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7年春天,谢振华接到命令,带领69军从保定转移到太原驻扎。
原先驻扎在太原的第21军被重新部署到了陕西地区。
在那段时间里,各部队普遍进行了人员调整。69军也和其他部队一样,承担着军委下达的“三支”任务,即支持左派、支援工业、协助农业。
谢振华在山西调研时,发现当地存在两股势力,其中一股的领头人是陈永贵。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逐渐摸清了对方的脾气和习惯。
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前,陈永贵主动找到谢振华将军,向他坦白了自己过去的一个历史问题。谢振华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军事将领,面对这样的坦白,他需要谨慎处理。他首先认真听取了陈永贵的陈述,了解了问题的来龙去脉。随后,谢振华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党的政策,对陈永贵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评估。他考虑到陈永贵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贡献以及他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决定采取一种既符合原则又不失灵活的处理方式。谢振华建议陈永贵在适当的场合向党组织详细说明情况,并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必要的支持。最终,陈永贵按照谢振华的建议,向党组织坦诚了自己的历史问题,得到了组织的理解和妥善处理。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谢振华的领导智慧,也展现了陈永贵的勇气和坦诚。
【谢振华受总理之命营救陈永贵】
1967年8月,平遥召开了一场重要会议,与会的是两个立场对立的派别。双方一见面,气氛就变得剑拔弩张。当时,陈永贵担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他亲自出马,试图化解这场激烈的冲突。
陈永贵因为支持某一派系,被人认为处事不公。结果,他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
周总理获悉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了谢振华,指示他作为军长务必设法解救陈永贵,并确保其人身安全不受威胁。
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尽管陈永贵存在派系倾向,但他曾获得毛主席的肯定,作为大寨的领袖和劳动模范,我们仍需尽力确保他的安全与权益。
任务一分配下来,谢振华立刻投入工作。
他立即通过电报命令驻扎在距离平遥仅50里的祁县319团,迅速调配部队前往平遥进行部署。
随后,谢振华率领一个营的部队,从太原启程前往平遥。
士兵们行动迅速,没有动用任何武器,就成功把陈永贵从城里带了出来。陈永贵对此非常感激,紧紧握住谢振华的手,真诚地说:“谢军长,您真是我的大恩人!”
【谢振华发现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按照组织原则妥善处理】
1968年秋天,在中共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全国范围内正进行清理队伍和整顿党组织的工作。谢振华当时负责山西地区,在推进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发现了陈永贵过去的一些历史问题。
一封匿名举报信被递到了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的案头。信中揭露,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为日伪政权效力,担任情报人员的过往经历。
得知这一情况后,经验丰富的谢振华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办公室召集了几位同事,直接了当地表示:"这件事不能草率处理,必须先深入调查,掌握真实情况再做决定。"
谢振华特别强调,这个消息暂时还不能对外公开。因为事情还没最终确定下来。
经过讨论,谢振华和在场领导一致同意派北京军区保卫部的刘旭负责调查这个情况。
刘旭目前正在山西参与“支左”工作。
刘旭注意到,记录中明确提到了陈永贵。
据报道,陈永贵每周都会前往昔阳县两次,与日本宪兵队长清水进行直接接触。抗日战争结束后,那些曾为日军服务的人,大多遭到了当地民众的惩处。
看到情况不妙,陈永贵赶紧找到大寨的首任村长赵怀恩,希望他能帮忙照看自己的孩子们。赵怀恩是个资深的共产党员,一向讲求实际,他毫不犹豫地为陈永贵说了公道话。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日本侵略者入侵,地方上必须有人站出来应对。面对这种局面,多数人选择退缩,但陈永贵却挺身而出,担任了伪村长的职务。特殊时期下的特殊选择,应当被理解。
正是赵村长的一席话,让陈永贵免于一死。
经过核实,陈永贵的过往情况与举报信中所述内容基本吻合。
在九大召开前夕,山西省成立了专门负责审查代表资格的“支左”领导小组,谢振华被任命为该小组的负责人。
陈永贵了解到情况后,决定主动向谢振华说明这段过往。
谢振华作为领导,主要任务是查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在他心里,对陈永贵的评价一直不错。他经常回忆起陈永贵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那些故事。
1963年8月,河北和山西遭遇了罕见的洪灾,大寨村也被洪水严重破坏。作为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迅速行动,组织村民在大柳树下搭建临时灶台,利用集体储备的粮食,安排大家集体用餐。
在他的指挥下,农田得到了保护,房屋也逐渐修建完成。
1964年春天,毛主席前往河北等地进行考察。在此期间,他听取了关于谢振华指挥69军抗击洪水以及陈永贵带领大寨村民重建家园的汇报。毛主席对这两支队伍在自然灾害面前展现出的勇气和决心表示高度赞赏,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努力和成就。
那天,陈永贵主动约见谢振华,详细讲述了那段往事。他所说的内容与之前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
谢振华听完后,意识到情况已经明朗。他随即让陈永贵先行离开,并叮嘱他不必多想。
谢振华立刻召集了69军党委成员开会,重点讨论这个问题。经过深入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必须完全按照中央的指示来妥善处理这件事。
1968年9月,谢振华派遣副军长李金前往北京参加会议,期间李金特意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关于陈永贵的历史情况。
周恩来总理明确要求,69军应从整体利益出发,控制事态发展,相关文件副本可直接呈送中央。
李金时返回太原后,立即向相关人员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
在12月,第69军针对陈永贵的过往情况进行了正式的汇报。
谢振华随后直接向周总理汇报,询问陈永贵是否应该参加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周恩来提出,陈永贵可以参加九大会议,但仅限于作为代表身份出席。
1969年,谢振华被任命为山西省委的第一把手,同时兼任革委会主任。此外,他还被委任为北京军区的副司令员,以及山西省军区的司令员和党委的第一书记。
谢振华就此全面接管了山西省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他负责统筹全省党务、政务以及军事事务,正式成为山西省的最高决策者。这一任命标志着谢振华在山西省的权力核心地位得到确立,他开始主导该省各项重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为山西省的党政军一把手,谢振华肩负着推动该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其决策将直接影响山西省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职务调整体现了上级对谢振华能力的认可,也赋予了他更大的工作责任。在任期间,谢振华需要协调各方力量,统筹推进山西省的各项工作,确保该省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保持稳定发展态势。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谢振华组织了一支400余人的施工团队,前往大寨协助建造水利设施。这项工程被命名为"友谊水池"。该水池建成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干旱还是洪涝季节,都能确保大寨地区的粮食产量稳定。
谢振华为了支持大寨的建设,特意让刚初中毕业的儿子加入修建大寨水库的队伍。
一名青少年不辞辛劳地完成繁重工作。因其优异表现,工作结束后,他获得了一套《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作为奖励。
自谢振华带领69军进驻山西执行“支左”任务以来,他便一直主动或按照上级指示为大寨提供大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