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家都清楚，兵部尚书和兵部尚书衔的情况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这么来说，其实是没把一个大家显而易见的事实说出来。那就是，“兵部尚书衔”里的这个“兵部尚书”，本质上来说它就不是个职事官，是职事官阶官化的结果，它是个“寄禄官”。

总的来说就是，明代的职事官阶官化现象是非常明显的，从内阁开始一直到地方上，你能想到的都会出现。先不去说内阁、督抚们，哪怕是六部也一样，笔者在文中提到的这一段就很有意思： 比如《明宪宗实录》卷之七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丙辰条记载，“升国子监掌监事、礼部右侍郎丘浚为本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吏部右侍郎刘宣为本部左侍郎”。这里丘浚的阶官从礼部右侍郎变成了礼部尚书，但是他管的不是礼部的事情，而是国子监的事情；后一位刘宣也同样，他的阶官由吏部右侍郎变成吏部左侍郎，但不管吏部的事情，而是管詹事府的事情。

再比如，《明世宗实录》卷四百八十四嘉靖三十九年五月戊辰条记载，“升翰林院编修张居正为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吏部文选司郎中王臺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张居正的阶官从翰林院编修升为右春坊右中允，差遣则是管国子监司业事；王臺则阶官从文选司郎中升为太常寺少卿，差遣是提督四夷馆。再比如，《明神宗实录》卷一隆庆六年五月庚戌条，“又谕兵部及京营提督等官，发军守皇城各门如成化二十三年例，大学士高拱守吏部如故。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杨博仍管理兵部事”。

这里涉及到一个前置条件，即在明神宗即位的时候，高拱是大学士、掌吏部事，那么对于杨博来说，这里也很明确，他是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的阶官管理兵部事，可以这么说，杨博仅仅是阶官高一点的兵部尚书罢了。再比如，《明神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一万历十四年十二月壬午条记载，“起原任吏部尚书严清以原官管兵部事”，由于当时的吏部尚书为杨巍，所以严清是以吏部尚书的阶官在掌管兵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职事官阶官化很明显，在大明，六部的官职很多都阶官化了。还有些带员外郎阶官干主事活的、带郎中阶官干员外郎活的，毕竟提工资、提待遇，不寒碜~~~~ 具体到督抚而言，职事官阶官化就更明显了。由于最早出现的巡抚，其由六部差出，所以最初的那一批巡抚都是带着这个侍郎、那个侍郎出去的。然而真正需要我们知道的是，纵向来看整个明代督抚的历史，巡抚也好、总督也好，同一地区的巡抚、前后任的职权有可能不一致，而核心就是他们拿到的“敕书”不同。比如《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成化九年冬十月癸酉条记载： 起丁忧户部左侍郎原杰巡视江西。时江西盗贼蜂起，至杀死指挥等官。兵部请简命大臣巡抚其地，庶事有统纪而盗贼易灭。

上曰：“巡抚官不必添设，宜遣官抚治，事宁而还。”廷臣共举杰可任，遂起用之。赐之敕曰：“近闻江西南昌等府强贼生发，白昼行劫，肆无忌惮。守土官匿不以闻，恐奸民得计，日渐滋蔓，贻患非细。今特命尔驰驿巡视江西，提督都、布、按三司并所在军卫有司抚安良善，缉捕盗贼。尔至彼询察民隐，振举庶务，自三司佐贰官以下有隐匿贼情、违慢误事者听尔执治，老疾、贪酷、无为者量加退黜，事干方面正官具奏究治。

凡有益于军民者悉听便宜处置。其于捕盗尤须戒约应捕人员密切体访，设法掩捕，不许扰害平民。朕以尔熟知彼处地方事情，特兹简委。尔宜仰体朕意，务须抚治得宜，俾盗息民安，斯称委任。如或乖方误事，责有所归。” 这敕里面的内容，就是原杰的权限，超越权限的事情他是没法干的。 《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九十八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庚午条记载

1.南京兵科给事中贺泾奏：“上年海寇突犯浙东，未遭挫衄；今岁勾煽丑类，连艘内讧，以浙省防御渐密，乃泊守宝山，窥苏湖等郡。窃惟留都根本重地，海洋密迩，镇江、京口乃江淮 咽喉，瓜埠、仪真又漕运门户 今贼势披猖，防制疏略，万一黠寇匪茹，横掠而西，将致根本震动，运道艰阻，为害非浅鲜也。矧今西北疲于边烽，而疮痍未苏；中原困于饥馑，而萑符不靖。其财赋供亿所仰给者，唯东南数郡。

已尔复被寇燹，若此真可寒心。臣考嘉靖八年、十九等年，皆因海寇窃发，添设总兵官驻扎镇江，事平而罢。今请暂设此官+，俾整饬上下江洋、总制淮海、并辖苏松诸郡。庶事权归一，缓急有赖。”南京广西道御史汪克用亦以为言。兵部覆：“总兵官如议添设，令驻扎金山卫，节制将领，镇守沿海地方。调募+南北徐邳等处官民兵，以充战守。其操江都御史敕内未载海防，并当增易。”上命暂设副总兵一员提督海防，应用兵粮巡抚并操江官协议以闻，操江都御史敕书不必更换，余如所议已。

乃命分守福兴漳泉参将汤克宽充+海防副总兵、提督金山等处。 这里兵部曾经提到，“其操江都御史敕内未载海防，并当增易”，也就是说操江都御史的敕书内没有涉及到海防事务的内容，他严格来说没资格管理海防，所以兵部建议给操江都御史上上强度，也一起管管海防，减轻一下其他人的压力。但不过嘉靖帝没同意，“操江都御史敕书不必更换”，否决了兵部的部分提议。 《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九嘉靖三十二年六月辛卯条记载 经略边务侍郎杨博上言：“镇巡官专辖一方，军务皆其统理。

今蓟州总兵官成勋制内止称节制参将所统官军，巡抚吴嘉会敕内止节制分守守备等官，而副总兵游击未经开载，俱宜增入，以重事权。紫荆关马水口、沿河口、大龙门三处密迩畿甸，地广且冲，而马水口原设守备未奉敕书，何以展布，宜给敕责付本官行事。沿河口、大龙门二处各止立总管，亦难责成，宜改设把总。其莱树+庵口城垣既筑，尤宜添募官军，多置客兵防守。黄土岭关外连辽东铁厂诸堡，正当虏冲，兵马单弱，防御甚疏。大毛山提调既有长谷驻操营+统辖听调，已足防守，宜将黄土岭营官军仍听一片石提调管辖，庶为适均。又广昌县南直+紫荆、倒马二关，北接宣大二镇，诚为重地，而守备权轻，宜改设参将。官兵数少，仍宜将乡夫抽选，凑+足三千之数，听其统领防守，分据险要，方为得策。”兵部议覆，上悉允之。

杨博的意见就是，巡抚敕书内的管辖权限不够，人家不够用啊，要增加权限才行。 《明神宗实录》卷七十一万历六年四月丙子条记载 户部尚书殷正茂题：一曰：先是，徐州未设海防，而淮、扬、徐三府州县军卫皆辖于徐州。今既有兵备副使，凡扬州府并所属州县卫所已属专管，则徐州道不当复行兼摄，以免遥制之烦。至滁州卫屯田向来原属颍州兵备，今徐州兵备敕内仍复开载，不免重复，乞下部酌议，以一职掌。

殷正茂指出，滁州卫屯田事务属于颍州兵备道管辖范围，而徐州兵备道的敕书里也有，这不权限冲突了么，建议明确一下到底谁管。 所以这跟我们在单位里一样，每个岗位都有具体的职权和义务，没有了就管不了，冲突了就会有矛盾，显然敕书才是更关键的东西。

当然啦，看到胡宗宪这个带兵部尚书衔和北京本兵的兵部尚书，很奇怪到底谁是兵部尚书，事实上在历史上那个时间点（《大明王朝1566》毕竟是小说），大明朝有好几个兵部尚书，其中只有兵部尚书是兵部管事儿的，其他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带衔。 比如《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七十七嘉靖三十八年十月乙丑条记载 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兵部尚书杨博言：“虏首辛爱等纠合套虏，环驻边外，往来窥伺。今时当撤兵，恐虏得乘隙。议将延绥游击常龄一营官军更留一年，固原+游击叶兰、宁夏游击万国二营官军暂留防春。其余通行掣放，以恤久戍。”上允之，已，召博回部管事；复原任兵部尚书许论职，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代之。

然后你就发现，北京兵部尚书杨博、许论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 而到了胡宗宪升级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时候（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前后），杨博在任上、许论在任上，还有一位兵部尚书，即戎政尚书王邦瑞，《明世宗实录》卷四百八十五嘉靖三十九年六月丙申条记载 起原任兵部尚书王邦瑞协理京营戎政。时戎政侍郎缺，吏部推刑部右侍郎傅颐等，复推户部左侍郎+石永等，皆不用，诏起邦瑞为之。

这时候，兵部尚书杨博，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许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浙直胡宗宪，兵部尚书、协理京营戎政王邦瑞，四个兵部尚书。热闹得紧。 而后续的一条记载也证明了笔者的观点，不仅是兵部尚书好几个，其他的职事官阶官化也很明显，《明世宗实录》卷四百八十八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壬辰条记载： 玉熙宫工完，荫内官监太监袁亨、樊英、荣现各弟侄一人为锦衣卫百户，现仍赏银四十两、二表里。加工部尚书欧阳必进少保。升提督大工尚书雷礼（也是工部尚书）俸一级，仍同左右侍郎卢勋、张舜臣各赏银三十两、二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