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时间，凌晨两点十七分。儿子的退热贴又该换了，床头的温奶器还亮着微弱的蓝光，像极了去年冬天老陈在工地值夜班时，我趴在阳台看见的远处塔吊灯光。那时候我总觉得，只要熬到他项目结束，我们就能像正常夫妻那样，在傍晚牵着孩子的手去江边散步。

老陈去外地的第三个月，我在社区医院值夜班时摔了一跤。消毒水的气味混着膝盖的血腥味，我蹲在值班室地上给老公发消息，对话框里的“对方正在输入”闪了又闪，最后只等来一句“多喝热水，我明天还要盯桩基工程”。那天帮我处理伤口的是康复科的张医生，他蹲在地上替我贴创可贴时，指尖触到我脚踝的温度，让我突然想起新婚那年，老陈在冬夜里给我焐脚的掌心。

真正开始频繁联系是在儿子肺炎住院那次。凌晨三点，我蹲在病房走廊给老家的母亲打电话借钱，攥着缴费单的手指冻得发颤。张医生的白大褂扫过我肩膀时，我正把儿子的医保卡翻来覆去地看——芯片处还留着老陈抽烟时烫的小焦痕。他没多说什么，直接用自己的账户帮我预缴了押金，指尖在收费处键盘上敲击的声音，像极了老陈从前在厨房切土豆丝的节奏。

七月的梅雨天，我在幼儿园门口第三次遇见张医生。他说女儿和我儿子同班，递过来的儿童伞柄上还缠着我熟悉的蓝色胶布——那是老陈走之前，我用来修补他旧雨伞的。雨水顺着伞骨滴在我们脚边的水洼里，他突然说：“你这样熬着，身子骨要垮的。”那一刻我望着他镜片上自己的倒影，发现眼尾的细纹不知何时爬成了老陈工装上的车缝线。

第一次去他公寓是在儿子生日那天。老陈说项目上要赶工，视频里连蛋糕蜡烛都没看清就挂断了。我抱着给儿子买的奥特曼玩具站在幼儿园门口，雨水把礼盒上的金箔纸泡得发皱。张医生的车停在面前时，车载广播正放着我们结婚那年的流行歌，他递来的热奶茶上凝结的水珠，滴在我手背上比眼泪还烫。

公寓里飘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和医院值班室不同，这里多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烟草味。他给我倒热水时，我看见茶几上摆着半罐没喝完的胖大海，和老陈留在家里的那个玻璃罐一模一样。当他的手覆上我手背时，我想起上个月给老陈寄换季衣服，在他工作服口袋里摸到的，那包被体温焐热的润喉糖。

出轨后的每个深夜，我都在儿子的呼吸声里数天花板上的裂缝。老陈发来的视频通话请求总在晚上十一点准时响起，那时我刚洗完张医生的衬衫，领口处还留着若有若无的古龙水味。我对着镜头挤出笑容，看他身后工地板房的铁皮屋顶被暴雨砸得咚咚响，突然分不清脸上的是泪还是他那边的雨声。

真正让我害怕的，是那天在超市遇见张医生的妻子。她推着购物车，里面堆满了儿童退烧药和卡通贴纸，和我篮子里的东西惊人地相似。她笑着问我是不是在儿科上班，说女儿总提起同班那个会折千纸鹤的阿姨——那是老陈教给儿子的，他说等攒够一千只，就能换项目部提前调他回家。

九月的第一个周末，老陈突然说要回来。我盯着衣柜里张医生落下的领带，手抖得系不上儿子的鞋带。火车站台的风掀起老陈的旧夹克，他怀里抱着给儿子买的变形金刚，包装上的金箔纸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极了三个月前我在张医生公寓打碎的香薰灯。

离婚协议书是在社区服务中心签的。老陈始终没问那个男人是谁，只是反复摩挲着结婚证上我们泛黄的合照。儿子抱着奥特曼玩具蹲在墙角，忽然奶声奶气地说：“爸爸，千纸鹤还差七十二只就满一千了。”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原来真正的背叛不是身体的出轨，而是当我在别人的体温里寻找温暖时，早已弄丢了老陈藏在每只千纸鹤里的，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

现在我常对着手机里未发送的视频草稿发呆，那是在张医生公寓那天录的。镜头里我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身后传来他换衣服的窸窣声，而视频左下角的时间显示着21:59——正是老陈从前雷打不动给我打视频的时间。原来所有的“忍不住”，不过是把那些本该说给爱人的委屈，错当成了别人递来的糖。

昨夜收拾旧物时，我在儿子的绘本里发现半张撕碎的体检单，是张医生的。日期停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那天，诊断结果栏上写着“肺癌早期”。那一刻我终于痛哭出声，原来他指尖的温度，早就带着告别的余热，而我竟愚蠢地把死亡前的温柔，当成了爱情的火苗。

阳台上，老陈走前种下的茉莉又开了。白色的小花在夜风里摇晃，像极了那年他站在火车站台上，冲我挥动的白衬衫衣角。我摸着手机里存了三年的婚纱照，突然明白：有些背叛不是从身体开始的，而是当我们在孤独里学会计算体温的温差时，就已经弄丢了婚姻里最珍贵的——那个愿意和你一起数裂缝、等花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