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书法，临帖是必经之路。然而，临帖不是复刻古人，通过临帖最终写出个人风格是学书的最终目的，不过入帖容易出帖难，想要摆脱前人的窠臼塑造个人风格是每个学书者面临的难题。前人的很多经验值得借鉴，但是这不会是一条容易的道路。

当今很多书法家推荐《圣教序》作为学习行书的第一本帖，引来很多学书者都去学习《圣教序》，然而真正能够得《圣教序》精髓的人并不多，能够走出《圣教序》的人就更少了，走进《圣教序》需要勤奋临帖，而走出《圣教序》仅仅靠临帖就无法做到了。

张旭光的学书经历，尤其是他对《圣教序》的解构与重构，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他的实践表明，主动创变是书法学习的关键，唯有在传统中注入个人理解，才能形成独特风格。

张旭光初学行书时，专注于《圣教序》的临摹。这本集王羲之书法精华的碑帖，法度严谨，笔意精微。他像大多数初学者一样，力求形似，反复锤炼每一笔、每一字。然而，这种亦步亦趋的学习方式，虽能打下扎实基础，却容易陷入僵化。张旭光很快意识到，若仅止步于此，终难突破前人窠臼。

转折点出现在一次参观汉代石刻的经历中。那些历经千年风雨的碑刻，线条雄浑，气象恢宏，深深震撼了他。与《圣教序》的精致典雅不同，汉代石刻展现出一种磅礴的生命力。张旭光顿悟：书法不应只是技巧的堆砌，更需精神的灌注。他立下誓言，要在行书中融入汉碑的雄强气魄。

这一目标促使他对《圣教序》进行解构。他不再满足于被动模仿，而是以批判性思维审视每一个字。先精临至形神兼备，再大胆拆解，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重新组合。比如，他将汉隶的厚重笔意融入行书，强化线条的力度；又通过调整结字疏密，增强视觉张力。这一过程，既是学习，更是创造。

解构的关键在于“破”与“立”。张旭光曾提到，他常将一个字反复书写数十遍，直至彻底掌握原帖风貌，再尝试改变其姿态。或拉长笔画，或压缩结构，甚至打破原有章法，探索新的可能性。这种实验看似冒险，实则是对传统的深度消化。唯有真正理解规则，才能驾驭规则，进而超越规则。

主动创变并非盲目求异，而是基于深厚积累的理性选择。张旭光的重构始终以《圣教序》为根基，只是融入了个人对“雄强”美学的追求。他强调，变的前提是“像”，只有先与古人对话，才能与古人辩驳。这种辩证的学习方法，避免了野狐禅的流弊，也杜绝了食古不化的僵局。

在长期实践中，张旭光逐渐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他的行书既保留了王羲之的飘逸灵动，又注入了汉碑的浑厚苍茫。这种风格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无数次解构与重构的循环实现的。他的作品告诉我们，传统的生命力在于不断被重新诠释。

张旭光的经验对当代书法学习极具启发性。许多人临帖多年，却始终困在形似的层面，缺乏突破的勇气。究其原因，是未能将临帖视为一种创造性活动。临摹不仅是复制，更是对话；不仅要用手，更要用脑、用心。唯有主动介入，才能将古人精华化为己用。

书法学习的最高境界是“出帖”，即从临摹走向创作。这一过程需要两种能力：一是深入传统的“沉潜力”，二是突破传统的“爆发力”。张旭光的成功，正在于他兼具二者。他像一位考古学家，耐心挖掘《圣教序》的奥秘；又像一位建筑师，以这些碎片构建自己的艺术世界。

当代书法教育往往强调技术训练，忽视思维培养。张旭光的方法提示我们，临帖时应带着问题意识：古人为什这样写？我可以怎样变？这种反思性学习，比机械重复更有效率。书法是艺术，而艺术的本质在于创造。没有创变意识，再熟练的技巧也只是工匠之作。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张旭光的实践体现了中国文化“守正创新”的精神。传统不是枷锁，而是跳板。王羲之之所以伟大，正因他在前人基础上自出新意；后世学王者众，唯有个性鲜明者留名青史。书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解构与重构的历史。

回到《圣教序如何出帖》这一命题，答案已清晰可见：出帖的路径在于主动创变。张旭光以《圣教序》为原点，以汉碑为参照，通过解构经典、重构自我，最终走出了自己的路。这对每一位学书者而言，既是鼓舞，也是挑战——传统永远在呼唤新的诠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