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河是一条由山溪汇成的小河，河水不甚宽阔，但流水湍急，水声哗哗，很有气势。部队到达这里，正逢农历七月十五，天气晴朗，皓月当空，如同白昼。部队宿营多在有屏障的河坝下，惟二师师部宿营在高坝上，这是韩参谋长、李副官安排的（韩参谋长名叫韩铁汉；李副官外号叫李歪嘴，两个月后在通北县南北河沟里叛变）。我们这个驻地离高坝不远的东北面有一座小山头，我们就在这里放上了岗哨，警戒敌人。我和张传福师长在高坝上各搭了一个白布帐篷。张师长的帐篷里还点着蜡烛，他在阅读文件。经过一天多的紧张行军，战士们都累了，很快进入了梦乡。我把马鞍子卸下来拿到帐篷里权当枕头，躺在上面，朦朦胧胧将要睡着，突然枪声大作，我忽地起身出了帐篷，见敌人已占据岗哨所在的小山头，用密集的火力向我们宿营的山坎上射击，我立即伏在马鞍子上与敌人对射起来。我看见敌人的火力主要集中在这两顶白色的小帐篷上。张师长的帐篷且有灯光，更成了敌人射击的主要目标。这时我已离开了我那座帐篷，继续向敌人射击。敌人的炮声隆隆，炮弹在我的周围爆炸。有的同志来接应，突然我听到拍地一声，感到肩头一震，随着一声炮响，我的军帽被炸弹的气浪冲向天空。这样，我就昏迷过去了。几分钟之后，我苏醒过来觉得右肩疼痛，右手动作失灵，我还想抵抗，但不随心愿，这时我明白自己的肩头和颈部受伤了。我被同志们搀扶到河坝之下，避过了敌人的射击。在枪声大作、炮声轰响时，我们的马匹全都惊得四散而去。
西征部队的总指挥冯治纲同志赶紧收集队伍，救出伤员，准备撤出战斗。这时，大家在河坝上张传福的帐篷边找到了他，他已身负重伤。看得出来，在受伤后他是爬出帐篷与敌人战斗的。战士们把重伤的张传福放在一架简单的担架上抬着转移到河坝下，我虽然肩上负伤，但不是要害处，还能行走，只是用一条纱布把右臂吊在脖子上，随着队伍前进。走了不到三里地，张师长因伤势过重而牺牲。我们掩埋了张师长的遗体，脱帽默哀，与他告别。
张传福烈士是汤原县太平川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但自1934年夏他任自卫团长之后，他目睹了日寇侵略罪行，便日益接近中共汤原县委。同年秋，汤原县委在格节河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决定争取张传福率部起义，在太平川反日会长王德全协助下，张与戴洪宾会见之后，他消除了后顾之忧，决心弃暗投明。同年10月29日深夜，张传福带领30余名骑兵队伍在汤原游击队接应下，打退了尾追敌人，取得起义成功。其部队被改编为汤原游击总队下属的个一中队，张任中队长。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抗联队伍日益壮大。到1936年9月建立抗联第六军，张传福这支队伍改编为六军第二师，张任师长。张传福率领二师屡建奇功，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在汤原县广大人民群众中有着深厚的影响。
张传福师长牺牲之后，二师保安连发生动摇。这个连多是张师长的亲友和同乡，他们以为张传福一牺牲，他们便失去了依靠，同时缺乏对党对抗日事业的坚强决心，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在温连长的裹胁下中途逃跑了，部队一下子减员六、七十人。后来听说他们各自回到家乡去当"顺民"了。我与冯治纲同志总结这一事件的经验教训时，深深体会到，那种封建的家族关系如果不加以严格的教育为他们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就会影响部队的巩固，造成严重后果。
我们在冯治纲参谋长的率领下继续西进，过了汤旺河，进入了深山老林。这里的山层峦起伏，到处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松林。在这深山密林中行军，比在山边阔叶林地带要安全得多。于是我们改昼宿夜行，为昼行夜宿。
在莽莽林海中行军，极为艰难。虽说遇到敌人的机会不多，然而茂密的林木却给行军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每前进一步，都要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否则寸步难行。荆棘把我们的衣服挂破了，每个人的身上简直是破绽累累。行军中不但要克服"倒木圈"和"闹瞎塘"（"倒木圈"是多年腐朽的大圆木，重重叠叠散乱在阴湿的深山老林中。"闹路塘"则是大片的荆棘丛生灌木林，很密集，行军也很难通过）给我们带来的困难，还要特别注意"吊死鬼"-﹣折断了的多年朽木挂在了另一棵树上，一旦遇风，就会掉下来，一不注意，可致人以死命。我们有的战士就曾被"吊死鬼"砸伤。
队伍在密林中走了七、八天，终于走出了这蛮荒之地，到了树木稀疏的丘陵地带。然而，密林之中尚无蚊、虻之害，出了林子可就不同了。蚊扑人面，虻叮马身。白天行军，我们都是人人手中一把带叶的树枝，边走边轰赶蚊虻。即使这样，由于我们衣不遮体，还被蚊虫叮得满身奇痒难耐。夜间宿营，又受到成群的"小咬"来袭击。这种小动物比蚊子小多了，但咬起人来却一点也下比蚊子"客气"。蚊子咬人，都是落在身上以后慢慢叮入，而"小咬"则没有这么"文雅"，它是落到人身上就是一口，直叮入皮肤，又痛且痒。这小东西怕烟薰，"一物降一物"，因此，每次宿营我们都用柴草拢火沤烟，一可驱蚊虫、小咬，二可取暖烘鞋。夜间火堆旁值班的同志，主要是要看着战士们的脚，以免睡梦中伸入火堆烧伤。好在黑金河一仗没有损失给养，因而尚不至于饿肚子，行军中翻山越岭的劳累，蚊叮虻咬的皮肉之苦，在我们来说也算不得什么了。
我负伤之后，继续跟着队伍前进，领导上派了一位战士临时照顾我。因为无药医治，加上长时间行军，蚊叮、虫咬，伤口化浓，不仅臭气难闻，而且腐肉中已生出蛆虫，有时在脸上爬，真令人厌恶而难受。这时，有经验的战士找了一种叫"老鹅眼"树皮，放在水里煮，就用这种水给我擦洗伤口，进行消毒。伤口的浓血被擦净，不再化浓了，日见好转。可见，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但主要的是抗联战士在那种骇人听闻的奇绝的艰苦斗争中，想出许多克服困难的办法。这正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因此，我也向大家学习克服各种困难的办法。
就这样，我们翻越一座座山峰，把层峦叠嶂抛在了身后，走了半个多月，到达海伦县东北部的八道林子。一天，我们正要在一座山脚下宿营，忽然发现有几个人从山后向我们这边走来。我们的哨兵隐蔽在树丛中高声喊道："哪一部分的！"
"三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的哨兵回答之后，这几个人就到了跟前。原来是抗联三军的交通员外出执行联络任务。他们告诉说，转过山再走二十几里地就可以到达抗联三军的密营。我们真是喜出望外，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终于就要和三军会师了。其中一位交通员连夜回三军密营送信，我们当夜就在山下宿营。
我们在坡下宿营，大家都忙着折树枝作垫铺，取干柴而生篝火。忽然一阵晚风吹来一股野果发出的醇香气味，随之就听有的同志呼叫："这里有山梨，快来呀！"于是大家聚到梨树附近，把梨摘个干干净净。六军十一团政治主任李元峰说："这是天赐的，可不要暴损天物呀！"于是大家又在草丛里搜检。我们大家在篝火旁吃着山梨，过了一个有趣味的中秋节。
第二天，交通员回来，通知说金策请我们到密营会合。于是冯治纲率领队伍在交通员的带领下，向三军的密营进发。到了三军密营所在的山脚下，我们安排部队就地休息，只我和冯治纲去密营会见北满临时省委书记金策同志。因为如果部队都跟上去，会踩出大片痕迹，暴露密营的位置。
金策同志热情地与我们握手、问候，问了我的伤势。我和冯治纲同志向金策同志详细汇报了我们西征的情况，汇报了张传福师长牺牲及二师保安连逃走的事件，并请求给我们下一步活动的指示。
金策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之后，告诉我们：现在三军三师张光迪部、六军三师王明贵部都已到达或即将到达海伦地区。这里集中的部队太多了、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金策还说，现在全国抗战爆发，统一战线已经形成，马占山的抗日游击军在热河、察北一带活动。为了避免部队在海伦过于集中，而主要是为了主动配合全国抗战，与关内的八路军打通联系，北满临时省委决定组织队伍进行北征，依托大兴安岭之森林地带向北然后向西、向南挺进，以达到贯通关内外抗日游击战争联系之目的。具体部署是：除王明贵部留在海伦外，三军三师张光迪部和六军的西征部队共同执行北征任务。
北征部队是分批行动的。第一批由三军三师、六军二师各一部组成，由常有钧、赵敬夫、韩铁汉带队。队伍出发两天之后到达通北县东山里南北河边一撮毛地方。在这里，六军二师参谋长韩铁汉与六军二师副官李歪嘴发生动摇，企图拉走队伍去当胡匪，并打算把三军密营中的全部女战士抢走。一天中午，他们开始了行动。首先把赵敬夫、常有钧和王钧同志捆了起来，并打死了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常有钧同志。这时叛军企图缴三军三师部队的械，三师部队立即抵抗，赵敬夫、王钧趁乱逃回省委，报告了韩铁汉叛逃的经过。后来省委派队伍追击，追回一部分。第一批北征部队就这样由于韩铁汉的叛逃而失败。
随后，金策同志又组织了第二批北征部队，这支北征部队由六军一师六团和三军三师八团一个连组成，军事上由三军三师师长张光迪负责，我是这支队伍的政治负责人。
在9月下旬的一天，部队踏上了北去的征途。我们经过几天的休整，换上了三军被服厂做的黄色新军装，带上了充足的给养，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昂。我们一开始沿着第一批北征部队的路线北进，顺南北河走去。沿途未遇敌人骚扰，行军比较顺利。
10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我们到达北安县东的南北河支流木狗河。这时已是深秋天气，到处是荒草和干枯的树枝，只有河边的柳叶尚余绿色。小河不深，尚未封冻，于是我们便淌过木狗河向西前进。这时，我们发现在离我们一里左右的河湾处有一顶白色的大帐篷，不知是什么人所设。帐篷外面似有人影晃动。这引起了先头部队的注意，于是大家便都趴下隐在树丛中，请示张光迪师长：
"怎么办？"
张光迪师长亲自察看一番，说："不理它，继续前进！"
六团政治主任李云峰想的比较周全，他说："不行，倘若有敌人，我们会吃亏的。"他想了一个办法说：
"我们打起伪满洲国的旗子，大摇大摆、若无其事地向前走。"
张师长同意了李云峰同志的意见，以为这是应急的良策。于是找了一根比较长而且直的树枝，把随军带着的伪满旗子举着，向前走去。我们一面大踏步地急走，一面耽心地回头看望。不一会儿，见帐篷里走出一个人来，年龄在四、五十岁，腰里围着一块围裙。他向我们张望，见此情景，我们只好摇摇旗子。那人以为我们是日伪军队，不疑惑地走了过来。这人是伙伕，中国人。他到跟前发现我们穿得衣服颜色与日伪军不同便产生了怀疑。我们便公开向他讲明："我们是抗日队伍，请你不要惊慌。我们是从此路过，请你告诉我们实情。"这个人说：帐篷里住的是日本鬼子的武装测量队，有一挺机枪和几支步枪，他让我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以免受到损失。我们说：那你得给我带路，伙伕领我们往西边的大岗上走去，我们则不时地回过头来观察敌人的动静。
敌人发现伙伕不在了，出来一看又发现西方荒草坡上有队伍在向西岗上前进，引起了敌人的震惊，于是开枪射击。但这时我们已经远远走出了机枪的射程，对我们没有构成什么危胁，于是便放伙伕回去了。
这时我和张光迪都注意到，队伍过处，荒草踏倒，有比较明显的痕迹，如不加以消除，敌人肯定会追来。正在这时，我们听到后边枪声密集起来，并隐约看到人影。敌人果然追来了。我们见这秋天强劲的西风往东吹，张光迪急中生智，说声："快点火！"许多身带火柴的战士各在行列附近一齐把脚下的荒草点着。火借风势，迅速烧了过去，形成一道火龙。一会儿，荒火沿着山岗烧了起来，火光和乌烟弥漫了天空。就这样，我们迅速转向另一个山岗。
就这样，我们终于甩掉了追兵。大家边走边议论，说张师长真有两下子，把诸葛亮的东风计都用上了，这也是"天助我也！"都觉得很惬意。
10月底，我们北征部队垮越北黑铁路，到达德都与北安交界处的辰清附近。
一天傍晚，我和张光迪分别带领部队在铁路西侧龙门山宿营。这里距铁路约有10几里地，而且山沟纵横，树林也密，张光迪决定在山下一座炭窑住下，我带另一部分到离他们稍远一些的山南岗上休息，这样便于一旦有敌情可以互相接应，同时也避免被敌人包围。我们约好，一旦与敌人作战不利而失散，三天后在五大连池会合。
据炭窑工人说，这一带因离北黑铁路不远，时有敌人出没。我们在周围加派了岗哨。
北方的10月，夜来得特别快。吃过晚饭才下午五点多钟，已是满天星斗，一弯下弦月芽，闪着暗淡的青光悬在上空。经过一天的行军已经十分疲倦的战士，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我睡不着，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忽然，在坡下炭窑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战士们被枪声惊醒，一轱辘爬了起来，提枪在手，准备战斗。我派一部分人去接应张师长，率一小部分在山坡上借着微弱的月光观察，准备随时配合。我看见月光下鬼子的一把战刀闪着寒光，枪声密集。几分钟后，我正待指挥战士冲下坡去，但很快枪声变得稀疏了，敌人已被打退了。看来，这是与小股敌人的一次小小的遭遇。
战斗结束之后，必须迅速离开。这是游击战的要诀，否则，待敌人后续兵力一到，会吃大亏。我想张光迪肯定会派人来与我联系。等了一会儿不见来人，我断定他们已经离开炭窑转移了。我便趁夜带部队出发，向五大连池方向转移。小队长李清林牵着一匹白马，驮着一些粮食，部队上路了。我们向龙门山偏西方向走去，不久就进入遍布火山石的大石塘。
这大石塘是几百年前火山爆发时的岩浆冷却后形成的，黑褐色，布满蜂巢状小孔的石上，有着尖和刃，手脚碰上即被划破，鲜血直淌。山石之上长满青苔，其滑无比，稍不留神，就会滑倒，其难行之状可想而知。加之夜黑难辨路径，常常是走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好在李清林牵了一匹白马，后边的人以前面的白色辨别前面队伍的行进方向。走了一天一宿，白马已是精疲力尽。怎么打，它也不再前进一步了。拖又拖不动，打又打不走。小队长李清林说："把它结果算了，留着反而是累赘。"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由他们去处理。李清林他们用一块布蒙上马的眼睛，用石头在马的前脑门用力一击而死。这匹跟了我们一路的白马就倒毙了。我心有不忍，很觉可惜。这时我们的粮食还有一些，但也不多，还不知要多久才能再行补充，考虑及此，就想这马肉也可以充饥。于是我们把马皮剥下，把马肉分给大家烤成肉干，每人分到了一小兜。
离开了龙门山，我们这支队伍又走了两天，终于走出了大石塘火山石区，前面就是一片荒原草甸。远远望去，五大连池的老黑山峰顶隐约可见。我对李清林说：草甸子的南沿是平原，有村庄，可能有敌人的据点，不能走，应当沿北部的山坡走，远离村庄，去靠近五大连池。大约走了十几里地，来到了五大连池石头塘边上的一座渔房子跟前。这是一座在石塘的一个弧形地带自然形成的三面石墙里的一座小马架，正面是门，曲径通幽，隐蔽得很。四周都是错错落落的石塘，门口石墙上放着渔网、小船等打渔用具，我们看此地形不错，退、守都比较有利。这个小房的主人是一位渔民，姓王，四、五十岁。听说我们是打鬼子的抗日联军，他热情地把我们让到屋里。小屋不大，我们二、三十人把屋子挤得满满的，也装不下，只好有一部份战士在门外靠石墙跟坐息。老王又是烧水，又是做饭，忙个不停。老王告诉我们，前面不远的水面，就是五大连池的第三池，他天天去那里打鱼。
第二天，老王也不打鱼了，东溜溜，西逛逛，为我们望风放哨。同志们经几天的行军已很疲劳，在我安排放哨以后，大家都呼呼地睡起觉来。
吃过晚饭，同志们有的在屋里与老王唠嗑，有的在门前借着月光擦枪。我和李清林商量如何与张光迪他们取得联系。事有凑巧。正说之间，忽然我听到山坡上草丛中"唰唰"的响动。这晚没有一丝风，哪来的动静。院子里的战士们也听到了动静，立即拿起枪隐蔽在院墙后面观察。"唰唰"声渐渐近了。只听哨兵在岩墙后厉声喝问："什么人？哪个部队?"
"团结"，对方答完，随即发问："你是什么人？"，"合作"我方答。我一听对方的声音很熟，说的是汉语，带有点侉味，心中大喜：这不是六军一师六团的李云峰主任吗！说时迟，那时快，霎时间张光迪、李云峰带着队伍就进到了我们住的小渔房子。三、四天来，大家互相惦念。见面后，又是拥抱，又是拍肩，又是欢笑。原来那天在龙门山下一仗，张师长他们没有受什么损失，而且打死打伤几个敌人。随后派战士找我们，没有找到。这样他们以为我们已经转移，于是也就带队走了，到此才得相会。
百余人的队伍，这小渔房无法容纳。老王说："走，咱们到五池子的大房子那里去！"
于是，老王带领我们从三池子北穿过石塘小径来到了五池子南岸的大渔房子。这里有大小两座渔房。大房住人，小房是仓库。渔民把小房里的渔具等杂物搬出，让队伍住下。这时已是后半夜了，老王号召渔民提灯，扛着网到五池子破冰捕鱼。战士们唠嗑的唠嗑，睡觉的睡觉，直到第二天太阳初升。这时，老王和渔民们扛着一筐活鲜鲜的莲池鲤鱼回来。池水炖池鱼，味道真不离。西征以来，这是第一次尝到如此鲜美的佳餐。
午后太阳西斜时，南山岗上的哨兵向上空不断摇手示意，报告发现了敌人！张光迪师长和我立即集合队伍，占领了渔房西侧的隐蔽地带，准备迎敌。
敌人是从南边药泉山来的，爬上南山岗以后，因为山下就是一大片开阔地，他们不敢下岗坡，就在山头上向我们射击，机枪、步枪，火力相当猛烈，子弹打起的尘土在我们的身前身后飞扬。我们在不了解敌人的实力前，当然也不能贸然出击攻上敌占的高地，这样我们也据湖边坝岸以猛烈的火力向敌人还击。双方枪战持续了一个来小时，天渐渐黑了下来。为防止敌人增兵，我们决定撤退。可是渔房子的北边，一下坝就是五池子的一片冰湖，不知能不能行走。这时老王来告诉我们："池水结冰已有三、四寸厚，只要没有太重的东西，完全可以过去，稍重一些的，可以用绳子拖着走。"于是张师长留下阻击部队，其他队伍踏着还不太厚的冰，走上去冰面上下颤动，真是足履薄冰，战战競競。昔日书本上的知识，今天却成为实践了。我们退到湖北面半岛上的桦树林中。这时池南枪声仍很激烈。为了掩护阻击部队撤退，我们在桦树林中用射程远、杀伤力大的连珠炮向南山岗上的敌人射击。阻击部队听到连珠炮声就知道是我们主力掩护他们撤出战斗，约半小时后，他们也退到五池子北岸的桦树林来，这时天已完全黑了，敌人没有追击。我们告别了渔民老王，当夜北去，奔向朝阳山。
第二天，我们到了德都县的朝阳山。这时已是1938年的11月中旬了。这是抗联部队第一次到达这一地区。有一天，交通员来到我们部队，通知我们这支北征先遣队已编为抗联三路军一支队，张光迪为支队长，我为政治部主任。我们的任务是留在这一带建立游击根据地。
朝阳山原是"天德金矿"的采矿场。由于采矿，山上的树木多被砍光，山凹里只剩下许多断壁残垣和旧房框子。再说，大概是由于当时运输木材的需要吧，进出山的"口子"有好几处，都开辟的很宽阔，没有隘路险崖以利防御，在这种情况下，据守朝阳山，没有相当多的部队，不易守住。总之，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因此，我们只在这里吃了一顿饭，就继续北行。
又走了七、八天，已经来到嫩江县地界。过了科洛河又走了三、四天，部队到达嫩江东部山区的松门山，宿营于松门山的山顶。在这里，由于指挥失误部队受了损失。首先，到达松门山宿营之前，没有派侦兵在周围进行搜索，就住下生火做饭，点起火堆休息。其实山下就有人家居住。第二，在天将亮时我们听到山下有劈柴声，狗吠和马叫声，也没有警惕，也没侦察，使自己情况不明。第三，天明时，岗哨报告：上来了两个人，是"老鞑子"（当地人对达斡尔族的一种称呼）。这两个人上来之后，听说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队伍，就告诉说：山下是日本人的一个伐木场，敌人的"讨伐队"就在山下。我们又没马上作出攻防的决断。第四，哨兵报告说："敌人从南坡上来了！"南坡较陡，树木也较密，往下看不清，相反地敌人可以利用此种地形隐蔽地向上匐伏攀到高处，所以直到敌人到了近处才被哨兵发现。这时已经晚了，敌人猛烈进攻的枪声大作，即使这样，如果我们立即沿山林隐蔽撤退，也不至于会有多大损失。但是，由于我们军事上判断有误，敌人明明已经上来了，而我们在未弄清危急情况之前总想亲眼去看看，因而贻误了战机。这时，二百多敌人形成散兵线往山上爬，边爬边打枪。支队长张光迪正在观察，一颗炸子在他胸前爆炸，他的棉衣前襟被炸烂，鲜血直流，好在没有伤到要害处，他简单地裹了一下，仍继续指挥战斗。第五，其实这时敌人还没攻到近处，要撤的话还来得及，因为敌在坡下，我们的地形还是相当有利的。但是我们想占据有利地形，消灭敌人，于是命令三军八团一连到西边的一个山头去打。其实西边的山头正好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敌人见西边山头有情况，立即掉转枪口猛击西山刚进入阵地的我军。我们这边的压力减轻了，但一连的阵地却完全处于不利地位。全连的战士不顾敌人攻击，拚死抵抗。鬼子指挥伪军"哇啦哇啦"地又喊又叫。一连战士虽顽强抵抗，但终因地形不利，火力不如敌人强，大部壮烈牺牲！这完全是因为我们指挥失当而造成的一次重大损失。至今回忆起来，还是心有余愧。
可能是这股敌人因为得了手而士气陡增，所以在我们撤退后仍尾追不舍。在森林中过了几个山谷，已是第二天的夜晚了，又饥又渴，又以为敌人不会再追了，于是就在一座山顶休息。刚吃了这天仅有的一顿饭，又打响了。那时指挥员们总以为在山头宿营可以居高临下。但是，深夜时分，在错误估计敌人夜不能追的情况下，敌人却偷偷地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包抄而来。张支队长一面指挥迎敌，一面布置部队撤退。东、西、北三个方向均有敌人，唯一的退路是南坡。而南坡恰恰是一个陡坡，好在没有悬崖峭壁，我们边打边退，抱着枪顺坡就势往下滚。这时山上只有三军三师八团的机枪手安英在阻击敌人。不到十分种，队伍撤下来了，山上的机枪不响了，但未见安英下山，他为了掩护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了。
安英是一位朝鲜族同志，大高个子，作战勇敢，待人热诚，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部队，受到战士们的敬重。他的牺牲，使战友们无不潸然泪下。事后我写诗一首纪念他：
翘首松门雪海风，远来游击嫩江东。
黎明鏖战起烟雾，银岭退敌舞刀锋。
抗日儿女命何舛，朝汉两族大任同。
安君热血浸荒野，浇开朵朵杜鹃红。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