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贞革新在历史上影响并不大，而且，从当时到后世，历朝历代史学家对这次革新，褒贬不一。 赞扬、认可的当然有，毕竟革新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批评、反对的更多，因为这次革新，确实问题多多，而且，失败迅速，没有收到太大成效。 宋代史学大家，《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因为自身政治见解，极力反对同时代王安石变法的原因，在《资治通鉴》一书中，也将王叔文、王伾的这次变革，批评的一无是处，将王叔文、王伾描绘成奸佞臣子的典范。《旧唐书》、《新唐书》中，对二人的评价也不高。 与王叔文、王伾同时代的，被称为“百代文宗”的韩愈，虽然和同为革新派的柳宗元、刘禹锡是好友，但同样不认可这次革新，视王叔文、王伾为奸佞小人。韩愈在其诗作《永贞行》中，开篇即写道“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这里偷国柄的小人，就是指王叔文、王伾，批判他们“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不过，韩愈并不认为自己的好友柳宗元、刘禹锡是王叔文等人的同党，认为他们只是同样持有革新的想法，和王叔文等并不亲近，更非同党，最后被贬也是受到他们的牵连而已。 当然，韩愈反对王叔文等人的革新，只是反对他们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环境下，简单粗暴，甚至错误的革新手段而已。韩愈同样旗帜鲜明的反对宦官专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贪官污吏虐民。 平心而论，王叔文、王伾主导的这次革新，从出发点来说，绝对是好的。这些人还有着文人士大夫济世救民之心和一腔热血，看到唐德宗晚年的昏聩贪婪，看到宦官专权、藩镇坐大、贪官污吏虐民，于是背靠皇帝，实行革新，希望能削弱宦官，打击藩镇，拯救百姓，加强中央集权。 可惜，想法虽好，但这次革新，从开始实行，就已经偏离了方向。 因为皇帝身体不好，甚至随时有死亡的可能，王叔文、王伾等人难免有急迫感，在时不我待的心态驱使下，革新之举开始的仓促、急躁，疏漏、错误的决策也就在所难免。 为了迅速推行新政，王叔文、王伾在极短时间内，越级提拔了一大批支持革新的官员。这又造成了新的问题。因为急于求成，提拔官员时，基本上只按照是否支持革新为标准，其他的例如人品、德行、才能、之前的品级、资历等等，也就顾不得了。而这些被仓促提拔上来的官员，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对革新的实行，并无太多助力，而且还形成了党争的态势。同时，一些投机官员，将此视为一条幸进捷径，于是纷纷宣称自己支持革新，也纷纷得到升迁的机会。如此一来，革新派官员体系内部，更加乌烟瘴气。 王叔文、王伾本身也有很多、很大问题。他们虽然一直在朝廷内做官，但一直没有真正主政过，并没有多少施政经验，也没有全局观念，骤然占据高位，难免顾此失彼。他们自身威望不足，对朝廷控制力不够，为了推行新政，只能“挟天子以令群臣”，而且，施政手段粗暴，从而引起大量朝臣不满。 他们根本没意识到需要拉拢一些同盟者，这就使得他们单纯依靠皇帝的支持，根基本就极其不稳的革新事业，在面临无数反对者的攻击时，却得不到几个盟友的支持。 因而，新政措施刚刚颁布没几条，革新派就得罪了宦官、藩镇势力不说，连文官体系的大量官员，也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站到了对立面。 所有这一切，都注定了这次革新悲剧的命运。 反对者的反击，来得迅猛而直击要害。三月，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人，向皇帝启奏，应该册立太子。 王叔文等人当然试图反对。 王叔文明白，这是反对派在效仿当初的自己，以太子为核心，组建新的利益集团，对抗自己这些人。 按说皇帝还在，太子及其身边之人，最多只是潜在的威胁，就如当初的自己。但是现在情况特殊，皇帝虽然活着，但长期卧病在床，又不能说话，因而，太子确立后，很容易出现对自己这些人不利的变化。 但是，如何反对？以什么理由反对？本来皇帝即位，就应该册立太子，而且现今皇帝身体不好，更应该速速册立太子，这是国之基本大事，又怎能反对？ 反对派施展的，本来就是阳谋，无法破解。 翰林学士郑絪更是干脆，直接在纸上写了“立嫡以长”四个字，也就是册立嫡长子为太子的意思，呈给唐顺宗看。唐顺宗当然也没什么意见，点头认可。册立太子之事，就这么确定下来。 三月二十四日，唐顺宗李诵的嫡长子李淳被册立为太子，并改名为李纯。 五月，王叔文在原有的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等官职上，又被加封为户部侍郎，可同时，却被宦官俱文珍等人一番操作，削去了翰林学士的职务。 王叔文接到诏书，大吃一惊，自己正因为有了翰林学士的职位，才可以在翰林院办公，可以随意进出宫廷，方便见到皇帝，没了这个职位，即使身为宰相，不能见到皇帝，也是得不偿失啊。 王伾得知消息，也非常震惊，反复上书替王叔文申请。最终王叔文被勉强许可，三五天可以进入一次翰林院，但翰林学士的职务还是被免除了。 雪上加霜的是，因为施政方式不同，王叔文和韦执谊这两大革新派的掌舵人，由开始的配合默契，开始发生矛盾。随着矛盾加深，二人渐行渐远。 六月，藩镇节度使联合朝廷官员的致命反击到来。剑南西川节度使、中书令韦皋上表建议，皇帝身染重病，应该由太子监政。韦皋同时给太子写去书信，痛斥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等人，任用私人，公器私用，广结朋党，败坏纲纪，并建议太子禀奏皇帝，立刻驱逐这些小人。 随即，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的奏章和给太子的书信到达，意思相同。 原来掌控禁军的宦官，也开始发动自己在军中的力量，和王叔文派出掌控军权的范希朝、韩泰等人，争夺禁军掌控权。宦官在军中根基深厚，范希朝、韩泰无可奈何。 就在革新派焦头烂额，王叔文殚精竭虑准备反击的关键时刻，消息传来，王叔文母亲病重，于六月二十日去世。王叔文不得不丁忧守丧。 王伾的本领本就不如王叔文，之前一直是王叔文挑起革新大旗，王伾负责奔走而已。现在革新形势恶劣，王叔文又服丧回家，王伾顿时乱了手脚，每天四处奔走，希望说服皇帝下旨，夺情启用王叔文。 所谓丁忧，就是按照儒家孝道观念，朝廷官员无论担任何职，如若父母去世，都必须在得知丧事那一天起，辞职回祖籍地，为父母守孝三年。而夺情则是丁忧制度的延伸，是指在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国家实在离不开，因而由皇帝特意下旨，夺去其孝亲之情，不必去职，而是穿着孝服，正常任职、办公。 可惜，王伾连上三道奏章都没有收到回复。无奈的王伾气急败坏，索性也撂挑子不干了。这天夜里，王伾在翰林院中枯坐良久，突然大叫：“我中风了。”然后倒地不起，第二天被抬回家中。从此躲在家中，再不出门。 革新派势力迅速遭到强力打压和排挤，各负责官员纷纷被排斥出朝堂。 革新陷入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