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摧毁了伪益昌公司之后，我们沿格尼河北的山路西行。8月的兴安岭，白天酷热难当，然而晚上却微带寒意。第三支队的指战员们昼息夜行，始终斗志昂扬。我们知道，三支队本身的兵力虽然不多，但斗争不是孤立的。在东北大地上，还有许多股的抗日联军部队在进行游击活动。更重要的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战斗与关内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多消灭一个敌兵，多消耗一颗敌弹，多破坏敌人的一处交通线，都是对关内抗战的支援。这种认识，应当说是第三支队的政治工作有所加强的表现。
经过十几天的徒步行军，8月25日，我们到达离振威庄不远的一座山梁上，用望远镜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庄内的军事设施。据盖山告诉我们，振威庄也是敌人在阿荣旗的一个比较大的据点，有一警察所和村公所，驻有伪警察20余名，若消灭振威庄之敌，对整个阿荣旗群众将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研究了敌情之后，我们决定攻打振威庄。
这天晚上，大雨如注，道路泥泞，指战员们的衣服被淋得透湿透湿，部队行动极为艰难。我的眼睛近视，还有夜盲症，又没有眼镜，行走更是困难，像睁眼瞎子一样，有好几次若不是旁边的同志抓住我，险些滑到山沟里去。至今我还深深感谢那些在苦难中救助我的同志。后来我找到了一个窍门：在夜行军中，我两眼紧紧盯住司务长汪成同志。司务长身高力大，他背了一口很大的白铁行军锅，这口锅在黑夜中依然闪出一些亮光，这亮光便成了我的一盏引路之灯。
半夜时分，队伍来到了振威庄北的一座炭窑。去年，三支队到这一带活动时，曾派郭肇兴隐蔽在此地，做地下工作，八大队的伤员还曾在此得到治疗。我们在炭窑找到郭肇兴，核实振威庄的情况，证明了与盖山提供的情况一致。在摸准了敌情之后，我们研究了作战方案，进行了周密部署，确定趁雨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
大雨仍在不停地下着。这虽然给行军增加了困难，但也给我们的行动增加了隐蔽性和安全性：在这大雨之夜，我们践踏泥水之路虽有发出的叭唧、叭唧的声音，但被风雨声淹没了。敌人没有想到会有抗联队伍从天而降，连岗哨都进屋睡觉去了。按着既定部署，王明贵支队长指挥部队迅速包围了伪警察所，把20多名伪警堵在屋里。战士们齐声高呼："缴枪不杀！"结果没开一枪，没发一弹，将伪警察全部缴械。接着，部队又占领了村公所，活捉了伪村长姜玉山。据群众反映，姜玉山平时表现还不错，没有什么罪恶，因此，对他进行了一番不许与民为敌、为虎作伥的教育，便把他放了。有一个伪营林署的小官员，打骂老百姓，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群众要求处决他。根据群众的要求，查实了他的罪行，在格泥河小桥上处决了这个恶棍，群众拍手称快。
在村公所缴获了一架油印机。我便连夜刻印传单，宣传三支队的战绩，宣传共产党、宣传抗联、宣传全国抗战的大好形势，号召群众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在振威庄停留一天。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带上缴获的枪枝弹药等一些急需的战利品离开振威庄向甘南前进。
部队过格尼河南行，奔骆驼山。自此，抗联三支队离开大兴安岭山区，开始了平原游击。8月24日，部队过了"边壕"，进入甘南县平原地带。此时正值秋季，高粱、苞米等高棵作物形成了连绵不断的青纱帐，部队犹如进入了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
从山地游击进入平原游击，离开了我们所熟悉的高山密林，进入平坦广阔的庄稼地，一开始真有些不习惯。但是我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因为我们这些人毕竟是在农村长大的。青纱帐与我们有缘，它成了我们的屏障。
甘南县是抗日的老游击区。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在这一带的活动始终未断，因此，群众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加上抗联三路军这几年在这一带的工作，人民群众对抗联的感情很深。不少村屯也都有我们的地下工作基础。我们白天在青纱帐中隐蔽，夜晚进屯子休息、吃饭，做群众工作。由于群众为我们保守秘密，所以自振威庄战斗之后，敌人始终摸不清我们的去向。天然的青纱帐和人民群众的掩护，使我们感到，平原游击并不比山地游击的隐蔽性差，相反，它也有着山地游击所不具备的优点，这就是易于接近群众，也易于接近敌人，打击敌人，扩大抗日联军的影响。
还在我们南下甘南之前，就曾接到总指挥部的指示，要求我们同关内组织的马占山挺进军取得联系。现在看来，当时关于马占山挺进军已到东北的消息是一种误传。但在当时，这一消息却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抗日联军的战略指导。早在1938年北满抗联部队西征时，其中的一项战略任务就是与关内八路军、新四军取得联系，并与马占山的挺进军取得联系。
到达甘南县以后，我们曾遇到过一些马占山旧部。当我们告诉他们马占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组成挺进军时，他们非常高兴，表示将待机再起抗日。三支队的到来，也给甘南群众以极大的鼓舞，老百姓纷传："东山里来了红军！""红军回来了！"有的地方甚至传说：东山里红军修了大营，可有气派了！大营的大门两侧还写着一副对联："大青山英雄聚会，抗日军八面威风"。这些传说充分反映了群众对抗联部队的景慕和欢迎之情。在经历了1938年的挫折之后，他们又看见了英勇的抗日联军，顿时增添了民族解放的希望。
我们的部队在边壕南北即甘南和阿荣旗交界处一带平原跳跃，扰乱敌人。
在振威庄南、边壕以北，有一个叫刘绍奕的屯子。屯长刘绍奕是一位开明地主，多年来一直与抗日联军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为了开展下一步的活动，我们于8月下旬的一天来到这个屯子。当时刘绍奕不在家，他的夫人出来接待我们。这是一个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的女人。她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表示愿意为抗日部队出钱出力。她捐献了粮食，捐献了一些物资，我们对这家的仗义输财深为敬佩，深为感激。
离开刘绍奕屯，我们继续向南前进，8月30日到达木奎山。这是我们约定与王钧同志会合的地方。木奎山下的玉峰堡屯村长李万金是一个"两面"人物，表面上应付日伪，实际上为抗联工作。9月2日夜，我们进了玉峰堡，到了李万金家，准备与李万金研究如何进一步开辟地方群众工作的问题。就在这时，王钧同志率领十几名战士也来到了李万金家。分别一个多月，在群众的掩护下，伤员都养好了，个个精神饱满，大家都十分高兴，纷纷交谈着分别后各自的情况。王钧同志也向支队领导汇报了这一段时间的情况，大家都很赞佩。随后，我们三个就和李万金继续研究如何进行群众工作和开辟游击根据地的问题。
但是，刚吃完晚饭，还没有来得及就上述工作问题深入研究，哨兵急速来报，敌人已经进村了！原来敌人是从村南的高粱地里偷偷摸进来的，当哨兵发现时，敌人已经进来了。我们迅速从后窗户跳出去，隐蔽在村后的苞米地里。后来听说李万金当时装得诚惶诚恐，去迎接伪军。因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又有李万金应付，敌人放了一阵空枪就撤退了。我们为了保护群众，也为了保护这个秘密据点，也未开枪还击。
第二天，王明贵同志派出了两个化装为农民的战士到李万金家，按照我们事先拟定的方案与他共同商定了建立秘密关系的有关事项，之后，我们便率队继续南行。在青纱帐中活动了两、三天，于9月5日夜到达神泡子屯。
神泡子屯，有几十户人家，是抗日联军1938年以后经常活动的地方。村内袁明儒、王凤池是两个开明地主。1940年，三支队曾派两名地下党员隐蔽在这里，一名年龄大一些，是老李头，还有一位女同志，姓顾，当时就称她为"女顾"。他们二人就住在王凤池家中。我们与李、顾二人接上了关系，他们向我们介绍了近来敌人活动的情况。据他们讲，由于抗联部队在群众的掩护下利用青纱帐开展游击战，搞得敌人摸不着抗联部队的行踪，便改变了过去长驱直追的办法，采取了多股分散合击的新战法，有时还强迫群众集合起来，用"拉大网"的办法，企图围歼抗联部队。
有一天，我们果然遇上了敌人强迫群众"拉大网"。这天清晨，在日伪军的强制下，屯里的近百名群众被赶到高粱地里，排成一字队形，如梳篦一般往前走。这时，我们的确就在附近隐蔽，十分担心暴露目标。但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是不必要的。老百姓一边走，一边高喊："有没有？""没有！"我们趴在地里，喊声一阵接一阵，听得十分清楚。不一会儿，敌人强迫组成的群众队伍就到了我们跟前。但是，我们看到老百姓悄悄地向我们摆摆手，接着便喊："有没有？""没有！"群众队伍就这样呼喊着从我们面前过去了。看到这种情形，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又一次看到了人民军队的力量之所在，的确，人民群众是真的铜墙铁壁。后来，每当我看到个别战士不大注意群众关系时，就总是用这一生动的事例去教育他们。我们的人民多么好啊！
在神泡子屯，我们白天钻青纱帐，晚上进屯做群众工作，由于群众的掩护，许多天来敌人始终无法知道我们的去向。日伪军的"讨伐队"虽然来过几次，但从不敢进青纱帐。在神泡子屯活动几天之后，我们便离开此地，南去开辟新的工作。
9月16日，大雨滂沱。据村里的老百姓说，这几天日伪军活动频繁，今天"讨伐队"有可能出动。于是，我们提前行动，冒雨涉过神泡河，钻进了一道岗上的高梁地里隐蔽起来，并挖了战壕。时近中午，一队日伪军约二、三百人，从南往北向神泡子屯扑去。我们清楚地看到，敌人从我们隐蔽的岗下大路过去，在屯里转了一圈又往北走去。很显然，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去向。就这样，我们与敌人擦肩而过，从敌人的鼻子底下走了出去，迅速来到了宝山镇东北的一块高粱地里隐蔽起来。
这时，从地头走来一个人。支队长立即派出两位战士将他截住，并领到了我们跟前。战士们的出现使他十分惊慌。当我向他讲明我们是抗日联军时，他立即高兴起来。我们看他是老实人，就向他了解宝山镇的情况。他说，他就是宝山镇附近一个小屯子的村长。据他介绍，宝山镇设有伪警察署，驻有伪警察50余名，并无其他武装。我们告诉他对我们的行动要保密，并请他给我们带路，他同意了。我们又详细询问了他一番，认为可信，随即研究确定夜袭宝山镇伪警察署的战斗计划。
宝山镇警察署的周围，敌人筑有一丈高的围墙，四周修了炮台，墙外挖了深沟，原来这里就是敌人建起的重要据点。为了越过壕沟，支队长命令战士每人准备一捆柴草带上。这天半夜，我们在这位村长的带领下悄悄地摸到伪警察署的壕沟边。壕沟里没有多少水，支队长让战士们把带的柴草集中地扔到几处壕沟里，填平了几条越沟之路，指战员们踏草迅速越过壕沟，跳过土围墙，一部分战士贴着墙根占领了四角的炮台，消灭了大门口的岗哨。大部分人员在支队长的带领下包围了伪警察署的5间大房。这时已是凌晨一点左右，敌人正在睡梦之中。战士们堵住门口、监视窗户，突然高呼："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警察一个个在睡梦中惊醒，还没有来得及去拿枪就被我们缴了械，当了俘虏。这时，支队长命令他们坐在炕上，脱下外衣，不许乱动。我站在这座大房中间一个木墩子上讲话，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讲解当前全国抗日的形势，告诫他们为日本人卖力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要他们放下屠刀，回家做一个老实的百姓，或者参加抗日联军，掉转枪口打击日本侵略者。
就在我讲话时，有一个警察趁我们的岗哨疏忽，跳窗户逃跑了。战士们立即鸣枪示警。但就在这时，村东头忽然传来了枪声。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昨晚刚开来了几十名伪军"讨伐队"，他们就住在村东头。这一情况是我们事先不知道的。他们正沿着村边的麦秸垛向伪警察署这边逼近，企图靠近我占据的警察署大院。但这时屋内的49名伪警已被缴械，不敢乱动，我们的火力可以对付这几十名敌人。战士们在支队长的指挥下，用密集的火力向敌人射击，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我们的火力越来越猛，他们吃不住劲了，反而大喊起来："别打了！你们不是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吗？!"于是我们也高喊："那你们就赶快撤退吧！再不撤退可就不客气了！"就这样，这支"讨伐队"就撤走了。宝山镇一仗，俘伪警40余人，经教育后全部释放，缴获步枪50余支，子弹2000余粒，以及战刀、军服、地图等战利品。
天蒙蒙亮，我们放火烧毁警察署，撤离宝山镇。
离开宝山镇，我们转向西北而去。9月18日晚，到达狼洞沟（又称棒子刘屯）屯。在这里，我们休息、吃饭，深入群众做抗日宣传工作。有一位叫江海波的战士，歌唱得好。他会唱许多当时流行的抗日歌曲，特别受老百姓欢迎。当唱到日寇在东北烧杀抢掠，百姓痛苦生活时，听的人每每声泪俱下，激发了群众抗日救国的斗志。我把村长找来谈话，对他进行了一番抗日救国教育，特别告诫他必须保守秘密，绝对不许透露我军行动的消息。这人点头哈腰，连声应诺。但是我和王明贵同志都看得很清楚，这个人滑头滑脑，极不可靠。我的心中本能地对此人有了一种警觉。
半夜时分，在狼洞沟屯吃了饭，我们便离屯而去。刚要行动，这时村长出来，说是为我们送行。我们心中暗想，其中必定有诈，且看他如何动作。为防意外，支队长示意，队伍假装东去，走了一段路后，绕道屯北拐向西去甘南的大路，一上大路就开始了急行军。走出一里多地，后边部队传来消息，说有情况。于是，支队长王明贵同志立即命令部队迅速散开，在道边的苞米地里隐蔽起来，准备把敌人放进来打。
不大一会儿功夫，我们看清了，来的只有一个人，是狼洞沟的屯长。我们便故意大声问："谁！有没有抗日军？"突然的喊声也着实吓了他一跳。这屯长便战战兢兢地回话："我不是抗日军，我是去报告的。抗日军往东去了，才走不一会儿！"我和王明贵同志、王钧同志交换一下眼色：原来"狼洞沟真个有'狼'。"王明贵同志下令就地处决了这个走狗。
9月中旬，已是金秋时节。开始割地了，有些农作物已经割倒，收获开始了。平原游击的大好时机已经结束。这时，农村的富户开始"跑马"（怕马匹被人夺走而隐蔽起来）。据了解，薛家围子是一个富户窝藏"跑马"的据点。于是我们便离开狼洞沟，前往薛家围子。在那里向富户征收了马匹，由步兵又变成了骑兵，向骆驼山进发，又进入阿荣旗境内。
这天，我们的队伍路过骆驼山下的一个小屯，老百姓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听说有抗联部队从此路过。当我们来到村口时，村民们已经齐集路口，夹道欢迎，又是送水，又是把刚摘下的西红柿往战士手里塞，那场面实在感人，我曾写过一首诗。记录下了这一场面：
骆驼山前散芦花，男儿远道征天涯。
乡老慰柿迎郊野，马走斜阳百姓家。
过了这个小屯，前面是一条河。河边一些工人正在修桥，有一个日本人技术员在指挥施工。这个日本人挎着一支长枪。当时我们决定把这个日本人干掉。但是工人们一再向我们说：这个日本人不是军人。他待工人们很好。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让会说日语的老金（即金吉玄）向这个日本人进行了反战宣传，告诉他。抗日联军不打一般的日本人；中日两国人民应当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军国主义。随后我们便放了他。这个日本人向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了声"谢谢"。我们这一举动在群众中影响很好。老百姓纷纷相告：抗日联军专杀坏人，保护好人。我们相信，在日本人中也会起到良好的作用的。
随后，部队西行到巴林站东山雅鲁河上游。此处，中东铁路的走向与雅鲁河相同。我们沿东山北行，到达五旗坡山。这座山不高，坡也不陡，实际是一个大漫岗。岗上林木稀疏，多是一人多高的灌木，骑在马上，人的上半身就暴露在外。我们走到山坡的下半部，忽然发现伪军在离我们一里许的高坡上向西行进。从队伍长度看约二、三十人，都是骑兵。我们的装备整齐，穿的是伪警服装。按人数，我们超过敌人。两队人马上下相望，但没有开枪。这可真是一次奇遇。敌人为什么没有开枪？我们分析，可能是没有看出我们是什么队伍，也可能是看我们人多，不敢轻举妄动。就我们方面来说，主要是考虑到此处靠近中东铁路，敌人增援速度快。加以地形不利，敌居高处，我在坡下，所以也没有想打。但当我们距敌已有二里许时，他们放了一阵枪，这时距离已远，不能奈何我们了。就这样，我们又一次从敌人的鼻子底下安然脱险。
虽然已经脱险，但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行踪。为了避免敌人追击，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离开中东路东进转入阿伦河东的山地。然而敌人的行动也相当迅速，一队蒙古伪军追上了我们，并紧紧咬住不放。我们前进，他们也前进，我们停下，他们也停下，总是相隔二、三里地，双方都在寻找战机。在阿伦河东一带，双方就这样相持。
我们继续在阿伦河一带和敌人兜圈子，渡河到了河西，在离阿荣旗所在地红花梁子十几里处，又翻过了一道山，跨过一片五、六里宽的大草甸子，到了一处叫石厂沟的山湾。这是一处极好的伏击阵地。于是支队长王明贵同志便指挥战士们在山弯处的坡上坡下埋伏下来，静待时机。敌人以为我们沿山沟绕过了山，就继续沿山边小路追踪我军。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我们布下的口袋阵。
愚蠢的敌人越过草甸子，接近了我们的伏击阵地。这时，战士们屏住呼吸，手扣扳机，只等战斗的命令。支队长见敌人前头部队有二、三十人进入了射程，大喝一声："打！"顿时，机枪、步枪响成一片。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晕头转向，前面的敌人被打得纷纷落马，战马落荒而逃，后面的敌人掉头企图逃跑，无奈山道狭窄。一时转不过马头，拥挤一片，互相践踏。哀声遍野，狼狈逃窜。我们又狠狠地给尾追来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此役打死打伤伪军二、三十人，俘虏二人。因为此处地形险要，我们担心敌援兵赶到，即乘胜而去，转过一座山梁，向西南前进，在一个蒙古族聚居的小屯宿营。我们对两名伪蒙兵进行教育，随即释放，此后敌人未再敢尾追我们。
石厂沟一战，重重打击了日伪军长驱直追的气焰，为我部队以后的行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0月初，我们北进，来到毕拉河畔。大兴安岭的十月，河水已经开始结冰。然而指战员们的棉服尚无着落，行军、宿营困难很大。为了解决困难，我们率队再次到了我们的结拜兄弟盖山那里。在这里，我们把在薛家围子征得的马匹换了下来，换上了原先由盖山替我们放养的那些马匹。盖山帮我们解决了一些手套和"奇克密"（鄂伦春族群众用狍子皮或鹿皮等缝制的一种类似靴子一样的物品，毛在外、里面填上靰鞡草，穿在脚上非常暖和），但棉衣、棉裤仍无法解决。为了解决冬服和给养，根据盖山提供的情况，我们决定袭击26号车站。26号站位于北大河西南，博克图西北，是中东路支叉上的一个小站，是木材集散地，前后靠山，除中国工人外，有少数白俄和日本人居住，存有大量粮食、棉服等物资，有电话通中东路干线车站，有少数兵力把守。
10月中旬，我们在结拜的兄弟老三和老五的带领下，离开毕拉河向西挺进，经四、五天的行军，于10月末到达26号站附近。11月1日晚，在五盟弟挺保的带领下，部队悄悄靠近了26号站。支队长首先命令几个战士切断了电话线，封锁了进出的路口，然后指挥战士们突然袭击，冲进了站舍。未开一枪，就控制了整个车站。缴获大批白面、单衣单裤、棉衣棉裤、皮帽、豆油、食盐、马匹等战利品。我们将其中的一部分分给车站上的工人们，其余的尽量带走。这里有一个林业所，被我们包围搜索之后释放了林业所的职员，在群众的要求下处决了一个罪恶累累的日本头目，后来知道是一个日军大尉。从这个日军大尉那里缴获了一块金表，表的背面镌有日本国旗，显然它是这个大尉所获的奖品，支队长将这块手表分给我用。我带着这只表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起那艰苦战斗的岁月。可惜这只表在"文革"期间失落了。
指战员们背的背、扛的扛，离开26号站重回毕拉河畔盖山那里。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