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是封建君主中最有意思的一批人，他们中的许多和“庄重”二字毫不相干，反而和“奇葩”二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钟爱乳娘”朱见深；“一夫一妻”朱佑樘；“皇帝将军”朱厚照；“修仙问道”嘉靖帝；“死于女色”朱载垕；“就不上朝”万历帝；“红丸归天”朱常洛；“木匠天子”朱由校。明朝中后期的皇帝，除了崇祯之外，就没有一个不奇葩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明朝中前期的皇帝，也有人说是“奇葩”，我们不妨将两者进行对比。“和尚皇帝”朱元璋；“锐意改革”朱允炆；“工作狂魔”是朱棣；“身宽体胖”朱高炽；“蟋蟀天子”朱瞻基；“被俘天子”朱祁镇。明朝前期的皇帝，“奇葩”之处在于出身、治国方略和个人爱好，以及执政过失，最多算是有段“黑历史”；而中后期的皇帝，许多已经不合常理了，甚至可以说是愚蠢行为了，比如：皇帝好色者不少，可像朱载垕、朱常洛一样，完全是死在女人肚皮上的真不多；还有不想上朝的也不少，但真正像嘉靖帝、万历帝一样，二三十年不上朝的独此一例。那么为什么明朝中后期，皇帝整体“奇葩”了呢？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对此我想到了四个字——投其所好。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衰也，未尝知忧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 ——《荀子.哀公》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这句话在今天说很恰当，但对皇子不适用：父皇是真龙天子，母后是母仪天下的，有几个皇帝有时间教导一大群皇子？甚至许多母亲也在终日忙于争宠，真正影响皇子的是近侍（终日讲经书的老先生，和带着你随便玩闹的贴身太监，一个孩子的心底更喜欢谁？）。在这方面，汉文帝的母亲薄姬是最高明的，“不争”的薄姬教导出了汉文帝和孙子汉景帝，“文景之治”由此而来。朱元璋也有先见之明，早早的在宫门挂了“宦官不得干政”的铁牌，作为祖训铁律，直到明英宗时，才被大太监王振摘下。

明朝的政治力量大致分为以下几类：武官群体、文官全体、宗室皇亲、宦官群体（背后是天子）。如果再进行归类：武官群体更偏向于阳（主战者多）；文官群体更偏向于阴（主和者多）；皇室宗亲大致为中性；宦官群体偏向于阴柔（皇帝主子喜欢什么，我就来什么，也就是投其所好）。这四大群体力量的强弱，大致决定着明朝的“国家性格”；而皇帝的性格、行为，又是明朝“国家性格”最生动的体现。

在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怀来县，有一座古城堡遗址，古城堡东西长约1千米，南北宽约500米，墙壁约有7米高。现存的南墙和西墙上，还有着许多激战过的痕迹，曾经明朝最精锐的三大营和大同宣府精兵，与瓦剌在此鏖战，它有一个响亮的名号——土木堡。遗址中的“显忠祠”，代表着英勇牺牲的10余万明军精锐，和战神张辅在内的52名朝廷重臣，土木堡之变，几乎将明朝武勋集团折损殆尽，皇帝转而依赖太监，制约文官集团，“国家性格”彻底改变。

这就是明朝的宦官，影响格外深远的真正原因，但用宦官集团代替武官集团有很大的问题。其一，武将讲沙场立功，因此大多主战；宦官则讲投其所好，没有原则的顺从主子（刘禅怕打仗，黄皓就报喜不报忧，蜀国灭亡；年轻的明英宗跃跃欲试，太监王振就怂恿他御驾亲征，明英宗被俘）。不根据实际情况，而以个人意志为准则下决策，是要出大问题的；其二，宦官集团掌握大权，会使得文官集团离心离德。文官、武将再怎么斗，都是朝廷命官，是在为社稷出力；可宦官只是一位皇帝的家奴，家奴议论天下之事，文官集团自然不服气，这就是唯独明末相当一部分文官，放弃皇家的原因——人心散了；其三，宦官集团缺乏政治远见，和政治理想及抱负。武将讲“精忠报国，杀身成仁”，文官讲“治国平天下”，而宦官讲“主子高兴为先，对错另论”，比如：嘉靖修仙问道，二十年不上朝，前期中兴，后期国力迅速衰退。出现“南倭北虏”现象，房子漏水了，他自己高明会补，但之后皇帝出现不高明的，或者漏洞多到一定程度，就没法补了。

“靖难之役”后，朱棣监禁了宗室皇亲；“土木堡之变”后，武官集团损失殆尽；主导明朝中后期政治的，成了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这就是明朝和其它封建王朝，大不相同的原因，明朝皇帝和其他皇帝一比，也是非常“奇葩”。宦官集团以皇帝意志为中心，朱载垕纵情声色，死到女人肚皮上，他们都不劝谏（主子一句话，太监就没了，他们是无根浮萍，这和文武官员大不相同）；文官集团一家独大，皇帝将其视为“对手”，两者开始渐行渐远，最后离心离德。文官不管，也管不了（都对手了，听不进去的）；太监不劝，还推一把（喜欢什么来什么）；皇帝放飞自我（严重超标），在兴趣的道路上走远了；最后来了一个崇祯，等等——我的兴趣就是治理国家，太监？一边去。但明朝早已积重难返，一方面“亏不受补”，一方面“不补就亏”，怎么描都是黑，崇祯成了最贤明的亡国之君（登场太晚，做什么都没用，做的越多，后世看起来错的越多。其实，做不做、做多少，都到倒下的时候了）。

参考资料：

《明英宗实录》、《明史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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