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4岁的额尔德特·文绣被册封为淑妃，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侧室。九年后，这位深宫女子以“妃子休皇帝”的惊世之举，将清朝皇室的腐朽与民国女性觉醒的浪潮推向历史前台。

这场震动社会的离婚案背后，是一个被时代裹挟的弱女子，如何以微弱之力撕开封建礼教帷幕的传奇人生。

1921年，末代皇帝溥仪选秀时，文绣的五叔华堪将侄女照片送入清宫。尽管文绣未中选皇后，仍被册封为淑妃。

这场婚姻背后，是额尔德特家族在清王朝覆灭后的政治投机——文绣入宫后，其家族不仅获得紫檀家具、宅院等丰厚赏赐，更得以借助皇室身份维持旗人贵族体面。辍学接受封建礼教规训的文绣，或许从未想过，这场看似荣耀的婚姻，将成为她人生悲剧的开端。

紫禁城的高墙隔绝了外界喧嚣，却困住了文绣的自由。

溥仪独宠皇后婉容，文绣长期独居永和宫，连溥仪生辰时亦被禁止露面。1924年冯玉祥逼宫后，随皇室迁居天津的张园中，文绣的反抗意识逐渐萌芽。她不仅公开反对溥仪投靠日本，更以绝食、自残等极端方式表达不满。

1931年，文绣的表姐来访，这位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为困守深宫的文绣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现在民国了，婚姻自由，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出去？”

1931年10月22日，北平《实报》刊出文绣律师的声明，指控溥仪“生理缺陷，九年同居未行夫妇之事”。这场离婚诉讼不仅要求5.5万元赡养费，更揭开了封建皇室最隐秘的疮疤。

社会舆论瞬间沸腾，有人斥其“大逆不道”，更多人则视其为“妇女解放的先锋”。面对舆论压力，溥仪最初坚称“皇妃不能离婚”，却在律师威胁公布更多皇室秘闻后妥协。最终，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文绣获得生活费与随身物品，溥仪则在协议中特意注明“此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离婚后的文绣褪去“淑妃”光环，更名傅玉芳，在北平私立小学担任国文教员，开启了全新的人生。初时，她以扎实的学识和温和的性情深受学生喜爱，但动荡时局却不断冲击着这位曾经的“金枝玉叶”。

1937年日军侵华后，北平陷入混乱，学校被迫停办。失去经济来源的文绣，不得不流落街头，靠售卖香烟、报纸维持生计。而且，她还时常受到汉奸的骚扰和勒索。昔日深居宫闱的皇妃，如今在寒风中蜷缩于街角，用冻红的双手递出货物，这样的场景令无数人唏嘘不已。

1945年抗战胜利后，文绣经人介绍结识了国民党军官刘振东。这位朴实的中年男子，对文绣的坎坷经历充满同情，两人于1947年结为夫妻。

婚后，刘振东将文绣妥善安置于北平西城的一处四合院，夫妻相敬如宾，生活虽清贫却安稳。文绣放下过往身份，将全部精力投入家庭，操持家务之余，仍坚持读书看报，关心时局变化。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她曾对丈夫感慨：“这乱世总算要结束了，老百姓的日子能好过些了。”

新中国成立后，文绣积极适应社会变革。1950年，她通过街道办的就业培训，成为西城区一名普通清洁工。

每日清晨，她身着蓝色工装，手持扫帚穿梭于胡同巷陌，与街坊邻里亲切交谈，无人知晓这位朴实的妇人曾是震动全国的“皇妃”。面对昔日的熟人，她总淡然一笑：“过去的事都过去了，现在这样踏踏实实活着，比什么都强。”

然而，长期的操劳与早年的身心创伤，严重损耗了文绣的健康。1953年9月17日，年仅44岁的她因突发心肌梗塞猝然离世。丈夫刘振东含泪料理后事，将她的安葬于葬在北京安定门外的公义墓地。

这位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的传奇女子，最终归于平凡，却用一生诠释了从封建桎梏到时代新生的女性觉醒之路。

文绣的离婚案，既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缩影，也是民国女性解放的标志性事件。她以弱女子之躯挑战皇权，不仅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更展现了新思潮冲击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正如学者李海燕所言：“文绣的反抗，不是简单的宫闱秘事，而是封建制度崩解时，个体挣脱枷锁的缩影。”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巨变中的个人选择，往往能迸发出超越时代的力量。

参考资料：

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

李海燕，《末代皇妃文绣离婚案考》，《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