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左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说的是嘉石和肺石的作用，似乎有着民本主义思想。只是后代并没有延续下去，而是剔除了民本主义思想。只是用建筑来凸显皇权的威严，凸显礼教文化，也就等而下之了。

立嘉石的目的是教育惩罚那些邪恶的人、触犯刑罚而罪不当诛的人，还有乡里为非作歹的人，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规定了不同的惩罚办法。如情节严重者，戴上手铐脚镣，罚跪嘉石十三天示众，并要服劳役一年，期满后，还需地方长官作担保人，才能放回原籍。立肺石的目的是为那些孤苦无告者提供一个诉冤的地方，有冤屈而地方长官不予转达，只要站在肺石上三天，朝士就会受理他们的告词，向六卿汇报，并处罚那些不肯转达的地方官。到了西晋，建立了直诉制度，在朝堂外悬设登闻鼓，允许有重大枉屈者击鼓鸣冤，直诉中央甚至皇帝。唐宫城承天门朝堂外东置肺石，西设登闻鼓，就是这一制度的反映。到了宋代，就演变成钟楼和鼓楼了，而嘉石和肺石却不会提起。本来嘉石是为了惩戒作奸犯科者，肺石是为了让那些孤苦无告者直接“动达天听”，要把冤屈直接申诉给皇帝，可以越过很多官员的阻挠。本来制度设计是好的，但并不是所有作奸犯科者都能到嘉石那里去罚跪，也不是所有受冤屈的人都能到肺石那里去站立，直接把冤屈申诉给皇帝。权力系统并非不知道这样的事实，而只是设立嘉石和肺石，以儆效尤，同时摆出了亲民的姿态，似乎可以把人间的冤屈全都处理清楚。

唐朝的肺石仍然有着伸冤的功能，登闻鼓有着击鼓“动达天听”的意思。只不过很多民间的作奸犯科者并不能被惩戒，而是占尽了便宜。一些贪官污吏可以层层加税，甚至为了收税，逼得老百姓家破人亡，却不会到嘉石跟前罚跪。民间的偷盗者总是占了便宜，被逮住的在家族内部处理或者官员处理，而不会放到京城的嘉石旁边罚跪，不然就会暴露了地方官员的问题，起码说明地方官员治理不佳，导致小偷产生。民间真正有冤屈者只能自己忍耐，却不能到京城的肺石那里去站立，不能直接告诉皇帝。如果谁想要去伸冤，就会被地方官员提前知道，被人看管，不能顺利到达京城，以免暴露地方治理的问题。地方官员宁可看管这些去伸冤的人，不让他们告状，也不会帮助他们处理问题，并不会替他们伸冤。问题没有解决，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最终让那些伸冤者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却不能到京城的肺石那里去站立。地方官员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套路，也有上级替自己“捂盖子”，当然可以控制一些伸冤的人。也就是说，嘉石和肺石设立的象征意义永远大于实际意义，只是起一个象征作用，让老百姓理解怎么回事就可以了，而实际操作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作奸犯科者占尽了便宜，有贪官污吏做榜样。民间会有很多地痞无赖，攒钱做衙门里的临时工，专门购买收税官的职务，替官员收税，最终逼得老百姓家破人亡，而他们却可以肆意加税，自己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作奸犯科者并不会被皇帝发现，也不会到嘉石那里去罚跪，当然就可以混得风生水起了。而那些被逼得家破人亡的老百姓大多不读书，不识字，世世代代做农民，忍受别人的欺负，只能忍耐，不能反抗。越是这样，他们就越是没有出头之日，除非生存遇到危机，吃不上喝不上了，才会跑到外地逃荒要饭。倘若有人组织他们造反，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去造反，因为造反还有可能活下去，不造反就很可能饿死。皇帝不知道民间具体情况，只是设立嘉石和肺石，要人们引以为戒，同时给底层老百姓伸冤的机会，却往往没有那么理想。

宋代设立了钟楼和鼓楼，老百姓可以敲钟击鼓，直接伸冤，但钟楼和鼓楼的意义并非如此，只是一个皇家建筑的意义，有了礼教方面的说法，却并没有惩罚作奸犯科者，也没有让有冤屈的老百姓敲钟击鼓。京城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而钟楼和鼓楼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上去的。倘若真的为老百姓做事，就应该把钟楼和鼓楼的钟鼓放到地面上，让老百姓伸手就能触摸到，而且人人可以去，派官兵看管，防止有人破坏。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钟楼和鼓楼建得高高的，钟和鼓放在楼里面，人们要拾级而上才能进去，甚至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去。即便钟楼和鼓楼前有嘉石和肺石，也只是作为象征意义的东西存在，却并没有起到原初的作用。本来朝廷设置嘉石和肺石的出发点是好的，目的也是好的，但实行看来之后，嘉石和肺石就成了一种象征意义的存在，而没有实际的意义。以至于后代把嘉石和沸石的象征意义延伸了，改变了嘉石和肺石的形态，也改变了其象征意义，最终成为礼教文化的一部分。就好像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被有些人修正了，变成了修正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但走这样道路的统治阶级并不承认，人们就还是认为走了社会主义道路。

嘉石和肺石的象征意义是美好的，但现实却很残酷，并没有实现这样的意义，只不过用来愚弄老百姓罢了。后代朝廷弄的很多亲民的建筑也都有这样的意义，但最终符合了礼教文化，却不贴地气，距离老百姓太遥远，当然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