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商人都逃回故乡，即留京者亦被抢，无人敢做生意，且都是洋人，言语不通，更不能做，这确是会洋文之人的机会，于是便拿定主意做买卖。但有极难的问题，就是没有钱。因忆及乱前有人托先君捐官的一百多两银子，尚未上兑（交官之义），暂存前门打磨厂天丰金店，但经此大乱，未悉尚能存在否，姑且前去一问。不意彼即如数交还，且颇感快慰，此足见该号之殷实及信用。不过有一点，在那个时期中，一切币制都不能应用，只有洋元可以通行，乃持此银，到华俄道胜银行兑换，因该行中有熟人也，每两银子才能换一元。这买卖由什么地方、由哪一行做起呢？也颇费斟酌。适大家所抢之物品，都能在街上售卖，所以各大街都如市场一般。我们想外国人所喜的中国东西，不外绣货等等，乃买了些中国绣花衣物、貂鼠皮等等，往各军营兜售，生意居然不错，很有利可图。
一次遇到一位官员谈天，很巧他是一总管粮台的，他求我给他寻找木柴。他说此物在北京很难得，可巧三天的工夫，我给他找到了二三十万斤，他高兴极了，我并且把原价及运费都告诉他。因为彼时物价颇贵，大致是，你要去抢，就可以白得，要买他就胡要价。所有车辆牲口，也都被抢一空，运输的工具很难找，也贵得出奇。我怕粮台总管嫌贵，所以把原价都告诉了他。这也是没有做过买卖的人，才能如此做法，若真正商人，谁也不肯如此。没想到这一来，却大占便宜。卖木柴铺中掌柜韩君来说，倘我带着洋兵去拿他的，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倘我硬少给他钱，他也没办法。今竟规规矩矩，他要多少，就给了他多少，他甚为感激，过几天他特别送了二百元现洋来给我，他以为我是翻译，所以特来谢我。我当然不会收他的钱，而且我告诉他，我并不是翻译，可是这次等于翻译，因为我这是第一次做买卖，我看着价钱太贵，但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也不愿倚仗洋人压迫你们，所以我最初就把原价告诉了他，以后我正要开始做买卖，且他是总管粮台之人，买的东西一定很多，同他交往长了，一定有利可图。韩君听完大高兴，他说当翻译的人，没有一个不敲诈抢掠的，像您这样的人，往哪里去找呢？以后只管大胆放心去做，您是学界中人，认识的商家很少，我却认识的很多，您用着买什么，只管告诉我，我有的我卖，我没有的，我给您介绍别的铺号，由我们商家熟人介绍，大家都是放心的，价钱不会太高。韩君为人颇精明诚实，以后他帮我的忙，实在很多，所介绍的商家，也都是正当商人。后来我认识的商家各界人很多，对于社会中各种情形，知道的也相当详细，最初确得韩君的帮助不少，至今念之。
返回来再说说买的这一头。粮台总办名曰梅星，他问我："你怎么把原价钱都告诉我呢，那你还怎么能赚钱呢？"我看他之为人，虽然是一官员，但说话气度，都是学者的意味，我便对他说："因为你托我给你找木柴，我就派了几个人，各处替你寻找。找到这家，他存的木柴很多，且甚合你用，但价值太高，我若倚仗你们外国兵的势力，硬少给他钱，也可以办到，但我绝不做这样的事；而价又太高，不得已才把原价告诉你，我能赚钱与否并不要紧，因为我们以后或者交买卖很多，岂在这头一次呢？"他听完这话很乐，他说："听你这说话气度，一点也不像商人，你做生意不见得能赚钱。"我说我本非商人，我就把我的身世及不得已而为商的情形，大略同他说了一说。他听完后很表同情，并且说："我对于你是肃然起敬。"我说不必说笑话，他说不是笑话。他接着说："我到中国来，难得遇到一位会说德国话的人，尤其难得遇到你这样有道德的人。我们乍来到此地，人生地疏，又兼所有商家都被抢关门，一切物品无处购买，我们自己带来的军需自然很全，但各种粗笨东西，如木柴、干草等等，各种水菜以及想不到的零星物品，都得现买。请你帮我忙，我用着什么，我就找你。"他又说，"我还告诉你一句话，我们现在是行军，也可以说是正在前线上，凡行军在前线上买东西，只要得到就好，价值没什么关系，所以高一点也没有问题。我所要的东西，你只要能找到，我就不但满意，而且也可以说很感谢你。再者还有一句话，请你不要介意，此次战事未结束之前，所有花费，当然都得出自中国，无论哪一国，花多少，都得由赔款中索回来，各国军队都是如此。买不到东西，有误军队应用，是有罪过的，多花几个钱没人过问。就说今天的木柴，除你原本及运费外，我还可以加倍给你，如此你便可以得一倍的利钱。"我得到钱当然很高兴，我对他说："这怎么谢谢你呢？"他说："你这话错了，你用不着谢我，你不要以为我是和你通同作弊呀。我买谁的东西也是如此，不过因为你是有道德的人，我才跟你说这套话，你若以为我有意要钱，那就大错了。别的国知不清，德国的公务员没有要钱的。"于是我对他说了几句道歉的话，即行辞出。
因为得了这笔木柴价，在崇文门内租了一所很大的房，有二十余间，租价却极便宜，每月不过现大洋一元。为什么这样便宜呢？一因彼时房若空闲，则必有外国人来居住，他当然白住不给钱。二是房主人是在旗，一家七口，以为国破家亡，无法生活，遂全家自缢。适有外国人进院，用刺刀把绳割断，尸体放下，有两人刚上吊，所以又活过来，其余五人尽死，于是邻居时闻鬼嚎，大家不但不敢进此院，且所有邻居，到夜间都不敢在大门外经过，他们说每到夜间，便闻鬼哭，这种房屋，安得不便宜呢？我们居住之后，附近邻居，虽白天也不敢进这所房子，常问我们，夜间听到过什么、看到过什么没有？我们实在还没有听到过也没有看到过。还有一件颇为新鲜的事情，就是当时上吊的绳子是被外国人割断的，梁上之一段并未解下来，我们也不管，就用此绳系了一个铁钩，就用它挂东西。过了二年，房东的太太偶来，她就是上吊者之一，这个绳就是她上吊的那根绳，她在无意中看见，浑身发抖，立刻就躺在地下。她是因为睹景伤情，想起当时一家聚缢之情形，当然有此感触，无所谓鬼怪。像所有邻居，则都说屡屡听到鬼哭，所以大家都说我们运气旺，把鬼都吓跑了，可是我们在此房中住了十年，买卖很兴隆，人口也极平安，什么鬼怪都没见过。我为什么写这一段事情呢？由此足见北京所谓凶宅，都不见得靠得住
自租此房后，有了地方存货，有许多不容易觅到的物品，可以先买好存储，如此则方便多了，遂专心与他﹣﹣粮台做生意，其余零碎买卖，就不多做了。与粮台所做之生意，可以说是复杂极了，大至火车铁路，砖瓦木料、煤炭木柴、绸缎布匹、古玩玉器、金银首饰、米麦杂粮、草料麸豆、鲜果水菜、葱蒜芫荽等等，总之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们找什么。再者有他们由本国带了来，可是没什么用的东西，以及到中国抢来的东西，也有许多没用的，都要卖，我就买他们的，也颇有利。总之还是古人说的话，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而已。没想到这位粮台总办，真是一清如水，一文钱的弊病也没有，待商人还是很厚道，我也绝对不特别多要钱。我没有酬应过他，他倒常开两瓶啤酒，我们喝着谈天。我说："你们外国兵来到北京，真可以算是来救北京人，否则北京人还不知多死若干，照这情形说，我们实在应该欢迎你们。但是外国兵来到中国，我们还供给你们所需，这于国家观念及私人道德，都有亏损。"他很不以我这话为然，他问我："你以为这是用物资供给敌人吗？我劝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这话乍听仿佛有片面的理由，其实不然。你们国这样乱，外国人不能生活，甚至我们公使也被害，这是世界上很难有的事情，我们当然要出兵。凡出兵，一切军需当然都由本国带出来，但总有许多须要临时补充的。在前线补充最是难事，能够买自然是买，因为买倒省事，不能买就得白拿，就得硬抢，这是没法子的事情，也是当然的现象。我们管粮台的人，几个人管这样大一个粮台，当然没工夫去抢，但我们买不进来，不能供给军队的需要，则营队之兵，当然去白拿，因为他们不能饿着不能冻着。你要知道，凡白拿或硬抢，则人民的损失便不止被拿之物，此外附带着的损失，不知还有多少，或者有人受伤，也或者出人命。比方你卖给我们的粮草值一千块钱，若我们派兵去抢了来，则该主人损失便不止二千元，是你卖给我们许多东西，便是保存了许多商家的财产，这可以算是有功于社会的。而且你所赚的钱，并不是我们的，是赚的你们国家的。前边已经说过，这笔款当然出自中国政府，不过是中国政府赔我们的款，你又分回去一点就是了。"他说的这套话，固然是安慰我，但也系实情。既同他处得很好，于是乎就安心做起买卖来，各国军队听说我信用极好，都来交易，日久天津各洋行也听到我们的名声，也不断同他们做生意，买他们的货，卖给中国人，也运些土货卖给他们，阅历多了也有了经验，几几乎真正成了商人了。若再夹杂着写点关于彼时政治的情形，想也是诸君所乐于知道的，而且我因做买卖的关系，也很帮过政治的些忙。
在外国兵进京之后，不久即听外国人说，李鸿章快来了。彼时中国的衙门机关完全消灭，一切消息，都靠外国人的电报。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当然很高兴。先君即告余等说，吾国人自光绪甲午后，无不痛恨"翁常熟""李合肥"，彼时有一副对联曰："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彼时正是翁相国以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故该联云然。此联虽二人并重，但不满意翁者，只有政界、学界中人，而全国国民，则皆都不满意于李。尤其是旗人更恨之入骨，故北京又有一联曰："杨三已死无昆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杨鸣玉乃同光间最出名之昆腔丑角，适于甲午前故去，社会思之不置，故有是联，七个字对得都极工稳，故传诵一时。
先君常训余兄弟曰："甲午之败，不但翁常熟不能负责，连李合肥也可以说不能任咎。我国全国人都是顽固不开化，世界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了，还专心致志地做八股，一味妄自尊大。一切科学，一切学问，都落人后，我们幡然变法，急起直追，再有五十年，也不见得赶得上人家。此次打仗，海军尚好，然亦只靠买了外国的几只旧军舰，船员的学问技术都不够，到了陆军仍然是旧式的练勇，怎能跟人家新式陆军打仗呢，焉有不败之理？"当时准知不能胜日本者，大臣中只刘坤一、李鸿章二人，其他大臣无一知者。说实在情形，甲午之败，张季直、吴清卿他们应该负相当的责任，因为他们是怂恿开仗最力之人。若责大臣不能预先奏请政府维新，以致国势日坏尚有可说，但彼时西后当国，糊涂妇人，正所谓牝鸡司晨，虽大臣奏请，她也不会允许。若把甲午败仗之过，完全搁在他们身上，也算是很冤枉的。不要看彼时全国对"合肥"以唾骂，此次与外国人讲和，还是非他不可，因为这群旗门的大员都没有这种知识。只管听说要来，结果迟了两个月还没有到，他为什么这样迟呢，也有原因。当拳匪正盛、西后最得意的时候，"合肥"正在广东，旗人们有的说他能勾结外国人，太监们说的更厉害，所以想着把他调进京来杀了他。此事虽无对证，但彼时宫中人、旗人多如此说法，他也知道这种情形，所以到了上海，他就停止，不再北上，汉人中也有几个御史上过奏折，参他抗旨不来，有说应催他早进京的，有的说该降罪的，他当然越不往北行动了。因为屡有催他北上之旨，他干脆来了一通电报，中有四句云："不得不小作徘徊，预筹兵事，坐观敌制，再作解排。"这简直是和朝廷开起玩笑来了，各国军队进京后，他当然可以来了。从前虽骂他，但现在已知道非他不可，所以大家都盼他来，因来得慢，大家又怨恨他。其实是大家不知道，他虽然可以来，但他充全权议和大臣，他也得有政府的凭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时是关门了，但至少也得有一道授以全权的上谕，方能凭以交涉不是？迟之又久，居然来了，来的时候，沿路都是俄国军队保护，到京住东安门外贤良寺。他来的那两天，北京所有的人，可以说是狂欢，尤其旗人，自西后光绪走后，他们每月的钱粮，谁也得不到，可是旗人又专靠钱粮吃饭，所以几个月以来，都跟没有娘的孩子一样，听说李鸿章要来，总以为他是跟外国人有勾手的，他来了一定有办法。彼时所有正式饭馆都没有开门，各街上都是搭的席棚小饭铺，尤其东四牌楼一带，旗人吃饭的很多，正喝着酒，忽提李鸿章来了，便高兴地说，再来一壶，盼他来的程度，就如是之高。我问他们，你们向来很讨厌李鸿章，为什么现在这样欢迎呢？他们的回答是：说人家是汉奸，没人家又不成，就是里勾外连的这么个人。我听罢大乐，彼时许多人对李鸿章都是这样的批评。"里勾外连"四个字，不但在史书上没有，就是说此话的人，也没什么确定的解释。
李鸿章到京后，一切交涉自是以用英文为主，但因各国军队的总司令瓦德西系德国人，则德文翻译人员亦不可少。彼时德文最好者，要数荫昌字午楼，但不干此事，"合肥"幕府中有于式枚字晦若者，为余父执，特前来寻我弟兄嘱为国尽力。先君面辞未蒙允许，乃应其不要名义，不要报酬，极力帮助，他才应允。后来确也帮了国家点忙。按做买卖，怎能还帮助政事呢？有个原因，接西洋的通例，两国遇有交涉事件，除当面口头争执外，彼此都要用人（或许多人）暗中探听对方的情形。比方：甲国要求乙国一件事情，乙国交涉官员虽未直接答应，但他政府已有允意，则甲国在下次交涉的时候，便可强硬。这是极平常的事情，甚至花钱利用乙国的人代为侦察，也是平常的事体。庚子之役，我们一国与他们十几国交涉，正用得着这种做法，用得着这样的人才，因为一件事情，同是敌国，但甲国看得重，乙国就许看得轻。
我们若得到这种消息，则未尝不可以利用乙国以抵制甲国，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此处不过举此一例。"合肥"相国，虽然不见得够上外交家的资格，但也是外交老手，这种情形，他当然知道，而且这一次，也正用得着，可是他没有这项人才。他进京时，只带来几个随员，就是他花钱雇用这种人员，也怕不易找，而且他这笔侦探费，还无法报销，彼时不但朝廷不知此，连总理衙门也是不知道的，平常人更不知道了。可是这种情形我却知道一点，也有个原因。因为外国军官们，常常问到我关于政治的事情，最初我以为不过就是闲谈，随便问问，后来才听着，似乎是有意地问。其实这些军官，并没受到这种命令，而且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情形，比我们自己知道的还清楚，例如"李合肥"彼时与西安行在来往的电报，外国几尽知之，又何必再雇人侦察呢？但是总要侦察，而且这些武官完全都是自动的，倘问到有用的消息，即刻报知上峰，作为参考的资料。我看到他们这种举动，这种爱国心，我心里想，我为什么不可以也做些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也常跑到贤良寺去找于晦若先生。一次粮台总管特别找了我去商量定买高粱二百石、大麦二百石，倘找不到这些，则用玉米补充，胡萝卜五千斤、白菜五千斤等等，此外尚多。我问他："为什么买这许多？"总管小声说："军队都往西开，所以都多预备，我们自己不能带来水菜，须现买，胡萝卜、白菜不大怕冻，所以多买。"我听到这话，赶紧跑到贤良寺问于晦若先生，我说："这两天交涉有些为难吧？"他说："是的，你怎么知道？"我把德国粮台的话告诉他，他说："你这个消息很要紧，我去告诉他们。"他去了一会，同一位进来，给我介绍，我初见面，大约是李荆楚先生，他问我，我把外人买东西的情形告诉他，他说："是的，他们大概要追往西安。"我说："他们这岂非恫吓性质呢？"他说："是的。"我问："既是恫吓性质，就应该大明光众使我们知道他要进兵才是啊，为什么还要秘密呢？"他说："外国人另有作用，他们的前方在保定府，他们知道山西巡抚升允在长城外，如娘子关、紫荆关这边，都有巡哨的人，外国兵由保定府往西一开，升允便可知晓，他可登时给行在去电报。皇上知道了，来电问我们，可是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于我们很不利的，此外当然还另有其他的意思。"说至此我告辞，他还说："谢谢，以后倘听到这类消息，务必赏个信。"我说："这是应该做的事情。"后来他们怎么交涉的，我也没有再问。但过了几天，瓦德西又有命令，不再往西进兵了。后来于晦若先生告诉我说，这件事情帮他们忙很大，但我也没问过是怎么处理的。我前后帮他们小忙也不少，总之听到一点消息，不管有用没用，我总要告诉他们，后来因我太忙，我给他推荐了一人，程绍唐名遵尧，乃程长庚之嫡孙，亦同文馆学生，比我早学五六年，曾教过我，德文自然比我好得多，他又是"合肥"的大同乡，相处甚好，我就用不着常往贤良寺跑了。
一日程绍唐来谈，问我有一项生意，愿不愿做？问以何事？他说："因中国打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现在德国除要求派亲贵到德国谢罪外，还必须在出事地点立一纪念碑，碑的样式完全照明陵的牌坊。中国已应允，自然须找木厂及石作包工，但包工人虽由中国找，而须由德国认可者方合格。我们若出名与木厂合作，则此工甚易到手，我们二人都有一万余元的好处。"我说："发财谁不愿意呢？但也要看怎样的发财法。这种工程倒很简单，估出价来，也不会赔钱，因为除掉地下需要几百根木桩外，其余只有石块，雕凿之工也很平常，只算清用多少方石料便妥，很容易赚钱。但这座牌坊造好之后，永远是我们的国耻，别人包工无所谓，若经我们手造起来，那将来几时看见，几时是心中别扭而难过的。"我为什么写这段事情呢？因为这个牌坊现在已经有许多人不知道了。它是完全用汉白玉造成，建筑在东单牌楼迤北、总布胡同西口，上镶有光绪的上谕、肇事原委的中德文字，幸尔存了不过二十多年，到第一次欧战结束，大家把它搬到中央公园门内，改为公理战胜之牌坊了，而原样却一毫未改，不过名目文字改换就是了。
《辛丑条约》订好，一年之后，外国多数兵都撤走，每一国只留下几百人保护使馆。把交民巷一带划为使馆安全界，所有中国人都不许居住，所有界内之官所衙门，如工兵部、翰林院、庶常馆等等许多衙门，都得搬出。当时最使"合肥"棘手者为堂子一处，堂子建于御河桥东，即义大利国所占之地，为清室祭典极隆重之所，凡大祭祀，如出征祭大蠢旗、奏凯回师，以及献俘等等，都要由皇帝亲祭于此，较天坛太庙还隆重。因为平常人不许进去，人都不知其中所祭为何神，遂出来许多的谣言，其实所祭者为其远祖，与坤宁宫前交泰殿中之立杆致祭一个样。当时西安不答应这一条，而因它在交民巷界内，外国人非要不可，所以"合肥"颇为难，然终不能挽回，遂把堂子迁于皇城东南角一所较小之官所内。此所在民国后，属于故宫所管，我国剧学会借用了三四年，所以内容情形，知之颇详。外国人要求在交民巷三面建一围墙，围墙之外，都得有一枪弹射线之远，不得有障碍物，所有房屋都得拆毁，经几次交涉，北面只把头条胡同路南之房拆去，东面则崇文门大街以东之房都不拆，西面仍保留了户部街的整齐。于晦若先生对我说，为了几千所民房，政府连问都不问，为一个毁了的堂子，费了好多交涉（彼时因董福祥的兵炮攻交民巷，早把堂子毁掉）。我说西后能知其祖宗要紧，也就不容易了。
《辛丑条约》签字，"合肥"去世，交涉机构撤销，我也就专心做了几年生意，后来想到，做生意虽然能赚几文钱，但知识不能有大的进步，遂想往欧洲留学。以后在我的生活中，可以算是又一个阶段了。
【齐如山（1875-1962)，名宗康，以字行，是京剧大师梅兰芳背后的"戏袋子"，也是然识近代社会掌故的宗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