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某处坚固的建筑物的楼上，一间坚固的房间，长不过两三丈，宽不过六七尺，里面便是方靖他们七个人拥有的空间，整个房间加上了铁门、铁锁、铁窗，门口站着威严的岗哨，从这个房间到卫生间不足三米，那里是他们所能走出房间的最远距离。

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年轻干部向他们宣读着这里的管理规定：老老实实交代自己在蒋介石反革命集团所犯下的罪恶，老老实实接受人民公正而严厉的审判，老老实实遵守这里的规章制度，不准走出警戒范围半步，不准相互串供，不准来回走动……

方靖的犟脾气上来了，他慢腾腾地站起身来，冷眼看着那个年轻人，没想到那个年轻的管理干部立即大声喝斥道：“方靖，立正，有什么事要先举手，然后大声说报告政府，然后再说报告事项！”

方靖并没有举手，也没有说“报告政府”、“报告干部”之类的话，而是直橛橛地问了一声：“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要见刘伯承，我是他请来的客人。是他，爽约了！”

那名年轻的管理干部似乎被激怒了，大声呵斥了方靖一句：“你是刘司令员请来的客人，鬼才相信呢，刘司令员会请你这样的客人？至于这是什么地方，是你该问的问题吗？我们是什么单位，我可以告诉你，这里是管理你们这些战犯的单位，听懂了吗？”

那个年轻的管理干部说完，便“咚”地一声关上了大门，回头走了。方靖愤怒地大骂道：“什么他娘的玩意儿！”

“坐下，请注意你的言行！”门口的警卫人员用力敲打着铁门，大声呵斥着方靖：“你们几个，都给我坐整齐了，不许相互说话，好好反省自己的问题。”

“兄弟，我们是俘虏，不是犯人，要不要来根烟？”米文和大大咧咧地说着话，便掏出香烟来，要给门口的警卫让烟。

没想到这个动作一下子惹恼了门口的警卫，竟然“啪”地一声抱起枪来，大声命令米文和：“米文和，我命令你，后退，坐下。从现在起，任何人不许说话！”

米文和讪笑着，后退几步，还是坐了下来，方靖依旧执拗地叫嚣着：“这就是你们的优待，这就是你们的政策，我们是罪犯吗？”

另一名警卫人员冷冷地回答了方靖的问题：“怎么，难道你不是犯人？”

方靖不再咆哮了，双腿一软，坐在了地上，几个人也不说话，沉默在那里。然而，方靖能清楚地看到，米文和瞪着一双大眼，拳头已经握紧了；董汝桂半闭着眼睛，一根手指在轻轻地击打着自己的膝盖，嘴唇轻轻颤抖着，似乎在哼唱着什么；张绩武的脸色煞白，以军姿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张述之用手轻轻理着自己的胡须；白云飞坐在墙角里想着心事；那位县太爷王镜吾的身子则来回晃动着，好像无论如何也坐不稳了。

方靖见众人模样，便又恶狠狠地看了门口两个警卫一眼，骂道：“好，老子是犯人，没球事，睡！”说完，竟然倒头睡了起来。

方靖等七人，是于1949年麦收之后，大抵是6月间被转移到武汉的，这应当是战犯的第一次按区域相对集中。此时，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也准备“开张”了，华北地区的战犯也由井陉、永年等地陆续向北京转移。多日之后，方靖他们才知道，这里是武汉大孚银行的二楼，管理他们的是湖北省公安厅，而不是二野、四野的社会部，或者是军法处。

对于方靖等人而言，他们遇到这样对战犯管理没有经验而把他们当作普通的刑事犯罪人员进行管理的部门和管理干部，以及简单甚至粗暴的管理方式，是不幸的，对于他们这些“顽疾”甚重的战犯而言，这种管理方式得到的结果便是抵触，便是更加的顽抗。

笔者在这里，不得不再次说明，这不是这个管理单位的管理干部执行战犯政策的偏差问题，是因为当时的战犯管理政策并不统一，更不成文、成熟，各地都在摸索中前进，总结经验教训之后，才逐渐形成统一的战犯管理政策的。而在战犯管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每一个干部不可能都是“王英光”、“贺春年”，他们中间还有敌对思想尚未改变过来的“胡大树”，更有按部就班工作的“小陈”等人。战犯，是一个团体，有先知先觉者、顽固不化者，更人随波逐流者；管理战犯的同样是一个团体，摸索中前行的“王英光”不会是大多数，恐怕大部分人是把此项工作当成“工作”而按部就班工作着的“工作者”，这是事实，万年也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历史的真实性就在于它不是千篇一律，更不是如影视剧般演绎得那样酣畅淋漓，笔者仍然坚持，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历史真实，不应当被抹杀，而应当如实地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