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第三野战军首长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以第九兵团从浦东、第十兵团从浦西两翼迂回，进逼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再围攻市区，分割歼敌。

除此之外，还明确指示了，上海解放后的警备工作由第九兵团负责，宋时轮任淞沪警备区的司令员。

其实，解放上海是有它的独特性的，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曾对解放上海做出过一系列指示：

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将上海完整地接管过来。

于是，宋时轮做出指示：在市区作战不得使用重武器，要尽可能的减少对城市的破坏。

宋时轮自己是这样形容这次作战的：“就像在瓷器店打老鼠，既要把老鼠打死，还要尽可能地少打瓷器，任务十分艰巨，但必须做到。”

最后，九兵团各部硬是绕开敌人的火力点，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

等战斗节节胜利的时候，宋时轮又及时转变了作战方式，他指示部队：

在继续加强军事攻势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斗志，促使敌军起义投诚。

各部认真执行，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27军178团5连在包围凯福饭店后，通过政治攻势，促使敌师长率1000多人放下武器。

九兵团进入上海后，在地下党的配合下，更是争取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区副司令兼北兵团司令刘昌义部4万人投诚。

5月27日，上海顺利解放。胜利的九兵团士兵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纪律，在没有找到营房的情况下，直接睡在马路边上。

当时，有部队看管食品仓库，仓库里的罐头堆积如山，战士们又渴又饿，硬是没有一个人从里面拿东西吃。

上海百姓们也从战士们的一举一动中认识到了解放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不交口称赞，由衷敬佩。

很快，上海的社会秩序便稳定了下来。这时，华中分局联络部长扬帆为了庆祝上海解放，特意举办了一场小规模的宴会。

杨帆和宋时轮是相识很久的好友，这次聚会自然少不了他。

本来，宋时轮是不想去的，因为他性格比较安静，不太喜欢凑热闹，可架不住杨帆软磨硬泡，这才勉强答应。

聚会那天，宋时轮为表重视，很早便到了会场。看见潘汉年一个人坐着，便上前跟他聊天，聊得十分投缘。

就在这时，门突然被打开，走进来一位风韵犹存的妇人，宋时轮循着响动看了一眼，然后大吃一惊，这人竟然是董竹君！

说时迟那时快，宋时轮几步走到董竹君面前，一把握住她的手，向她道谢：“董大姐，我来向你表示感谢。”

董竹君被吓了一大跳，她在脑子里想了半天，也没想起这是谁：“您认识我？”

宋时轮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唐突了，他放开董竹君的手，礼貌地做了自我介绍：

“我叫宋时轮，你记不记得20年前，有个拿着李棠萼介绍信的落魄乞丐，您资助了他800大洋，那个人就是我啊！”

董竹君仔细回想了一下，总算想起了这事。

事情发生在1929年，那一天，衣衫褴褛的宋时轮敲响了董竹君的家门。董竹君打开门一看，以为是乞丐行乞，便准备进屋拿点吃的。

宋时轮赶紧叫住她，然后把一封介绍信递给董竹君。这封信是董竹君的好友李堂萼写的，信中表明宋时轮是革命者，并希望董竹君能为他提供一点帮助。

董竹君很爽快地给宋时轮安排了住宿，之后的几天，她对宋时轮嘘寒问暖，还带他去治了病。

后来，董竹君问起宋时轮的遭遇，宋时轮感恩于她的帮助，便和盘托出。

1927年“四一二”后，共产党人被大肆捕杀，就连黄埔军校也扣留了100多名共产党学生，宋时轮便是其中之一。

这群学生被足足关押了一年多，后来，国民党找不出定罪理由，只能将这群学生释放。

出狱后，宋时轮四处寻找党组织。他风餐露宿，一路乞讨来了上海，还是没有半点消息。

走投无路下，他遇到了黄埔校友李棠萼，对方于心不忍，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来投奔董竹君。

听完宋时轮的经历，董竹君又佩服又心疼，一个年轻人从广州走到上海，只为寻求党组织，这份坚持非常人所有。

很快，宋时轮养好了伤，考虑再三，他决定回湖南老家打游击。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董竹君的时候，董竹君二话没说拿出了全部家当。

宋时轮推脱着这800大洋，表示自己只要20大洋就够了，可架不住董竹君执意要给，她说自己这是支持革命事业，让他一定收下。

最后，宋时轮还是没拗得过董竹君。从此，“董竹君”这个名字就在宋时轮心里扎了根，他始终盼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再次向董竹君道谢。

看到董竹君恍然大悟的表情，宋时轮知道她想起来了，他再次握住董竹君的手：“这么多年了，我就想着，若是有朝一日再遇到您，一定要好好谢谢您！”

董竹君微笑了一下：“一点小事情，何足挂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