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胡婉晴，35岁，在京津两地经营着一家小小的设计工作室。生活不算大富大贵，但也安稳自在。朋友们总说我太挑剔，可我只是不想将就——直到我在婚恋软件上遇见了他。

平静的开端那是个普通的秋夜，我蜷在沙发里刷着手机，一条消息弹出来：“你好，我是王毅，能认识一下吗？”他的资料写着：32岁，未婚，工程项目经理。照片里的他笑容温和，眼神干净。我们聊得很投缘，从工作到旅行，再到对未来的憧憬。三个月后，我们见面了。他比照片里更沉稳，掌心干燥温暖，替我拉开椅子时，指尖轻轻擦过我的手背，像一片羽毛落进心里。

甜蜜的陷阱半年后，我搬去了他在安徽无为的家。他的父母待我很热情，邻居们笑着喊我“王太太”。他总说：“等年底工程款结了，我们就结婚。”我信了，甚至开始看婚纱。家里的开销、他父母的礼物、他“临时周转”的借款……前前后后，我花了四十多万。直到那天，邻居大妈偷偷拉住我：“姑娘，你不知道吗？他老婆孩子在城里住着呢……”

崩塌我质问他，他先是皱眉，而后叹气：“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和她早就分居了，只是手续没办完。”他跪下来，眼眶发红，“婉晴，我只爱你。”我信了，又一次。直到他妻子找上门，把结婚证摔在我脸上。

疯子的标签分手的过程像一场噩梦。他拉黑了我，他家人砸了我的东西。我去报警，警察却说“感情纠纷，调解吧”。2025年3月，我开车回北京，在检查站被七八个人拽下车。他们抢走我的手机，捆住我的手腕：“你病了，得治病。”——我被送进了芜湖精神病院。

第六天的阳光医生每天逼我吞下五颜六色的药片，说我是“流浪的疯子”。我撞门，他们威胁要绑我；我哭喊，他们记录为“情绪失控”。直到第六天，弟弟找到我。南京的检查报告上清清楚楚：无精神疾病。

恶果自尝现在，王毅因重婚罪被立案。警察说送我去医院是“为我好”，因为我“想自杀”。可我的病历本上，只有2024年那次普通的失眠就诊记录。

昨晚，我梦见他第一次牵我的手。醒来时，月光照在床头那份报警回执上，像一道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