其中，亲属回避原则明确规定，父子不得于朝中同时身居要职，亦不可同时被委以封疆大吏之重任。彼时，道光帝已恩命杨遇春出任陕甘总督，此已彰显皇恩隆厚。然而，若再令其子主政河南，无疑与既定的朝廷人事任免制度相抵触，严重违背了亲属回避这一重要规制。

关于此人姓名，存在不同记载。部分史料记录其名为杨国栋，然而，御史在相关考证过程中，经审慎权衡，倾向于采信杨国桢这一称谓。

杨国桢出身于正统科举教育体系，嘉庆九年，于乡试中崭露头角，高中举人。然而，在后续的多次会试中，均未能成功折桂，获取进士功名。凭借其将门之后的家世背景，杨国桢仕途顺遂，起点颇高。初入仕途，即任职户部郎中。至嘉庆十一年，已擢升至安徽颍州府知府之位。此后，又相继出任云南盐法道、云南按察使等职。

杨国桢虽出身于典型的仕宦家庭，却行事低调，于公务处理上秉持勤勉审慎之态度，因而屡获朝廷嘉奖。道光六年，杨国桢获任山西巡抚一职，旋即调任河南巡抚。

当杨国桢膺命转任河南巡抚之际，彼时杨遇春正统领大军与张格尔叛军展开殊死鏖战。至道光八年，杨遇春凯旋班师，正式获授陕甘总督之职，旋即得蒙道光帝亲自召见。于奏对过程中，杨遇春呈请圣上，祈望在上任之时能恩准数日之假，使其得以于河南稍作停留，当面就营伍事务对其子予以悉心指导。同时，杨遇春建言，宜从陕甘地区选调数位精于统兵御众的将领，以佐助其子开展军务。

从官场礼制的规范视角审视，杨遇春所提建议实则有违既定规制。尽管杨遇春与其子在亲缘上为父子关系，但从职务层面剖析，二者皆为身负要职的封疆大吏。陕甘总督一职，其职权范围有着明确界定，原则上不应涉足河南地区的政务与军务。若此类情形发生于其他官员身上，依照官场惯例，无疑会被同僚指摘为越权行为。

道光皇帝并非不明此理，然而，其依旧应允了延遇春之请。不仅如此，道光帝还郑重叮嘱延遇春，需将平素统兵治军之感悟毫无保留地传授予其子，旨在使后者日后能为朝廷效力，延续杨氏崇武尚勇的家族传统。

据《郎潜纪闻二笔·卷四》记载，史料针对此事曾有如下评述：以军事之功转而投身文职领域，且父子二人于同一时期担任督抚要职，此情形在开国之际的汉族官员群体中极为罕见。值得注意的是，忠武公父子两代人皆秉持忠贞不渝之品格，坚定地将国家事务视为自家之事，如此作为，也算是对朝廷所赐予的特殊恩遇作出了相称的回馈。

杨遇春育有二子，次子为杨国桢，而长子杨国佐因寿数有限，早逝。道光十九年，杨遇春辞世，其一等昭勇侯之爵位，由杨国桢继承。杨国桢于仕途中，政绩斐然，后擢升至闽浙总督之位，《清史稿》亦为其列传，以记其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