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乾嘉道三朝颇具声名的名臣吴熊光，于其所著《伊江笔录》里，记述了自身在乾隆年间一段曲折且饱含艰辛的仕宦历程。
乾隆三十九年，吴熊光由正六品的内阁侍读擢升为刑部郎中。因其具备卓越的行政才能，于刑部履职期间政绩斐然。旋即，在京察考核中，吴熊光因表现出众，被记名举荐，获保送都察院御史之位（正五品）。
彼时，刑部尚书一职由大学士阿桂担任。阿桂颇为赏识吴熊光，遂做出决策，注销吴熊光御史之职，转而将其保送为小京堂（即各寺、院之主官或副官）。
然而，若将御史之职注销并改任为小京官，此举措需获吏部认可。阿桂身为首席军机大臣，鉴于其地位与影响力，吏部通常会卖予他几分薄面。但吴熊光却并未领受这份情。究其原因，彼时和珅身兼吏部尚书之职，而吴熊光与和珅关系不睦，故不愿承和珅之情谊。
然而，出乎吴熊光预料的是，其于御史之位竟持续履职长达十数载。直至乾隆帝暮年，吴熊光方获擢升，晋为四品小京堂。这看似仅一阶之距，却致使吴熊光蹉跎了十余年宝贵时光，恰如古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印证的那般。
从上述史料来看，若未以审慎态度深入研读，实难洞察其中深意。这些史料实则揭示出一个关键要点，即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都察院各道御史所处地位颇为微妙，其升迁之路亦荆棘丛生。
【先来了解一下都察院御史这个岗位】
在明清时期的官僚体系架构中，都察院作为与六部并行且地位显要的机构，统辖着六科、十五道、五城督院、宗室御史处以及稽察内务府御史等诸多下属单位。鉴于本文论述核心聚焦于御史职能，故着重阐述十五道御史相关内容，其余部分暂不赘述。
十五道依据省区进行划分，基于各省事务的繁简程度，其人员配置呈现差异化。就十五道职官设置而言，各道均设有掌印监察御史，此职位为正四品，满、汉官员各占一人。至于一般监察御史，各道的员额数量并不一致。
以京畿、江西、浙江、福建、湖广、河南、山西、陕西等八道为例，此八道皆按定制，各设满、汉官员各一名；江南道则较为特殊，满、汉官员各置三人；山东道亦遵循特定规制，满、汉各设二人。而其余诸省，仅设掌印御史，未另设普通监察御史。据《大清会典》所载，十五道御史之总数共计137人。
值得留意的是，十五道御史的职责范畴，不仅涵盖对该省事务的稽核，亦涉及对京内各衙门事务的查核。以河南道为例，其承担着对内阁、顺天府以及大兴、宛平这两个京县的稽查任务；山西道则负责对兵部、翰林院、六科、中书科以及户部仓场衙门的查察；山东道亦肩负起对刑部与太医院的稽察等工作。
【清代的御史为何难升迁？】
在封建职官体系中，御史一职向来具有较高地位。然而，于明代，御史虽身负重要职责，却仅为七品京官。尽管其品级较低，然任职门槛颇高，故而在当时的官僚体系中，此职位备受瞩目，为各方所竞相争取。
在明代的职官制度体系下，出任御史一职者，皆需拥有进士出身，且选拔范围限定于新科进士群体。至于做出如此选拔规定的缘由，实则不难洞察。御史肩负着对文武百官乃至帝王进行监察的重要职责。那些长期浸淫于官场之人，在履行纠察弹劾之责时，往往因诸多顾虑而瞻前顾后、犹豫不决，难以充分施展其监察职能。相较之下，新科进士恰似初涉世事的孺子，无畏无惧，这一特质与监察御史的岗位要求高度契合。
另外，在明代职官选任体系中，知县亦有机会膺选御史之职。盖彼时御史常被差遣至各省充任巡按御史，而知县长期任职基层，于钱粮、刑名等政务稔熟于心，任职巡按御史后，面对地方诸事，不易为奸佞所欺瞒。
无论是新晋进士，抑或经地方行取的知县，若欲正式成为合格御史，均须历经为期一年的“试职”阶段。在此期间，他们需深入研习国家律法制度，唯有通过严格考核，方可正式履职。
相较于明代，清代皇权呈现出更为高度集中之态势。雍正帝推行“科道合一”举措后，都察院的地位旋即出现下滑。在此背景下，各道监察御史亦逐渐显现出边缘化的发展趋向。
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御史一职品秩为正五品。这一职位的任职人员既非新晋科举入仕的进士，亦非负责地方基层事务的州县官员。就来源而言，御史群体的大多数，是经由翰林院、内阁以及六部等机构内部的晋升流转而得任此职。
在清代翰林群体的认知体系中，翰林官员若被内转担任御史一职，此情形被视作一种极为严重的耻辱。于翰林而言，其仕途发展的最优路径，乃是通过“开坊”这一途径，即从翰林院编修、检讨之职，转任至詹事府左右春坊相应职位，此后更有望进阶入阁，获拜相位，从而在朝廷中枢施展政治抱负。
较次之情形，乃于各部充任郎中或员外郎之职。若后续转为御史，此一转变实则意涵仕途之路径将遭遇严峻之考验。通常而言，若无特殊机缘，晋升之途几近阻塞，升迁希望渺茫。
称各道御史升迁前景渺茫，此说法或存夸大之嫌。究其缘由，御史一职具备独特性。依循既定程序，御史任期届满后，通常会被调往其他道继续履职，历经数次这般调动，方有可能调离都察院。
于同一衙署且同级别的职位间反复轮转，尚可理解。然而，最为令人难以释怀的是，各道御史在仕途升迁过程中，通常呈现为平行调动的态势。其中，御史升任六部郎中一职的可能性最为显著。这意味着，即便在御史之位历经十余载岁月，最终所能获致的官阶，依旧维持在正五品。
晚清时期，何德刚于其所著《春明梦录》之中有所记述：
自同治、光绪朝以降，御史之职，依定制由翰林编检，以及各部郎中、员外郎按序递补。然而，翰林若于京察中获一等，或凭借资历晋升坊职；各部官员于京察获评一等者，往往亦更倾向于外放任职。究其缘由，盖因御史一职，即便历经辗转十数乃至二十年，亦难获道府之职而离去，故皆无意考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