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比罗比詹东方草原养蜂房的训练，其实就是为武装侦察作准备的。虽然没有说起此事，但我预感到：训练的目的在于实用，所以在我进行教育时，就强调返回东北坚持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意义，克服和平麻痹思想。

在养蜂房住了一个多月，1940年的3月份，马约尔向我们传达："你们的总司令赵尚志决定把现有人员分开行动。"具体分工是：于保合、李在德去二路军；我带张祥、姜乃民等人到伯力郊区的一个农庄，在那里的抗日游击队员中进行工作，物色可能参加战斗的人员。马约尔这么一说，我便深明其中之意，欣然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赵尚志已去二路军工作。

我与张祥、姜乃民到伯力郊区丘陵地带的一个苏维埃农庄。这个农庄人们通称为CoBXO3，这里已经有了五、六十名抗联游击队战士。有男有女，有健有残，吵吵嚷嚷，非常热闹。至于住房情况则是：女的单住，男队员都住在一所大房子里。女队员有王玉环（崔庸健的夫人）、王玉洁（原被二路军枪毙的七军军长景乐亭的夫人，当时她并不知道其夫已死）、庄凤、李桂珍、杨敏（杨秀珍），还有两个朝鲜女队员李英淑以及"豆奶奶"（麻面中年女子的绰号）。

在这个农庄，我们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政治学习，在健康的游击队员中，时而也搞军事训练，主要是锻炼身体，随时准备返回东北从事新的斗争。因为正是农忙季节，我们也帮助苏维埃农庄庄员进行一些春耕的准备工作。

四月的苏联远东边区，虽然春风仍然刺骨，但春天毕竟是来到了。农庄庄员们开始了春耕生产。苏联的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很高，种土豆，栽菜秧全部是机械化，田间全是女工在进行一些辅助性劳动。我们游击队员有时也下地，和苏联的女庄员们共同劳动。

在农庄，我们中国游击队员和农庄庄员一起排队去食堂领饭菜。当时，苏联也是因处在战争的困难时期，粮食供应比较紧张。虽然我们的口粮基本够吃，但不算充足，饭量大一些的就觉得不足。在伙房中工作的有一位朝鲜队员，叫李英淑，个子不太高，但头大了一些。我每次去打饭，她都故意多给我一些，并常常用一种含情脉脉的目光看我。我也是二十大多的人了，对于这种特殊的照顾自然心中有数，那目光中的语言我也是看得懂的。苏联的两位军官观察得很细，他们也看出了这位女队员的心事。于是他们就和我开玩笑："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位姑娘对你有好感？"我只是笑而不答。因为从心里说，我并不喜欢她。为了避免引起她的错觉，后来我就有意回避了。我离开农庄后，听说这位女队员与一俄国青年结了婚。

春耕结束，时间已是五月末。马约尔向我传达赵尚志的命令，让我带小部队回东北执行武装侦察任务，并指示由我挑选十几个人，组成小部队。根据这一指示，我从驻扎农庄的队员中选了张祥、姜乃民、金学明、吴保安、邓生等十几个人。我们到一个密林的山坳中安营扎寨。随即派刘凤阳来任队长，我任政委，组成了武装侦察小部队。后来上级又派刘铁石来担任无线电报务员。刘铁石是在伯力单独接受技术训练之后派来的。

这个新开的营地虽无大山，却有树木葱郁的高岭。我和刘凤阳把部队带到这里，这里距那个苏维埃农庄有五、六里，在树林中搭起帐篷，开始了侦察前的训练。

我们的武器装备是高水平的，每个人都配备了冲锋枪和手枪，还有手榴弹。我学的是译电和照相、绘图。为了保密，我们的电码是临时编的。刘铁石负责收发报，由我负责译电。这次训练，主要是长短武器的射击、格斗、投弹及其他有关侦察兵的常识性训练。整个训练工作仍由在蜂房的苏军的两名上尉负责，其中一名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中国名字叫吴刚。这个人和我们一见如故，谈笑风生。由于我们在一起混熟了，因此无话不谈。

训练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1940年6月中旬，我们执行第一次侦察任务。出发前，我们都穿上了日本军装，带上硬质固体燃料和各种罐头，还给了一份印在薄塑料布上的地图。这次给我们的任务是侦察奇克（今逊克）南山公路及运输情况、山上及山下军事阵地以及逊河中下游的水宽、水深及水底情况（沙底还是泥底）。我们清楚，这些情况，是为将来配合苏军进军东北做准备的。我们是在为解放祖国、收回东北失地做准备。因此，我们此行虽然不是与日军枪对枪地战斗，但其意义十分重大。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很兴奋，盼望早一天出发。

六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在夜幕的掩护下来到苏联名叫鲍牙尔克的地方，然后换乘汽车到了黑龙江边。一艘苏联汽艇已经静静地停在水边。我们一行十几人登上汽艇，驶向南岸。小艇开到江心，关闭马达，静无声息地靠上南岸。这里正是奇克东北、逊河河口西侧。我们迅速跳下汽艇，隋即直奔南山。此山离奇克镇约有七、八里地，山上是阔叶林地，灌木丛生，极好隐蔽。我们在山北坡密林中找了一处山凹，砍树截枝，搭了﹣个草棚以避风雨。这时天已快亮，我们便吃饭休息。我们带的是，硬质固体燃料，作饭无烟尘之弊，极有利于隐蔽。

太阳落山，我们便开始作准备，万籁俱寂之时，开始了侦察活动。首先到逊河河口一带实测水情，察看了水深和河口宽度，河底泥沙情况。都记在心里，以便回到营地再绘成详细图表，这些足足忙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我往住地回返。当我们走到山北通奇克的公路时，在公路的转弯处突然出现了一辆马车。这时，躲避已来不及了。刘凤阳急中生智，低声命令："继续前进，闯过去！"于是刘凤阳在前，带着队伍大模大样地往前走去。到了大车跟前，刘凤阳学着日本人的腔调盘问车夫："什么的干活！?"刘凤阳留着小胡子，又穿着日本军装，还真像那么回事。车夫回答说，他们要到奇克去拉货。刘凤阳一看，车上的人不像是坏人，也怕时间长了露出真面目，于是便煞有介事地摆摆手："开路开路的有！"这一关闯过了，怕再碰上什么情况，于是我们便迅速跨过公路，钻进了密林。

又过了两天，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我们断定我们这支小部队的目标并未暴露，便又继续进行侦察活动。

这一次是穿过奇克南山到现在的逊河镇东，察看附近一段逊河水情及两岸坡度。我们用目测的方法测量了这段河水的宽度，大约有半里左右，测水深则需用小船。我们在附近找了一只放在岸边的小渔船，用完之后，又放回原地。因为测的河段不能太短，所以又干了整整一夜。天一放亮，我们又踏上了返回营地的路程。

这一段林木比较稀疏，我们行动很谨慎，行军的速度比较慢，走了整整一天，到黄昏时才到达营地所在的山凹。走到离我们住的小棚子附近时，突然发现异常情况，听到从里面传出了一阵阵的鼾声。队长刘凤阳立即命令我们停止前进。我们在想：怎么回事？难道敌人发现了我们？还是过路的猎人暂时住了下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对我们这支秘密行动的队伍来说都是不利的。

刘凤阳下令包围小草棚，并逐渐缩小包围圈。越靠近棚子，鼾声自然越清晰，我们确信里面有人。但是就在我们离小草棚只有一两米远，准备战斗时，只听"呼！"的一声，从里面窜出了两只狍子。随后，鼾声也就没有了。原来是鹊巢鸠占，两只野兽把我们的营房当成了它们的栖息之地。这倒使我们更加断定，我部并未被人发现。

我们在小草棚周围，林木茂密但视野开阔之处放上暗哨，密切注视周围的一切动静。我们的原则是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与敌人接触，尽量保密，即使是老百姓，我们也不能与之接触。

又过了两三天，没有异常情况，我们便开始了第三次行动。

我们出发时，负责与游击队联系的苏军上尉杨林（萨马尔钦柯）向我们交待，根据他们的情报，奇克南山有日军阵地，要求我们把这一阵地的情况弄清楚，不仅要绘图，还要照相。这样，我们必须在白天行动。

但是，阵地有无敌人？我们不清楚。为了避免遇上敌人，我们先派出两三个侦察员在附近一个较高的山坡上，把高倍望远镜隐蔽起来进行观察。他们连续在山上观察三天，外部情况基本弄清楚了：离我们十几里地，的确有一片敌人阵地，可以看清战壕和修的掩体，但是三天来没有发现有人活动。我们断定这是敌人的一处备用阵地。于是决定前去作进一步的观察和拍照。

一天早晨，我们先派人用望远镜作行动前的现场观察，确信无人，刘凤阳和我带着战士们向阵地出发，我带上像机、地图及绘图用具。十几里地很快就到了。为防万一，张祥冲在前面，和几个战士迅速靠近战壕，并作好了战斗准备。过了一会儿，见确无动静，他们便跳进了壕里，并向我们摆摆手，于是我们便都进入了这个阵地。这个阵地蜿蜒一里多长，挖了两三条战壕，弯弯曲曲，有几条支叉，几条战壕互相贯通。阵地北坡有一座"独立家屋"（军事术语即孤立的房屋建筑）。我迅速地画出了草图，并在地图上标出了这个阵地的确切位置。随后，我便找了一个可以俯瞰整个阵地的位置，迅速地拍了几张不同角度的照片。

就在这时，离阵地二里许的那座"独立家屋"中忽然走出一个人来。这是在几天的远距离观察中从未发现的。这个人显然已经发现了我们，看样子是敌人布置的看守阵地的人员。怎么办？是立即隐蔽，还是将此人抓住？我们决定把他抓住。因为我们是一身日本军装，一般情况下不易分辨真假，于是我们便大摇大摆的向那座房子走去。那人见我们走去，没有跑，大概相信我们的确是日本人了。这就更使我们断定他是敌人安插的人员。由于此毫无准备，我们很顺利地就将他逮捕了。我们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采木耳的。但是我们看得很清楚，他屋里连一个筐都没有，他的手也不像一般劳动人民的那么粗糙。经再三审问，他才说他的确是敌人留下看守阵地的人员。为了保密，我们将他就地处决了。

预定的侦察任务已经完成，我们没有再回原来的营地，直奔我们来时过江的地方。在这里，刘铁石发报联系，报告我们任务已经完成，准备返回。复电同意我们回去。于是我们在一个夜晚下山到了逊河边一个小屯，找了两只小船，向逊河河口驶去，深夜十一点多钟，出河口进入了黑龙江，向北岸渡去。一个小时后，我们登上了黑龙江的北岸。

就在我们上岸之后，发生了一件十分意外的事情，队长刘凤阳被苏军哨兵误伤致死。想起此事，至今令我十分悲痛。

在离我们上岸的西边一、二百米处，有一座木制的苏军瞭望台。我们上岸后，没有发现有人来接我们。假如我们派人事先与瞭望台上的岗哨取得联系，悲剧也许不会发生。但是刘凤阳大意了，他以为苏军上尉杨林肯定会通知岗哨，于是便直接向瞭望台走去，我就跟在刘凤阳之后，相距不到十米。这时哨兵发现有人，便问：" Kto ?"刘凤阳懂一点俄语，也会说一些，于是回答："Ilaptn3aH!"哨兵又说：" CTORTb "我听到"站住"的口令后，立即停止了前进，但刘凤阳却继续往前走，就在他离我已有三、四十米，离瞭望台四、五十米的时候，我阻止他已来不及了，哨兵向刘凤阳开了枪，并发了信号弹，接着又打了两枪。这两枪打中了刘凤阳腰间的两颗手榴弹。一声巨响，刘凤阳倒在了血泊之中，下半身全炸碎了。这时苏军哨兵来了，杨林也赶到了。杨林立即指示将刘凤阳送到附近鲍雅尔克村的一所医院，并带我们到村边，命他的部下安排我们去休息。我此时哪有心思休息？我请求杨林，让我去陪着刘凤阳去医院，杨不许，于是我强烈要求：一定全力抢救。杨林答应一定尽一切力量抢救。我睡不着，吃不下，焦急地等待着。下午点多钟，杨林来了，对我说："十分不幸，抢救无效，刘凤阳同志逝世了！"我听了这个消息，顿时泪如雨下，战士们也都痛哭失声。昨天在一起共同战斗，还如生龙活虎，今天忽然已成古人，怎能不令人肝肠寸断！

杨林与我商量之后，决定就地埋葬刘凤阳同志的遗体。苏军弄来一口苏式的小棺木，给刘凤阳换上一套新的苏军军官制服。苏军战士和我们小部队的战士一起在鲍雅尔克村外挖了一个墓，将棺木放了进去，我们向刘凤阳同志的遗体敬礼告别，然后缓缓填土掩埋。一位英勇的抗日战士、抗联优秀的指挥员留在了苏联西伯利亚的大地上。

刘凤阳同志牺牲后，我担任了我们这支小部队的队长兼政委。其他的人员没有变化。

我们在鲍雅尔克休整了一个时期后，接到再次过江回东北进行侦察的命令。

7月末的一天，我们乘苏军汽车经半天时间到达黑龙江边，准备过江。对岸是我国东北瑷珲县的四季屯。当晚，我们乘苏军一汽艇过江，在四季屯偏东的地方登陆。在淡淡的月光下，我们匍伏在岸边观察地形。这里是一片荒草甸子，没有人家，四周寂静无声，只有微风从草尖上轻轻掠过，发出沙沙的响声。我们不知道四季屯有无敌人驻扎，因而行动格外小心。当我确认没有危险之后，指挥队伍迅速地越过公路，进入一片黄豆地。这时，黄豆的秸棵已经长高，我们在黄豆地里弯着身前进，尽量缩小我们的目标。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虽然时近子夜，仍酷热难当。就这样，经两个来小时的行军，终于到达南山脚下。

东北的夏末，白天来得仍然比较早。当我们进入南山时，天色已经微明，山林中透出一丝晨曦。我们的位置在逊河镇的西北，北黑铁路以东，是现在的四不漏子偏北一带。我们找了一处林深草密的小山沟隐蔽下来，稍事休息。

我把队员分成两股，一股负责察看逊河镇西段的逊河情况，另一股由我率领查看北黑铁路。傍晚，即分头出发。

小部队的驻地离北黑铁路约四、五十里。我们一夜急行军，即到达铁路附近。我们找了一处密林隐蔽，观察北黑线情况。这条铁路线在这一带穿越山区伸向黑河，运输虽不繁忙，可也行车不断。日本侵略者正是通过这条铁路，掠夺黑龙江省北部的资源。为了弄清铁路实况，我又派人化妆到路基进行了实地观察，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第三天清早，我带队回到营地。午后，另一支小队也回来了。据他们汇报，侦察工作也比较顺利。但他们曾在曹地营子遇上天下雨，在地营子避雨时见有一位老人在看房子，地里无人干活。我们队伍穿的都是日本军服，没被人识破，因而他们确信未暴露目标。

主要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又实地查看了周围的地形，并对四不漏子、四季屯进行了侦察，未发现日伪驻军。于是，我便令刘铁石向上级发报，报告侦察情况，并请求返回。

这次任务完成返回苏联后，我们的小部队离开鲍雅尔科沃，转移到了江东六十四屯地带休整。这时已是1940年的8月上旬。这里是一片荒野，夹杂有柳条通。就在我们的帐篷周围间或看到一些旧房废墟，据说是当年中国人住的地方，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中国人聚居的屯子，从坍塌的废墟来看，有小马架形的模样。看到这些并不太遥远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遗迹，我的心中真是感慨万千，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

在这里休整了三、四天，驻布拉戈维申斯克苏边防军来人传达上级指示，又一次派遣我们过江进行侦察。8月上旬的一天夜间，我们乘苏军提供的一只小木船过江，在公别拉河南登岸。苏军提供的情报说，此处有一小山，北坡未发现问题，只是南坡情况不明，我们的任务就是来侦察南坡的。

过江以后，我们奔西边山岗而上。山上没有密林，只有野草和一些灌木，给我们隐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天一放亮，危险就大大增加了。我们沿山岗向西攀援前进，发现岗南坡下是一条公路，到山脚下向北拐去，我们正处在公路的拐弯处，地势不利。这时天已大亮。我决定不再前进，就地找草深之处趴下隐蔽。这里正是一个小山凹，卧倒之后足以藏身，抬起头来还可看到公路上有汽车在跑。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能够发现东山西侧的情况。正对我们隐蔽处的东山西侧有几座炮楼，而且有几座小平房。我们就这样观察了一整天，但是，因为对面有树，我们只看见屋顶，又不敢站起来观察，因此始终没有看到人影。

初秋八月，骄阳似火，同志们汗流夹背，口渴难当。报务员刘铁石身高个大，消耗比别人多，更是渴得难以忍受。我忽然想，实在不行就只有让他喝尿了。我把这个想法和张祥说了，张祥偷偷地笑着说：这办法行。于是他拿着一个茶缸悄悄地爬到一位小战士姜乃民跟前说："快尿！"姜乃民正好要解手，于是便把尿接在了缸子里。张祥手托着缸子爬行到刘铁石面前，说，"快喝！"刘铁石也顾不上细看，几口就喝了下去。喝完后问张祥："这水怎么发黄，而且挺热乎？还有股什么味。"张祥一本正经地说："马蹄窝的水，太阳一哂就是那样子。"姜乃民和另外两个"知情人"偷偷地捂着嘴笑了半天。

这次侦察回来后，我提出：我要回部队，坚决不再干这种不能痛痛快快打仗的侦察工作了。自从过界到苏联后，我时时刻刻在盼望回到抗联正规部队去，无时无刻不在想继续在祖国的土地上跃马横刀，与日本侵略者血战。这种侦察活动不能打仗，使我心中极为烦闷。我的一颗年青火热的心被那真刀真枪的战斗吸引着。苏边防军的一位上校要我们继续留在这里，我没有答应，仍坚持回我原来的部队。就这样，我终于离了侦察小分队。和我一起归队的还有张祥、刘铁石等七八个人。侦察小分队员留下了大老金（即金学明）和邓生两位同志。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