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竹君出生于1900年的上海，自幼漂亮聪明的她，被邻居们称作“小西施”。

她父亲是黄包车夫，母亲是洗衣妇，收入微薄，家境贫寒。尽管如此，这对开明的父母还是努力将女儿送进了私塾。

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董竹君非常珍惜，然而好景不长，父亲患上怪病，不仅借了一屁股债，还彻底失去了劳动能力。

没办法，上了6年学的董竹君只能辍学去做工。最开始，她跟着母亲做些粗活，可家里还是入不敷出。

最后，母亲狠心将她送去了长三堂子抵债。这里的长三堂子其实就是旧时的青楼，里面的姑娘懂些琴棋书画，卖艺不卖身的叫“小先生”，正式接客后叫“大先生”。

董竹君跟长三堂子约定好的是卖艺不卖身，为期3年，债务一笔勾销。

就这样，13岁的董竹君因贫困坠入青楼，她有了个“杨兰春”的艺名，并很快大火。

1913年，董竹君碰到了一位很特别的客人，这人名叫夏之时，第一次见她，夏之时便对她说：“有空还是好好看些书，看你的样子可不像吃这碗饭的人。”

而且，他跟一般的客人也不太一样，别人都是玩笑取乐，被姑娘们簇拥，只有他安静地坐在一边，偶尔点点董竹君的牌子，也不动手动脚，只是微笑地听她唱戏。

后来，有人告诉她，夏之时早年留学日本，后跟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中，重庆成立署军军政府，他被选为副都督。

不久后，夏之时辞职前往上海，参加“二次革命”，谁知讨袁失败，袁世凯下令逮捕革命党人。

饭馆茶楼人多眼杂，夏之时没有办法，只能选择比较隐蔽的青楼，作为开会议事的地点。

得知夏之时是爱国志士，董竹君对他生出了些渴望，她期盼夏之时能带自己离开这里。

因为堂子里的好心人曾跟董竹君说过，“小先生”长大后，老鸨会威逼利诱她们去卖身，就算签的“卖艺不卖身”的契约也没用。

董竹君是长三堂子的摇钱树，老鸨一定不肯轻易放她回家，怕是只有赎身，才可能逃离苦海。

于是，董竹君鼓足勇气，问夏之时能不能带自己走，没想到，夏之时马上回说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悬赏3万银元捉拿夏之时，无奈，他只能躲进日租界。

董竹君担忧不已，她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夏之时租住的房子，一进门，夏之时便抱住她失声痛哭。

从这一刻开始，董竹君真正爱上了他。

患难与共中，夏之时提出要帮董竹君赎身，没想到老鸨狮子大开口，喊出了3万元的天价。

董竹君对贪得无厌的老鸨恨之入骨，所以，她拒绝了夏之时的提议：

“我无论如何都不想你拿钱赎我。我又不是一件东西，不能用钱买，大家有做夫妻的感情，彼此愿意才在一起，否则你日后不高兴说出，‘你是我拿钱买来的’，那我是受不了的，所以赎身的事情，我自己想办法吧。”

某天晚上，董竹君趁着喝酒玩牌的机会，灌醉了堂子的看守。然后，她将身上的绫罗绸缎和金银首饰都脱下来：

“我是为了给爹娘尽孝才来堂子的，为了做生意才穿戴你们的，现在我要离开了，以后永远也不会见到你们了。”

说完，董竹君穿着一套贴身的白衣裤，跑到了和夏之时约定好的会合地点。然后，两个人一起转移至松田洋行。

1914年春末，15岁的董竹君和27岁的夏之时秘密举行了婚礼，几天后，夫妻俩奔赴日本。

然而，欢爱过后，只剩下一地鸡毛。

1918年，夏之时带着董竹君回了四川的夏家大宅。在婆家的生活令董竹君心力交瘁，婆婆挑剔苛刻，夏之时视而不见。

董竹君每天忙里忙外，却还是没能得到夏家人的认可，只因为她是青楼歌妓出身，太过“低贱”。

1921年，夏之时被解除兵权，闲赋在家。从这时起，夏之时彻底变了，他横征暴敛，胡作非为，甚至还染上了赌瘾。

董竹君悲哀地看着曾经意气风发的爱人变得陌生，他不再是当初那个满腔抱负的革命者了，他开始重男轻女，不让女儿上学。

董竹君为女儿据理力争，被夏之时大骂：“你居然敢跟我顶嘴了？你有什么资格！是我把你从堂子带去日本的！”

真正的导火索是在1926年，当时，4岁的女儿夏国璋腰椎患病，导致右腿粗大，需要穿刺抽出脓水，异常痛苦。

董竹君看着日渐消瘦的女儿，心如刀绞。然而，祸不单行，就在夏国璋病危的时候，另一个女儿夏国瑛不慎从二楼摔下，昏迷了几个小时。

两个孩子同时生命垂危，董竹君着急地四处求医，可作为父亲的夏之时却不闻不问，甚至还在指责董竹君家务没做好，伺候自己不够舒服。

终于，董竹君想明白了，若是不想再接受夏之时的施舍，就必须经济独立。

于是，董竹君聘用了几名师傅和女工，在正屋后面的房子里，办起了“富祥女子织袜厂”。

等到生意有了起色，董竹君又用挣到的钱，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并交由她的父母打理。

1927年，革命形势再起变化，夏之时认为蒋介石政权已经稳固，为了东山再起，他决定去南京探听消息，顺便到上海治病。

1929年，四川战事又起，董竹君索性卖了公司，去到上海投奔夏之时。

许久未见的妻儿出现在自己面前，夏之时却一点都不高兴，当得知董竹君卖了公司后，他更是火冒三丈，责怪起董竹君断了财路。

董竹君压着火气，跟夏之时商量，想让孩子们在相对安全的上海读书，夏之时却全盘反对，他的理由是，女儿长大嫁人后，就是泼出去的水，读书浪费钱不值得。

还有更过分的，一天早上，女儿夏国琼和男友打闹玩笑，这一幕刚好被夏之时看到。

他蛮横粗暴地将女儿揪进卧室，然后把剪刀、绳子扔到她面前：

“男女授受不清！你的羞耻心哪去了？我让你不要听你母亲的话，你偏不听，你给我去死，这两样你自己选一样！”

董竹君闻声跑了进来，紧紧抱住女儿跟夏之时争论，夏之时摔门而去。

不久后，两人又爆发了一次争吵，这一次，夏之时用马靴狠狠踢了董竹君一脚。

董竹君害怕夏之时情绪激动做出更极端的事，赶紧转身往楼下跑，果不其然，夏之时搬起箱子就往楼下砸，董竹君将将躲过。

后来，红了眼的夏之时拿着菜刀，疯狂追着董竹君跑，好在两个侄子拦住，才没发生更可怕的事情。

董竹君一路逃到表兄家，两周后，她向夏之时提出了离婚。

夏之时有些不屑，他说：

“咱们来个君子协定，暂时不考虑离婚。分开5年，在这5年里，你若是带着4个女儿没有在上海饿死，我到时在手心里给你煎鱼吃。”

董竹君同意了。

很快，四川报纸上便刊登了夏之时和董竹君婚变的消息，两位女中共党员看到报纸后，辗转联系到了董竹君。

董竹君经她们介绍，阅读了《妇人与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进步书籍，视野变得更开阔后，董竹君提出了入党。

其中一位女同志告诉她：

“现在入党人员流动性很大，你若是被调动，父母孩子由谁来照顾呢？我劝你还是先在经济上取得独立，然后再考虑入党。若是经济上取得独立，在经济上资助也是可以的。”

董竹君考虑过后，觉得说得有理，于是，她四处筹集资金，于1930年创办了群益纱管厂。

可惜的是，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群益纱管厂被炮火摧毁。

1934年，夏之时回到上海赴五年之约，一见面，他便问董竹君：“几年不见，事业上有什么成就？”

事到如今，夏之时已经后悔了，他想留住董竹君，可董竹君却态度坚决地与夏之时离了婚。

离婚公证的时候，夏之时想起了两人的聚散恩仇，不自觉流了泪，可董竹君却一滴泪都没有流。

正式离婚后，董竹君打算再次开办实业，但苦于没有资金。就在这时，一位川军青年军官上门拜访，借给了她2000元钱，原因是：敬佩她的为人和品质。

拿到钱后，董竹君决定在上海开个四川菜馆，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35年3月15日，“锦江小餐”正式开业了。

正宗的川菜，周到的服务，别致的环境，使得“锦江”刚一开业便受到了追捧，又或是董竹君的传奇经历，总之，“锦江”成功了。

客人络绎不绝，就连上海滩的很多头号人物，也成了店里的常客。

杜月笙几乎天天都来，每次等座等得不耐烦，就会冲着店员叫嚷：“让你们老板赶紧扩充店面，这点店面够谁吃的，要是困难直接找我。”

没过多久，他真的出钱让“锦江”旁边的房东搬走了，就这样，“锦江”扩充成了能容纳三百人同时就餐的大店，名字也改成了“锦江川菜馆”。

就在“锦江”如日中天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了上海。

作为上海滩知名餐馆，“锦江”也受到了日本人的欢迎，于是，董竹君被要求在虹口开设分店，以服务日军。

董竹君不同意，所以，她遭到了暗杀。正巧，女儿夏国琼准备去菲律宾学习表演，于是，董竹君安排好饭店事宜，跟着女儿一起去了菲律宾。

同行的还有董竹君的另一个女儿夏国琇，她报考了菲律宾大学音乐学院，母女三人住在一起，互相照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三人被困马尼亚，好在董竹君依靠生意头脑又挣了不少钱，才没有让日子过得太过潦倒。

她每天都要去码头眺望大海的另一头，望眼欲穿，盼着能早点回到祖国。

这一等就等了4年，1945年初，日本红十字会有艘船取道台湾去上海，董竹君使尽浑身解数，终于弄到了一张船票。

安顿好女儿后，董竹君上了船。船内拥挤不堪，还有传染病肆意蔓延。死去的人和将死的人都被毫不客气地扔进大海，日本人不把这些人的生命当回事。

董竹君也不幸染上了疾病，上吐下泻，腹痛难忍。她踉踉跄跄地找到日本医务室，对方一见她是中国人，像看到什么脏东西一样把她往外赶。

情急之下，董竹君用流利的日语说了句：“请给我治疗”，对方一听董竹君会日语，立马变了张脸，给董竹君做了治疗。

40多天后，董竹君终于回到上海，回到“锦江”。回去后，她立马开除了一名老员工。

这名老员工名叫张进之，董竹君离开上海前，委托他代理饭店业务。

后来，上海盛传董竹君在菲律宾被炸死的谣言，张进之听说后，便开始大肆贪污，购买洋房、汽车，还讨了个德国老婆。

开除张进之后，董竹君力挽狂澜，带着“锦江”慢慢恢复了元气。随后，她又创办了永业印刷厂、协森印务局、美文印刷厂等企业，用自己的公司印刷革命宣传材料和机密文件。

与此同时，她还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送许多苏北青年参加新四军，营救了不少身陷虎口的中共党员和先进分子。

1947年，董竹君受命开办锦华进出口公司，以经商形式掩护中共上海局从上海到南洋的交通线。

解放前夕，她还秘密参与协助了策反工作。

1950年，上海市政府决定设立一个接待中央首长、国际友人的食宿场所，董竹君接到任务后，将“锦江”迁移至长乐路89号，并正式更名为“锦江饭店”。

不久后，她将市值15万美金的锦江饭店，无偿献给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