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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赵明，今年四十八岁，初中学历，来自一个偏远的小县城。

家里条件一般，父母早年在村里种地为生，我后来出来跟着村里人干装修，混了个手艺，现在在县城里接点活，日子虽然不算富裕，但也能维持一家人的开支。

我结婚二十多年了，妻子叫刘霞，比我小两岁，性格贤惠，为人踏实。我们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在县城里一家公司上班，女儿前几年嫁到邻县。虽然称不上儿女双全，但也算是有个完整的家。

我有个大伯，是我父亲的亲哥哥，叫赵新民，今年七十出头，年轻时是村小学的教员，后来因为没孩子，也没成家，一个人住在村里老屋。

大伯性格清高，年轻的时候因为不愿意将就婚姻，一直单着，后来年纪大了，身边也没人再提这茬。

他和我父亲感情很好，我爸过世前，特意交代我：“你大伯没儿没女，咱不能不管他。”

这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五年前，我开始每个月给大伯寄一千块钱生活费，平时也常去看他，换煤气、修屋顶、买药都我来。村里人都说我有良心，说要不是我，大伯早就没人管了。

可谁能想到，大伯的老屋竟然赶上了拆迁，而且补偿款竟然有九十万。他老人家一句话也没说，直接把钱打到我卡上，还说：“明儿，这是留给你的。”

我本以为妻子会为我高兴，谁料她却说：“这钱不能要。”

事情的起因，其实可以追溯到我爸去世那年。那年我三十七岁，刚好是我最难的时候。那会儿我刚从城里工地回到县城，手头不宽裕，老婆身体也不好，孩子学费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在那年冬天，我爸突然脑溢血走了。

丧事办完后，大伯一个人坐在屋檐下，抽着旱烟，一句话都不说。我那时候心里难受，也没敢多说什么。直到晚上他突然敲我家的门，递给我一个旧皮箱，说：“你爸说过，让我把这个给你。”

皮箱里是一些老照片，还有父亲年轻时写的几封信。信里说得最多的就是大伯，说他一生孤苦，希望我能代他照顾好。那一刻，我心里像被什么撞了一下。

从那以后，我每个月固定给大伯寄一千块生活费，逢年过节也会把他接到家里住几天。别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总说：“我爸的事，我得听。”

可这几年，情况变了。

孩子上了大学，家里负担重了，我开始接零散的小工，收入不稳定。

刘霞也常劝我：“大伯没病没灾的，咱也不容易，那点钱还是留着咱自己用。”我没理她，我知道大伯虽然身体硬朗，但一个人住在老屋里，哪天出点事都没人知道。

直到去年，村里突然传来消息，说我们那片要拆迁，政府统一规划，要建个农业示范区。村里人都乐坏了，大家开始议论补偿款的事，大伯的老屋也在拆迁范围内。

我问大伯：“您要是有需要，我帮您去镇上跑手续。”

他说：“不用，我去过了。”

我以为他就是想自己处理，没太在意。结果两个月后，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明儿，来一趟。”

我去了他家，他递给我一张存单，还有一张银行卡：“九十万，全给你。以后你也别再给我寄钱了，我这把年纪，吃喝用不了几个钱。你爸那时候说得对，你是个有心的孩子。”

我当时愣了：“大伯，这钱怎么能给我？您还得养老呢。”

他摆摆手：“我这辈子没成家，也没后人，你是我侄儿，又是我最亲的人。留着这钱，我也花不了。给你，心里踏实。”

我把这事告诉了刘霞，本以为她会高兴，毕竟这笔钱能缓解我们的压力。可她却脸色一沉，说：“这钱咱不能要。”

我不理解：“为啥不能要？你知道这些年我给大伯花了多少钱了吗？”

她说：“我知道你孝顺，可这钱一旦拿了，将来大伯要是出了什么事，咱也说不清了。你有没有想过，邻里怎么看？亲戚怎么说？”

我沉默了。她继续说：“你还记得你婶婶家的事不？当年她照顾她小姨，结果小姨去世后留下点钱给她，结果她家三个堂兄弟闹到法院，说她侵吞财产。你大伯现在还健在，你拿了这钱，就等于把自己架火上了。”

我越想越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可我又不忍心拒绝大伯的一番心意。过了几天，我去找了大伯，跟他说了实情。

大伯听完，点了点头：“刘霞是个明理人。那这钱，我留着，到时候我自己安排。”

我松了口气，但心里也有点失落。

没过几个月，大伯的身体开始不好，腿脚越来越不利索。村干部说他需要人照顾，我和刘霞商量后，决定把他接到县城来住。她虽然嘴上有抱怨，但做得还是挺周到的，给他单独收拾了个房间，饭菜也照顾得很细。

大伯住进来后，整个人一下子精神了不少，常说：“有家的感觉真好。”

我心里其实明白，他把我们当成了亲生儿女。

大约半年后，大伯突然中风，住进了县医院。我和刘霞守着他，日夜不离。医生说病情不乐观，我心如刀绞。

就在医院病房里，大伯拉着我的手说：“明儿，我的事，就靠你了。之前那九十万，我重新做了安排。”

我一愣：“怎么安排的？”

他说：“我把一半捐了，剩下一半写了遗嘱，留给你，不是因为你给我钱，是因为你真正把我当亲人。”

我眼眶湿润了：“大伯，您别说这些，您会好的。”

他笑了笑，没再说话。

一个月后，大伯去世了。按照他的遗愿，我们为他办了简单的葬礼，村里人都说：“赵明这侄子，比亲儿子还亲。”

拆迁补偿款的事，在他去世后才真正尘埃落定。遗嘱里明确写着，剩下的四十五万归我所有。刘霞这次没有再反对，只是轻声说了一句：“大伯是信你，才这么做的。”

我点点头，心里却五味杂陈。

现在，大伯已经去世快一年了。他留给我的不仅是那四十五万的拆迁款，更重要的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和亲情。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初不是我坚持每个月给他寄一千块钱，或许他不会这么信任我；如果不是刘霞那句“这钱不能要”，我可能早早就犯了错，成为别人眼中的“谋财小人”。

生活中，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最难得的 。我不是圣人，我也曾犹豫过、动摇过，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尊重大伯的意愿，也尊重了我妻子的理智。

如今， 我用那笔钱给儿子付了首付，也给大伯立了块碑 。我想，他在天之灵，也会安心。

这个社会，钱很重要，但比钱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活着的品格和担当。

大伯虽无后，但他的爱与信任，早已在我心里，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