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6日傍晚5点50分，中国代表团搭乘的专机“空中霸王号”降落在印尼雅加达的玛腰兰机场，参加万隆会议。
这架专机原定下午四点抵达，但途中遭遇强烈雷暴，被迫在新加坡紧急降落，导致行程延误了将近两小时。
目睹专机安全着陆，现场迎接的中方人员都如释重负，紧绷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
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一周后，负责中国代表团安全的安保团队提高了警惕，丝毫不敢放松。这一事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震动，使得安保人员更加谨慎，确保代表团的安全万无一失。他们深知，任何疏忽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此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觉。
驶离机场后，三辆外形完全相同的汽车依次开往中国大使馆。沿途道路两侧聚集了大量当地华人，他们热情迎接周恩来总理的到来。
实际上，第一辆车上坐的并不是周恩来总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万隆会议，危机四伏】
1955年1月15日，印尼驻华大使莫诺努图亲自将一封由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多阿米佐约亲笔签名的信件递交给周恩来总理。这封信正式邀请周总理出席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
经过一个月的等待，周恩来总理正式回复，同意出席该会议。
万隆会议标志着亚非地区国家首次自主举办大型国际会议，摆脱了殖民势力的影响，专注于探讨与亚非民众直接相关的核心议题。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体现了亚非国家在独立自主道路上的坚定步伐。会议聚焦于区域发展、民族自决等关键问题，为亚非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话语权奠定了基础。此次会议的召开，不仅彰显了亚非国家的团结精神，也为后续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开辟了新的途径。
在万隆会议上，与会各国选择邀请新中国代表团出席，而非退守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这一决定充分表明，亚非地区众多国家已经认可并支持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这一外交行动，国际社会向新中国传递了积极的信号，显示出对其合法地位的广泛认同。这一历史性选择不仅体现了当时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也反映了亚非国家对新中国政权的接纳态度。
他们采取各种手段，试图阻止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从设置障碍到暗中破坏，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不让中国代表顺利抵达会议现场。这些人无所不用其极，想尽办法干扰中国代表团的行程安排，企图破坏这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参与机会。他们暗中策划，试图通过阻挠中国代表团的行程来达到政治目的。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航空技术相对落后，缺乏能够进行远距离飞行的飞机。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拥有性能较为优越的远程飞机。这一情况反映了当时中国在航空领域的技术差距，也凸显了印度在该地区的技术优势。
经过慎重考虑，周恩来总理选择通过香港启德机场中转，乘坐印度航空的“克什米尔公主号”航班前往印尼。
就在飞机即将起飞的前几天，局势又有了新进展。缅甸总理吴努向周恩来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带领中国代表团访问仰光。
为应对代表团8名成员需提前赴印尼处理事务的情况，周恩来总理调整了行程安排。他带领主要代表团成员先前往缅甸进行访问，随后再转赴印尼。与此同时，那8名工作人员则按照最初的计划，从香港搭乘专机直接前往目的地。这一安排既保证了提前到达人员的任务需求，又兼顾了正式访问的行程规划。
尽管我的行程有所调整，但仍有部分工作人员计划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航班，他们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请你务必再次联系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艾希斯，请他亲自前往机场进行监督，确保代表团成员的安全万无一失。
国民党方面暗中策划了针对中国代表团的刺杀计划，企图阻挠他们顺利参加活动。
毛人凤指挥其在香港的特工，耗资60万港币收买了启德机场的一名清洁工。这名清洁工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前潜入飞机，将一枚定时炸弹安装在右翼的轮舱位置。
由于周恩来临时调整了行程，原本针对他的暗杀计划未能得逞。如果当时他按原计划搭乘那架飞机，中国的外交格局很可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周恩来的个人命运，也可能深刻影响中国的外交走向。
得知“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毁的消息后，周恩来总理的随行人员都劝他放弃这次出行，但他坚定地表示：“任何阻碍都无法摧毁我们追求和平与友谊的决心！我无论如何都要出席这次会议！”
【护卫总理，大使夫人勇当替身】
周总理在印尼遭遇暗杀后，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立刻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保证总理的安全万无一失，他亲自带队，反复检查从机场到大使馆的路线，来来回回走了将近一百次，连最微小的细节都不放过，生怕出一点差错。
1955年4月16日，周恩来总理带着中国代表团搭乘专机“空中霸王号”前往雅加达。按照原定安排，他们预计会在下午4点左右抵达目的地。
到了傍晚五点，其他从仰光启程的代表团已经顺利到达雅加达，但中国代表团乘坐的“空中霸王号”飞机却依然不见踪影。
在约定时间未见中国代表团现身，现场工作人员心急如焚。为防不测，黄镇大使迅速向中央发出紧急电报，汇报这一突发状况。
下午5点50分，中国代表团搭乘的"空中霸王号"航班总算抵达，出现在大家眼前。
由于遭遇强烈雷暴，航班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临时降落在新加坡，导致行程延误了整整两小时。
目睹航班安全着陆后，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们紧绷的神经终于得以放松。他们之前提心吊胆的紧张情绪，在这一刻彻底消散了。
周恩来总理刚下飞机，黄镇便快步上前，站在他旁边。紧接着，黄镇大使的夫人朱霖和其他使馆工作人员也迅速围拢过来，在总理周围形成了几层紧密的保护圈，随后众人一起护送他离开机场。
离开机场后，三辆外形一致的小轿车在警方的护送下向中国大使馆驶去。沿途，当地居民和华侨纷纷在路边迎接，现场气氛热烈。多数人猜测周总理可能乘坐的是领头的车辆，因此对第一辆车表现得尤为热情。
实际上，车内乘客并非周恩来总理，而是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的妻子朱霖。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在获悉中国代表团将参加万隆会议后，立即着手安排代表团的行程和安全保障工作。使馆人员迅速制定了详细的计划，确保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各项活动顺利进行，同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代表团成员的安全。这一系列准备工作在会议开始前就已全面展开，为代表团顺利参会提供了有力支持。
为确保安全，黄镇大使精心策划了接机方案。他安排了三辆外观完全相同的车辆，并详细规划了乘车顺序：第一辆车载有朱霖和翻译人员；第二辆车由黄镇大使陪同周恩来总理乘坐；第三辆车则专门用于陈毅的接送。这一安排既考虑了身份地位，又兼顾了安全防护。
出于保密考虑，黄镇连妻子朱霖都没透露实情。周恩来总理离开机场时，黄镇安排他上了第二辆车。看到这一幕，朱霖当场就懵了。黄镇立刻给她递了个眼神，示意她：“你坐第一辆车，代替总理的位置。”
她瞥见丈夫的眼神，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迅速拉着翻译钻进了前面的那辆车。
在前往中国大使馆的途中，道路两侧挤满了迎接周总理的群众。朱霖灵机一动，意识到周总理目睹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必定会有所回应。
朱霖迅速把手伸出窗外，模仿周总理的动作向人群挥手示意。最终，周恩来总理安全抵达中国驻印尼大使馆。
【坚守革命战线，不搞特殊】
作为新中国的首批外交官夫人，周恩来的这位女性代表堪称外交界的先驱。她不仅是总理的得力助手，更是中国早期外交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在特殊历史时期，她以优雅得体的形象，为中国外交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大使夫人，她在外交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女性的风采，为后来的外交官夫人树立了典范。
1920年2月，朱霖出生在山西孝义司马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家里经济状况一直不理想，主要依靠二爷爷留下的几亩地维持生计，收入很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经常连基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十一岁时，她跟随父母举家迁往汾阳谋生。这次进城务工不仅让全家的经济状况显著提升，生活品质也得到了切实的改善。
然而幸福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朱霖的父亲很快就被人诬告，被警方逮捕入狱。这一变故使得原本稳定的家庭瞬间失去了主心骨，生活陷入了困境。
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朱霖不得不中断学业，跟随母亲到工厂打工以维持家计。几年后，父亲获释，朱霖才得以重新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在求学阶段，朱霖便广泛接触了先进的革命思想，深受其鼓舞。他下定决心，日后要为抗击日本侵略、拯救民族危亡尽自己的一份力。这种信念深深植根于他的心中，成为他未来行动的指南。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朱霖所在的铭贤中学被迫关闭，无法继续读书的她选择加入抗日宣传队。她随队前往太行山区，参与游击战争，并与队友们共同创作并表演活报剧，向当地民众传播革命思想。
随后，朱霖被组织安排前往太行军区党委党校进修。完成学习后，她先后被任命为太行军区区党委组织委员和组织部副科长。在此期间，她积极参与了包括百团大战在内的多次大规模反扫荡行动，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党组织的机密文件和档案资料。
朱霖在太行军区任职时，与黄镇相识并结为伴侣。
在地方举办的学习交流会上，朱霖与这位同志初次相遇。尽管之前从未谋面，但两人一见面就聊得特别投机。朱霖对这位同志的印象非常好，觉得彼此很合得来。
1939年深秋，太行山区召开党代会，朱霖和黄镇在此重逢。出乎朱霖意料的是，黄镇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表达了想和她结为夫妻的想法。
朱霖经过一番考虑后，明确表达了她的要求：婚后她必须继续工作，不会选择成为家庭主妇。
黄镇立刻回应：“你尽管放心，我绝对尊重你的选择，全力支持你投身革命，同时也会认真对待我们的婚姻关系。”
随后，这对新人向党组织提交了婚姻登记申请。
在获得组织同意后，30岁的黄镇和19岁的朱霖正式登记结婚，成为合法夫妻。
婚后，这对夫妻并未像普通伴侣那样共同生活。出于对负面影响的考虑，他们仍各自住在原先的住处。由于距离的原因，他们往往要隔一两周才能碰头一次。
在抗战最激烈的时期，朱霖与黄镇刚刚步入婚姻生活。由于战事频繁，朱霖常常与丈夫失去联系，内心充满了对黄镇安全的担忧。幸运的是，黄镇总能化险为夷，平安回到她的身边。
朱霖印象最深的是1946年国共谈判期间发生的事。当时黄镇担任中共在新乡的主要谈判人员，结果被国民党关押了整整六个月。这件事让朱霖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后怕。
黄镇在监狱中给妻子朱霖写了一封信，信中强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算牺牲生命，也绝不能背弃自己的职责。”
朱霖看完丈夫的来信，内心彻底崩溃了。她已经意识到，这次丈夫很可能永远无法归来，心里早已接受了这个残酷的现实。
1946年末，经过中共与国民党的多次谈判，国民党方面安排代表护送黄镇等人乘机返回河北邯郸。至此，这对分离近一年的夫妇终于重逢。
【脱下军装换上礼服，外交风云数十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镇被委派为首任中国驻匈牙利大使，他的妻子朱霖自然随行前往。
大使夫人的角色远非单纯的称号，实际上更像一份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这个身份背后蕴含着复杂的职责和要求，涉及外交礼仪、文化沟通、社交活动等多个领域。要胜任这一职位，必须具备良好的外交素养、敏锐的洞察力和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
为提升新任大使夫人在国际交往中的形象，周恩来总理安排专业礼仪导师进行培训，重点指导她们掌握正式场合的着装规范与社交礼仪。这些课程旨在帮助她们适应外交工作的特殊要求，展现得体大方的外交风采。通过系统的学习，使她们能够在外交活动中举止得当，充分体现中国外交人员的专业素养。
对刚上任的朱霖大使夫人来说，这真是个不小的挑战。她平时穿惯了军装，又不懂英语，面对这些困难，她一度想过要打退堂鼓。
回忆起邓颖超同志在外交工作中展现的敬业精神，朱霖深受触动。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同志在完成外交使命时付出了巨大努力，却从未有过怨言。对比之下，朱霖觉得自己当前的辛苦实在微不足道。这种思考让朱霖更加坚定了要出色履行大使夫人职责的决心。
1950年初，朱霖以大使夫人和二等秘书的双重身份，随同丈夫黄镇前往匈牙利参与外交工作。
朱霖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任职时，不仅全身心投入使馆的各项建设和党务活动，还抓住空余时间努力学习匈牙利语。
朱霖在匈牙利只待了四年，就掌握了地道的匈牙利语。每次她跟当地人聊天，对方都对她竖起大拇指，觉得她讲得特别好。
1954年11月，朱霖随同丈夫前往印度尼西亚，出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在印尼任职期间，她多次负责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安全保卫任务。
在万隆会议期间，朱霖同志曾担任周总理的替身。此外，当宋庆龄副主席访问印尼时，朱霖同志也全程负责陪同工作。
随后，朱霖陪同黄镇先后前往法国和美国担任外交使节，协助他处理相关事务。她积极参与各项外交活动，为黄镇的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持。在两国任职期间，朱霖充分发挥自身才能，协助丈夫顺利完成各项外交任务。她的努力为增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朱霖在外交领域的表现得到了广泛认可，成为黄镇在外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助手。
朱霖和黄镇为了国家的对外工作，长期投身于外交领域，持续工作了整整三十年。他们的七个孩子从小就在解放区的同志和长辈的照顾下成长，夫妻俩很少有时间亲自照料。尽管如此，他们始终毫无怨言，始终在外交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奉献。
1977年，朱霖和黄镇结束了海外工作，返回国内，随后被安排到外交部任职，直至退休。退休后，朱霖并未停下脚步，她将自己的外交生涯整理成书，出版了《大使夫人回忆录》。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她亲身经历的新中国外交历程，为读者展现了中国外交发展的丰富历史。
2021年4月12日，朱霖在北京因疾病离世，终年10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