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红军第一和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成功汇合。这次会师不仅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也为中国革命开启了新的篇章。两支主力部队的联合，为后续的战略行动奠定了坚实基础，预示着革命形势将迎来重大转折。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进入了更为关键的阶段。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党内的意见开始产生分裂，而且这种分歧随着形势的变化变得越来越严重。

当时担任党内最高领导职务的张闻天面对这一棘手问题也无能为力。根据他的回忆录记载，正是毛泽东在危急时刻果断决策，才使中国共产党成功渡过危机。如果当时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党的历史进程可能会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出现过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分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党内出现不同观点是正常现象，主要体现在具体工作方法和实施路径上。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导致对同一政策的理解存在差异；第二，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阶段，面临的任务和挑战各不相同，需要因地制宜制定策略；第三，随着时代发展，党员队伍不断壮大，个人经历和认知水平参差不齐，难免产生不同见解。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具体工作层面，而非根本原则问题。党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充分讨论达成共识，确保行动统一。历史上，党通过整风运动等方式，及时解决分歧，维护团结，推动事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党内不同意见的交流与碰撞，往往能够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通过集思广益，找到最优解决方案，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下还是北上？】

1935年6月，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经过艰难行军，克服了沿途的种种障碍，最终在夹金山北边的懋功县顺利会师。

1945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集体抵达目的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受到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

此次两支红军的成功会合标志着革命力量的显著增强，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开启了崭新的阶段。两大主力部队的汇合不仅提升了整体战斗力，更为后续的战略部署奠定了基础。这一历史性时刻预示着革命运动将进入一个更加积极、更有成效的时期。随着队伍的壮大，革命事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强的推动力，为最终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会师事件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后续的革命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后，国内革命态势和政治局面将迎来显著变化。

但就在局势一片大好的节骨眼上，党内部却出现了意见分歧。

当中央机关抵达川西北一带时，他们发现这个地方条件太差了。土地不肥沃，自然环境也很艰苦，根本不适合红军长期驻扎并发展革命基地。

鉴于形势紧迫，红军不得不再次进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带领部队向北推进，目标是川陕甘地区。这一决策是为了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为革命事业开辟新的局面。

毛泽东向张国焘等领导人阐述了这一战略决策，指出为了实现苏维埃革命的深入发展，红军必须控制四川、陕西和甘肃这三个关键区域。这一部署旨在扩大革命根据地，增强红军的力量，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通过占领这些地区，红军能够更好地动员群众，建立稳固的革命政权，进一步推动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进程。这一决策体现了毛泽东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深刻洞察和战略眼光，为红军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毛主席主张，我军主要力量应当部署在岷江以东区域，以应对敌军即将发起的全面攻势。他提出，部队应向岷江和嘉陵江之间的地带推进，以占据有利地形。

张国焘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觉得拿下川北地区过于困难，主张将主要兵力集中在青海和新疆，或者向川康边界推进。

在当时的局势下，中央领导层面临着一个关键决策：是向北推进还是向南发展。这个抉择不仅关系到党的未来走向，更是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必须慎重考虑。

1935年6月26日，为了统一认识、凝聚力量，中共中央在两河口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党内存在的不同意见，确保红军在战略上达成一致。会议期间，与会者深入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和未来的行动方针，旨在为红军的长征提供明确的方向。通过这次会议，党内的高层领导们得以充分交流意见，最终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决策，为后续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次会议不仅加强了党内的团结，也为红军在艰难环境下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张国焘等主要领导人悉数出席。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深入阐述了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意义。他强调，选择这一区域具有多重优势：首先，该地区地形适宜，便于部队灵活调动；其次，当地人口密集，汉族居民占多数，这为开展工作和扩充队伍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相较于其他地区，川陕甘的经济基础更为扎实，能为革命事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

周恩来进一步分析指出，当前红军向南推进的可行性较低。若选择南下，将遭遇装备先进、兵力雄厚的敌方部队，而青海、新疆等区域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更加恶劣。综合考量这些因素，向北进军成为红军目前最有利的战略决策。

我军若向北推进，将直接与胡宗南的部队遭遇。为确保战斗胜利，全体官兵必须紧密协作，齐心协力向北方进军。

张国焘在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后，表达了对北上计划的担忧。他指出，北上的路程不仅漫长，而且环境恶劣，相比之下，南下似乎是一个更为稳妥的选择。

会议进程一度陷入停滞，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重要演说。他深入分析了北上战略的可行性，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通过有理有据的论述，他的观点得到了与会代表的普遍认同，从而扭转了会议的局面。

在两河口会议上，与会者经过讨论，最终否决了向南推进的提议，转而确定两军联合向北进发的战略方针。

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会议决议，但内心仍然抵触。接下来他的种种举动，充分反映了其对会议结论的强烈不满情绪。

张国焘的后续举动几乎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他的所作所为一度使党组织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险些酿成历史性的重大错误。这一系列行为对当时的革命事业构成了严重威胁，差点让党的革命成果付诸东流。他的错误决策和行动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险些使党的革命事业遭受毁灭性打击。这些行为不仅危及了党组织的存续，更对革命进程产生了深远的破坏性影响，几乎成为党历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危机。

毛泽东采取了哪些关键措施？他是如何扭转局势的？

【识破阴谋，继续北上】

在召开两河口会议之后，中共中央迅速拟定了松潘战役的作战方案，旨在为北上战略的顺利推进提供坚实保障。这一决策的出台，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革命形势的准确把握和战略部署的周密考虑。通过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中共中央为红军北上开辟了重要通道，为后续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举措不仅展现了党中央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也彰显了其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远见卓识。松潘战役计划的制定，是中共中央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重大决策，对推动革命进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红军若能拿下松潘，北上之路将畅通无阻。然而，本应率部进攻的张国焘却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撤退。

他对胡宗南的部队心存忌惮，所以没敢直接进攻松潘，而是抽调了一部分兵力转向南下，攻打大炮山等地区，目的是为向西康方向推进做准备。

这一行动直接破坏了松潘战役的部署，使其无法按计划执行。在此之后，张国焘并未放弃，而是秘密策划着向南进军的方案，持续了数月之久。

为扭转不利局势，中共中央采取积极措施安抚张国焘，敦促其配合北上行动。1935年8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从多个角度向张国焘阐明北上方针的重要性。面对中央的劝说，张国焘既未明确表态反对，也没有表现出深刻的自我检讨态度。

随后，中共中央对红军进行了重新整编，将原有的红一、四方面军分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负责指挥，而右路军则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带领。这一调整旨在优化指挥结构，提升作战效率。

两支军队分别从不同方向出发，最终在班佑地区会合，随后共同向甘南推进。其中，原属第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和徐帅跟随右路军一同前进。

8月底，局势再次紧张起来。张闻天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导致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这篇文章直接指出了两种不同路线的对立，使原本平静的局面被打破。张闻天的观点明确，直接引发了新的争论。

张闻天遭到了毛泽东的尖锐指责，毛泽东认为他的文章过于理想化，缺乏实际价值。

当时，张国焘的部队在阿坝草原停滞不前，导致我军错失多次战机，蒙受严重损失。

1935年9月3日，张国焘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说：“草地无边无际，往前走不了，待着不动只能等死。”从这话里不难看出，他对北上行动压根儿不积极，态度相当消极。

9月8日，张国焘私下发了一封电报给陈昌浩，指示他带领队伍往南转移。这封密电被中央截获，立即引发了紧急会议。

倘若应对失当，中国共产党可能陷入严重分裂的困境，导致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这种情况不仅会削弱党的整体实力，还可能对革命进程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党内团结，维护革命力量的完整性，避免因内部分歧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革命事业稳步推进，实现既定目标。

张闻天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果选择向张国焘让步，同意南下，可能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但若坚持北上，又可能导致右路军内部发生冲突，威胁到整个革命队伍的稳定与安全。这个两难的局面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在关键时刻，毛泽东迅速做出决策，果断采取行动。

毛泽东分析了局势的利弊，果断决定率部继续向北推进。为防止情况生变，他当晚就与几位同志一同率领红一、三军团以及军委纵队等八千多人，迅速撤离右路军，借着夜色掩护迅速向北行进。

这一决策无疑是明智且具有深远意义的，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国焘企图取代中央领导，自立门户的计划最终破产了。他试图通过分裂手段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但这一图谋未能得逞。中央及时识破了他的野心，采取了果断措施，彻底挫败了他的阴谋。这一事件不仅维护了党的团结，也巩固了中央的权威。张国焘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党的原则，最终自食其果，落得失败的下场。这一历史教训深刻警示后人，任何分裂党的企图都注定无法成功。

他的右倾做法迅速遭到党内全体成员和红军的强烈反对。尽管朱德和刘伯承当时处于张国焘的控制范围内，但他们果断地与其划清界限。

朱德和刘伯承等将领始终坚定支持由毛主席领导的中共中央。即便在张国焘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朱德依然毫不动摇地强调：“朱毛”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坚决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

张国焘的部署失败后，不得不带领部队向南方转移，但很快便遭遇了严重的失利。

根据周恩来的分析，南方地区少数民族众多，语言文化各异，导致沟通困难。这种情况使得军队难以获得当地民众的支持。同时，敌人持续发动猛烈攻势，在双重压力下，南下的部队从最初的八万多人迅速减员，最终只剩下了约四万人。

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成功保护了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选择向北方转移，这一举措展现了非凡的远见和英明。这一历史性决定不仅确保了革命火种的延续，更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北进路线的确定，体现了对时局的精准判断和非凡的政治智慧，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决策的成功实施，为中国革命事业开辟了新的局面，充分证明了其正确性和历史价值。

此后，张闻天逐步淡出了党内的核心领导层。在毛泽东主导的各项重大决策中，张闻天始终是坚定的支持者。他不追逐权力，专注于探索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中，他扮演了哪些关键角色？

【跟着真理走】

张闻天曾明确表示：“谁掌握了真理，我就跟随谁。”这正是他始终支持主席的根本缘由。

在遵义会议期间，张闻天迅速意识到自身存在的缺陷，果断与第三次"左"倾路线划清界限，转而全力拥护毛泽东的主张。他能够及时反省并调整立场，展现出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勇于自我革新的精神。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态度，也为党内正确路线的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张闻天的这一选择，标志着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了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判断，为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毛泽东曾明确表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离不开张闻天和王稼祥的鼎力相助。这两位同志的支持对会议起到了关键作用，确保了会议的顺利进行和最终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坚定立场，遵义会议难以取得如此重要的历史性突破。

离开中央后，张闻天始终跟随主席共同奋斗。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张闻天迅速对该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强调，将抗日统一战线从地区性扩展到全国范围，这一主张具有重大战略价值。张闻天认为，这一转变对于凝聚全国力量、共同抵御外敌至关重要。他的见解不仅准确把握了当时局势的关键所在，也为后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思路。这一分析充分体现了张闻天对抗日形势的深刻理解和远见卓识。

在毛泽东确立党内领导地位之前，张闻天在担任重要职务期间，与毛泽东共同签署了286份电报，这在他总共发出的400多份电报中占据了很大比例。张闻天始终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对权力和名利表现出极大的淡泊。

自1938年起，张闻天在党内宣传工作、干部培养以及理论探索等多个领域持续发挥重要作用。他积极推动党的思想传播，致力于提升干部队伍的理论素养，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张闻天的这些努力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对巩固党的理论基础和提升干部素质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他被调往东北地区，负责当地的各项工作。在东北期间，张闻天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政治建设以及文化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张闻天投身于新中国的对外事务，担任了驻苏联大使的重要职务。他在1945年返回国内，之后继续在外交部门工作，为国家的对外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闻天对自己的经历始终保持低调和反思。尽管他曾位居高层，但他对权力毫无眷恋，毅然选择深入一线，投身基础岗位。

张闻天在一生中始终坚守着对真理的追求，这一信念贯穿了他76年的生命历程。他坦诚地反思了自己曾经的错误，这种自我反省体现了他对真理的执着。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真理如同永恒的明灯，始终照亮着他的思想和行动，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暗淡。这种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成为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指引着他不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