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又快过新年了，在方靖的印象里，自己已经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过了五个年头，这是第六个新年了。方靖记得很清楚，自己被俘那天是大年初六，第二天就打春了，在算卦的嘴里，没有打春那就不算是一年，就是那一关，自己48岁本命年的最后关头，竟然没有过去，就差那么一天，确切地说，就差那么十几个小时。而今年这一关如果过去，也就破五十四岁这个关口了，四十五、五十四，可都不是什么吉利数字啊。

而黄维比方靖小三岁，整整三岁，不过，自己的生日是年尾，也就是腊月二十九，黄维则是过了年的二月份了。方靖不懂得阴阳八卦，不懂得算命掷签，他甚至想起张述之、张淦的好来，如果他们在，说什么也要找个机会，让他们给自己卜上一课，看一看到底能不能闯过这一关。

而黄维对于方靖的患得患失，却有些不屑，他说道：“老方，你说那些，管个屁用，你要是不想死的话，也学学杨伯涛、覃胖子他们，表现积极一点，对着我老黄开炮火力猛烈一点，在共产党那里讨个头彩，也就保住你这条小命了。不过……”

黄维说话时，自己倒愁苦起来，他不是分析自己的罪恶与学习改造，而是和其他人对比起来，甚至把他知道的人尤其是把本小组的成员，一个一个拉出来，根据自己的眼光，判着刑：“我们这二天见到的王陵基、徐远举、王凌云，是罪大恶极者，活下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杜聿明恐怕是等不到判死刑了，你来的晚，不知道，他已经被拉到医院抢救过好几次了，而且，这个人死硬得很，到这个时候了，还想着自杀，怎么可能嘛。斗争，是要有斗争方式的，就本人而言，感谢共产党优待我，给我治好了病，那是发自内心的。但这只是生活上的，而不是真理上的，在坚持真理方面，那是寸步也不能让的，他们要和我做不可调和的斗争，我，黄维，同样要和他们做不可调和的斗争，维护校长、维护辞公在我心中伟大的地位。”

黄维说着、说着，显然又激动了，方靖叹了口气，试探着问：“他们和我们的情况不同，王陵基、王凌云、徐远举作那恶，我们做不来；杜聿明是首要战犯，是上了人家共产党的报纸、电台的，肯定不会收回的，他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自杀，或许他觉得，自己最后的归宿，便是一死吧。我敢保证，当时我们认出他来了，他肯定没有认出我们来。嘿，还是说说和我们差不多的人员吧，毕竟，不可能全杀的，不可能全杀的。”

方靖说着这些话，期盼着自己在“不杀”之列，那怕对面坐着的，是神经兮兮的张淦，还是自己的故友黄维，能得到一丝安慰，也就足够了。

而黄维却是认真的，他对着监室的墙壁，闭上了眼睛，如同方靖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说道：“就以我们这个小组而言，全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比如：组长王友直，肯定就死不了，人家是投降了共产党的，应该是某些事上误会了，所以才被甄别进来的，说不定哪一天再一甄别，就出去了。你不是说过，朱鼎卿也过来了嘛，我可是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人说起过他，估计就是被甄别走了。而和他们情况相同的还有陈长捷、林伟俦，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长一些，他们一直在申诉呢，凭什么傅作义放下武器成了新政府的座上宾，而让他们成为阶下囚呢？当然，跳梁小丑董益三、杨伯涛、覃道善、刘洁、梁培璜者流，以残害同僚为代价，向当局摇尾乞怜，他们的新贵人会给他们一个小小的回报的，所以也死不了；罗历戎、韩浚、宋瑞珂和你方靖，是纯粹的军人，死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此以来，我们这个监室里，能死的，也只有我黄维尔。”

黄维侃侃而谈，方靖内心里波涛汹涌，黄维的分析，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直到今天，黄维还不承认失败，更不承认自己在濉溪战场上用过毒气弹，而且在整个小组，是一个垫底的批斗对象，他对所有人、所有事都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见解及对待方式，这样的人，不要说共产党不待见，就是关押在这里的战犯们，同样不待见，方靖内心里想，委员长也未必真待见他。

而方靖的患得患失却又遭到好友宋瑞珂的“打击”，当他瞅了一个机会，把他和黄维所见及黄维的分析告诉给宋瑞珂时，宋瑞珂冷冷一笑，说道：“老黄的分析，有问题，人家的政策不是说了嘛，一个不杀，一个不判，说得多明白啊。”

方靖低下了头，这个政策，在武汉起解的时候，那名干部好像也善意地对自己说过，可是他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他胆怯地问了宋瑞珂一声：“一个不判，覃道善、夏建勣不也判了吗？”

宋瑞珂笑了一下，说道：“那是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前。老方，‘一个不杀、一个不判’，可是毛主席做出来的决定，你没有来之前，公安部的领导专意就此事来做过报告的。嘿，老黄啊，当时正在住院，回来给他讲，他又不愿意听，真是的，如今又把你给捆到他那个想法上了。”

方靖点了点头，觉得宋瑞珂说的，比黄维说的，还有道理，在这些战犯当中，无论是比“官”，还是比“罪”，自己都在中游，最多算是那种可杀可不杀的“小人物”吧。方靖想到这里，便骂了一声：“奶奶的，过年，过年，再怎么说，年前是不会要了老子项上人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