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容南，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摘 要：伦理学关注如何过一种好的生活，自然包括如何过一种好的老年生活。西方主流伦理学缺乏讨论该问题的资源，因为它们预设了理性、自足的道德主体，忽视了人的脆弱性。关怀伦理学对人的脆弱性有清醒的认识，关怀涉及人类不可避免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它是一种以满足他人的基本需求、促进他人的发展、帮助他们避免伤害和减少痛苦为目标的实践。从关怀伦理的视角出发，可以借鉴能力理论的方法，探讨维护人类尊严的老龄关怀方案。重视脆弱性的老龄关怀，向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伦理要求，强调通过有利的社会条件来支持具体层面的关怀活动的展开。这带来了一种老龄文明的转型，它不再将老龄化视为人口结构的负面事实，而是将其作为社会文明形态的建构因素来思考一个和谐正义的社会能够为老龄化提供何种支持条件，它从老年人的需求和能力出发重构了什么是好生活的完整答案。

关键词：脆弱性 尊严 老龄关怀 自主性 能力方法

在道德哲学的传统中，我们关注的是如何成为好的人，或者如何去做对的事。这些考量聚焦于提升生命的面貌和品质，让人变成更好的人，或做出更好的行动。但生命除了可以向上提升，也受制于一些生理性的限制，如生老病死。老年是人生命中一个特殊的阶段，老年生活的福祉会影响一个人人生整体的成败。然而，纵观哲学史，除了西塞罗的《论老年》等少数著作，主流的伦理学理论鲜于思考老年问题以及与人的衰老相关的伦理问题。对此，一个可能的解答是，西方主流的伦理学理论假定了一个抽象的、完全理性的行动者来建构道德规范，却忽略了人类真实的处境向我们提出的伦理问题。这些理论没有注意到，人的具身性及其脆弱性是人类共通的处境，儿童、老人等需要得到他人的关怀才能存活。如果伦理学只是抽象地去谈论人对好生活的追求，而忽视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特殊需求，那么伦理学就无法对什么是好的人类生活给出完整的回答。既然这种忽视有理论上的原因，那么我们就需要先从理论入手，探讨西方伦理学忽视人的脆弱性的原因。这种忽视首先体现在西方主流的尊严观中，它将尊严简化为自主，导致了依赖与软弱、无能与丧失尊严的不幸联系。然而，人的尊严不仅是作为理性存在者的尊严，还是作为脆弱生命的尊严。由于保护人的脆弱性对于维护人类尊严至关重要，而关怀伦理对脆弱性有恰当的理解，我们可以从关怀伦理视角建议一种维护人类尊严的老龄关怀方案。

在西方现代伦理学的价值谱系中，自主性是一种核心价值。对自主性的强调始于中世纪后期潜藏于基督教伦理中的平等主义和个体主义，完成于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它带来了一种新的伦理学，一种无上帝的伦理学。康德的道德理论将道德生活理解为一种理性主体自主履行义务和责任的实践。据其思想，正确的行动要求道德主体依据自我确立的普遍性的道德法则或律令去行动。一个出于义务的行动，应该完全摆脱爱好的影响，是仅仅出于对实践法则的敬重去行动。康德带来的道德革命将他律性的宗教道德转变为自律性的理性道德。在此，人类尊严与人的自主性以及道德尊重的要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主性是我们认识道德法则并对其做出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自我立法和自我约束的能力，表现为始终服从于可普遍化的道德法则或律令。“人性的尊严正在于这种普遍地立法的能力，尽管是以它同时服从这种立法为条件。”尊严所要求的道德尊重不仅是一种感觉，更是以某种方式对待他人的一种义务。尊重他人，意味着尊重他人的理性能力，不强迫他人做违背其意愿的事情，不将他人仅仅作为实现我的目的的工具。因此，尊重他人表现为尊重他人的自主性。在康德之后，自主性这一概念的内涵进一步被扩大。自主性包含了自我控制、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等诸多面向。尤其在存在主义者那里，自主性意味着一个人可以不受他人干涉而自主地做出决定，因此，将他人的行为或选择置于控制性影响之下是错误的。保护个人的自主性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基本特征。保护自主性不仅可以给个人带来幸福，还可以鼓励创造，推动社会进步。

可见，受到康德的影响，尊重人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尊重人的自主性。在生命伦理学中，这意味着尊重一个人的自决能力和塑造个人生命历程的自由。这种人的观念预设了一个可以进行自我控制、自我管理和自我选择的自我，他成为西方伦理学理论假定的行动主体。但这种对人的看法不完全适合老年人——他们身体虚弱，行动能力明显下降，也不完全适合老年人的护理者——他们承担的护理责任严重限制了其选择能力和选择范围。由于将伦理主体限定为自由独立且彼此平等的人，西方主流的伦理学理论无法令人满意地说明由于年龄或健康状况而具有依赖性的人的道德生活。过度强调自主性的西方文化与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不匹配，特别是在长期护理方面。此外，由于人类总是生活在种种人际关系之中，这些伦理学理论也无法说清我们为何对一些有特殊关系的人——如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子女——负有特殊的义务。作为社会化的产物，如果我们不认真地承担起这些义务，那么我们就无法作为人类社群存活下来并获得发展。

自主性在西方文明的价值谱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缺乏自主性是令人担忧的；放弃自主性就等于承认人与生俱来的脆弱性，这是被西方文化否定的。此外，自主性还与独立性相关，因为一个人独立于他人生活的能力是其自主性的象征。“独立通常被称为自主，因此依赖就被视为自主的缺失或减少。由于自主性（根据自己的善观念指导自己生活的能力）是意义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自主性与独立性等同起来就意味着依赖性会损害人的尊严。”依赖与虚弱、丧失能力以及缺乏尊严密切相关，只要一个人能够抵制依赖，他就能保持尊严和自尊。但是，这种对独立自主的强烈重视会对一些高龄老人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越来越需要有人帮助他们洗澡、上厕所、穿衣、吃饭和出行。当一个人承认自己不能再独立地完成所有这些任务时，他会感到羞愧和尴尬。其结果是，在一些西方社会，许多老年人长时间地拒绝寻求帮助。他们将依赖他人看作是可耻的，认为这种依赖性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是缺乏尊严的，从而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心。事实上，依赖性是存在于所有生命中的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这个事实本身不会导致无尊严。只有当人的基本需求不被他人满足，人的依赖性遭到歧视和利用时，才会导致无尊严。西方传统的自主性概念倾向于支持独立和自主，这造成了依赖与软弱、无能和丧失尊严等不幸联系起来。

要改变这种联系，我们需要重新阐述尊严的内涵。尊严蕴含着自主，但不能被简化为自主。如果人的尊严取决于人的自主性、理性和自决能力，鉴于人们并不具备同等的此类能力，我们有何理由认为人类在尊严上是平等的，或者说尊严是所有人普遍享有的呢？由此可见，尊严所表达的人的内在价值不能被简化为自主或理性能力，它是人类在脆弱性与超越性之间寻求的一种平衡。一方面，人是有形的、会死的和有限的存在者，因其具身性受到自然法则的限制和约束；另一方面，人类追求崇高，渴望成为令人尊重和敬佩的存在。人不仅具有动物性和脆弱性，而且渴望成为自主的道德能动者。因此，尊严不仅存在于人的肉身性和脆弱性之中，也存在于人的道德性和超越性之中。它意味着人的生命的高贵价值和不可侵犯性，并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具有的道德责任即尊重。人之所以具有尊严不仅是由于作为理性主体，我们具有康德意义上按照理性法则行事的能力，它还意味着由于人的具身性以及人际互动中的可伤害性，我们必须尊重彼此，不去伤害他人。自主性和脆弱性是一对互补的概念，应当共同包含在尊严的内涵中。自主性是使道德成为可能的基础，脆弱性则是让道德变得必要的来源。人类的自主性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作为一个脆弱的存在，我认识到环境中其他脆弱的存在，这些存在限制我并同时使我的自主成为可能。因此，我无法在不尊重他人的情况下尊重自己。所以，“尊严”既是一个规范性的价值概念，也是一个主体间的实践概念。它表达了人类普遍享有的一种内在的、固有的价值，不因任何人的具体特征而改变；它意味着人是目的，每个人都不应该被物化，仅仅作为手段被使用；它意味着人享有理性，我们应该尊重彼此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它要求我们回应人类普遍存在的脆弱性和有限性，不去做侮辱和贬损他人人格的事情；它还催生了尊重的要求，我们之所以相互尊重不仅因为我们是自主的，更是因为我们彼此间是脆弱的。尊严作为规范性的价值概念可以限制（技术）对人性不恰当的干预，作为实践概念则要求人类相互之间的尊重不受主体力量的强弱所影响。总之，捍卫人类尊严实质上是捍卫脆弱生命的尊严，人类尊严表达的是所有人的内在价值平等。

从对尊严的以上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自主性只是尊严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代表尊严的全部内涵。保护人的尊严，不只有尊重自主性这一面，还有保护脆弱性这一面。现代社会可以通过改善人类的具身处境、增强社会团结和加强沟通理性等方式来减轻人的脆弱性，但我们无法彻底根除人的脆弱性。脆弱性表达了生命的有限性和易受伤害性，这为所有道德奠定了可能和必要的基础。在众多当代伦理学理论中，关怀伦理学尤为重视脆弱性的问题，因为关怀伦理学认为人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并不是完全独立、自足的理性存在者，相反，人是依赖性的、情感性的理性动物。关怀伦理学的特征在于将人视作关系性的和相互依赖的。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将注意力集中于道德行动者的理性决定，这些行动者被假定为独立的、自主的个体。然而，关怀伦理学从概念上认为人受到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并参与这些关系；它赞赏人们之间那种无选择的、拥有不平等权力的关系中的关怀价值，如父母与子女之间以及各种社会群体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在关怀伦理学看来，我们在家庭、社会和历史这些背景中的嵌入是道德的基础。”有许多学者指出，关怀伦理代表了解决人类脆弱性的典范道德框架，因为关怀可以减轻人们对不同类型的脆弱性的易感性。然而，与“正义”“权利”等概念相比，“关怀”在西方伦理学中的地位是边缘化的、不受重视的。在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关怀被看作与“女性的”“家庭之内的”“私人的”“非生产性的”人类活动相等同，关怀因此成为“女性的道德”，并与公共的和一般的政治活动相区分。此外，由于“关怀”与个人主义的自我决定观念相左，因此，倡导关怀被认为是危险的，它可能带来自由主义所反感的家长制。需要他人的关怀导致“被关怀者”被蔑视，因为需要（need）被认为是对自主性的威胁，那些比我们有更多需要的人似乎更不自主，他们被看作是无能的。这些看法导致西方主流学界看不到“关怀”的重要性。

对主流伦理学的批评不是旨在从老龄伦理的讨论中消除自主性这个概念，而是指出我们需要改变对自主性的传统理解。自主性暗示着一种个人主义的概念，似乎自主就是摆脱关系的影响，然而，任何个体自主性的发挥都依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当自主性被嵌入“关系”中加以理解时，自主性就脱离了原子化个人的预设，以及契约论所塑造的平等个体之间进行人际交换的自愿模型。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将人视为关系中的存在者，由于这些关系对于人的存活必不可少，因此人类是相互依存且彼此脆弱的存在者。这种“脆弱性”模型承认那些非选择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在这些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特殊关系的道德基础来自一方相对于另一方行动的脆弱性。当我们相对于其他人处于特殊地位，即帮助他人的有利地位时，另一个人的脆弱性就对我们提出了道德要求，我们有义务满足他人的基本需求。

“脆弱性”概念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所重视，其发展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路径。其一，将脆弱性定义为人类存在的本体论条件，指出脆弱性与我们的具身性（embodiment）有关。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注意到人类存在的动物性和依赖性。朱迪斯·巴特勒指出，人的身体是社会性的和相互依存的，正是这种面向他者的具身的脆弱性令人类生活变得不稳定。其二，除了重视由具身性产生的脆弱性，还注意到社会关系条件产生的脆弱性。卡翠奥纳·麦肯齐等学者分析了脆弱性的三个来源，指出除了有固有的（inherent）脆弱性，还有由处境（situational）以及病理的（pathogenic）社会关系造成的脆弱性。其三，新兴技术同样会引发脆弱性。技术哲学家马克·科克伯格探讨了新兴技术对人类脆弱性产生的新影响。他指出，人类总是试图通过设计和使用技术来减少自身的脆弱性，然而，技术在克服一些脆弱性的同时，又带来了其他方面的脆弱性，所以技术无法根除脆弱性，它只是转化了人的脆弱性。

对这些不同来源的探讨呼吁我们重视人的脆弱性，尤其是不同类型的脆弱性对人的尊严造成的影响。对脆弱性的重视让玛莎·纳斯鲍姆在其能力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尊严理解。她批评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关于首要善的清单忽略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关怀，或者更一般地说，是一系列广泛的人类能力。纳斯鲍姆指出，人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并不是完全独立、自足的理性存在者，相反，人是脆弱的、依赖性的、有需要的具身性生物，他既具有动物性，也具有社会性。他的动物性意味着他是脆弱的并依赖于他人的帮助，他的社会性则意味着他需要通过其所处的社会去发展他的能力，将其转变为实际的功能，从而过上一种属于人的有尊严的生活。脆弱性既可以来自我们的动物性，例如，随着身体衰老而带来各种疾病，也可能源自我们的社会性，我们总会受到外在于自身的人或事的伤害。她强调，我们生理上的需要，包括关怀的需求，是我们的理性和社会性的一个特征，它是我们尊严的一个方面。因此，维护人的尊严与满足人对关怀的需求是息息相关的。丹尼尔·恩格斯特从关怀伦理的视角进一步拓宽了“脆弱性”概念的外延。他指出，脆弱性包括对我们幸福真实的和潜在的、短期的和长期的威胁，这些威胁源自我们存在于世界上并与其他人生活在一起。我们所知的依赖性是脆弱性的一种形式，它特指个人在没有他人的直接照顾或帮助的情况下极易受到迫在眉睫的伤害、痛苦、损失或疾病。脆弱性是一个比依赖性更广泛的概念，它表现为一种对风险、丧失、痛苦、胁迫的易感性，它不限于人们由于身体的依赖性所产生的脆弱性，还可以说明人们在不同领域所遭遇的风险。例如，在工作领域，工人在工作中容易受到各种危害或伤害，包括歧视、危险的工作条件、失业，过度劳累、低报酬等。我们应该关心工人，减少他们暴露于这些条件下的脆弱性。同样，关怀也可以指向对老年人享有健康权利和社会参与机会的关注，它引导我们关心稀缺医疗资源的分配、退休制度和养老金的改革、技术创新和智能服务的适老性等，以避免老年人在数字化时代沦为数字弱势群体。

由于依赖性和脆弱性的存在，使得我们对他人的关心和关怀具有必要性。关怀不仅涉及回应依赖性，响应需求，它还涉及减少各种形式的脆弱性。区分不同的脆弱性来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做有助于识别不同类型的能力缺陷及其造成的实际或潜在危害。例如，为了降低具身的脆弱性，维持最低限度的体面的人类生活，我们都需要合适的居所、食物和衣物、合理的健康水平、社会交往和支持，以及发展和锻炼我们人类活动能力的机会。处境的脆弱性要求我们关注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或环境状况的各个方面，防范由于处境的变化对个体产生的伤害，或由于政治经济的不平等损害个体参与社会合作的能力。技术带来的脆弱性则要求我们关注不同人群接受和使用技术能力的不平等，或者他们使用这些技术来获取生活资源机会的不平等。对脆弱性已有的探讨丰富了我们对人的理解，我们发现，老年人的脆弱性不仅反映为身体上的年老体衰（具身的脆弱性），面对突发流行病容易成为易感人群（处境的脆弱性），也体现在不适应数字化社会从而无法在一些情况下满足生存的某些基本需求（技术产生的脆弱性）。这些不同类型的脆弱性可能叠加在一起，相互强化，造成老年人的不利地位。举例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概率增大，他们需要医护人员的帮助才能克服疾病的困扰，但这种面向他人的依赖性同时也会敞开他们的脆弱性——如果无法得到及时的照料，他们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如果无法得到医护人员的尊重，那么为其身体提供的治疗反而可能加重其心理的痛苦。关怀要求我们看到活生生的人，聆听他们的声音，响应他们的需求，减少其脆弱性。

人的脆弱性给予我们道德保护的理由，脆弱性令我们更加重视人的尊严。将脆弱性纳入对人的尊严的思考中，我们会发现，人的尊严不仅表现为一个理性行动者运用自主性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它也体现为一个人能否在自主性减弱的情形下获得他人的支持和帮助，从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如果说在前一种情况下尊严的实现取决于能否不受阻碍地进行自主的选择，那么在后一种情况下尊严的获得更为宝贵和必要，因为它不仅是在个人层面实现的，还取决于群体成员间的互助、团结与关怀。如果我们承认尊严本质上是人类生存的价值要求，我们就会认为每个人，即使他不再能自主行动或做出深思熟虑的决定，也应具有内在价值。对人类尊严的这种理解需要拒绝一种认知至上论，并以支持关系自主性的关怀伦理学来代替它。后者承认人的自主性与脆弱性之间的关联，并将二者共同纳入对人类尊严的理解中。具体到老年生活，它所关注的是，如何保证老年人的尊严和福祉，即使他们不得不依赖于护理人员、药物或者辅助技术。以保护接受者尊严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是正义社会的重要工作之一。

保护人的脆弱性，提升人的自主性，向我们提出了关怀的要求。关怀不是一种程序化的道德准则，而是依据关怀对象的实际情况而展开的灵活实践。关怀是一种价值倾向，一种关系性的美德，也是一种劳作或实践。基于关怀对象的特殊性，关怀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对孩子的关怀的目的在于保护其安全，帮助他们发展各项能力，以应对未来世界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对老年人的关怀同样旨在提升其生活福祉，但内容上与对孩子的关怀有所不同，因为老年人的需求与孩子的需求有所不同。周琛指出，对老年人的关怀指向了对人的终极关怀。老年是个体生命的末期阶段，是作为一个人回归实体的最终过程，因此，老龄关怀不仅是在关怀特殊的个体，也旨在关怀人类这个群体，具有终极关怀的意义。这一看法注意到老年在人类生命周期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它将该阶段看作人类共通的处境和人类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从而指出关怀老年人是关怀人类整体，关怀他人也是关怀我们自己。这恰恰是关怀伦理所强调的，由于我们的依赖性和脆弱性，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得到他人的关怀才能存活。周琛强调的是老龄关怀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聚焦于老年人共性化的需求，可以通过出台助老的社会政策并借助社会力量来加以应对。老龄关怀的另一个方面是不同老年人个性化的需求，这些需求只能通过具体的、面对面的关怀来满足，它需要无数个家庭和社区工作人员来托起。进入老龄社会意味着迎接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形态，衣食无忧只是确保老年人过体面生活的物质条件，而不是他们能够安享晚年的精神条件。通过伦理关怀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让他们感到活着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才有可能营造一个幸福的老龄社会。一个社会绝不能用功利主义的计算理性来评判当代社会中老年人的价值，更不能贬损老年人的人格尊严。在超越性式微的现代社会，只有通过伦理关怀，才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存活的价值与尊严。

那么，对老年人的关怀应该包含哪些内容？关怀伦理对此能够给予何种指导呢？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说，要界定老龄关怀的内容，需要围绕何为“好的老龄化”（good aging）来展开。这要求我们界定“好的老龄化”需要满足的一般规范性条件。关怀伦理从人的脆弱性出发，基于“需求”和“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老龄化，一个人能否实现“好的老龄化”取决于：（1）他的基本需求是否获得了满足；（2）他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以维持一种有尊严的老年生活；（3）他是否能在自己所选择的生活中找到意义；（4）作为所在共同体的成员，他是否获得了应有的尊重。虽然如何获得生活意义的问题受制于个体的生存境遇和伦理智慧，但从社会的层面来看，好的老龄化意味着一个社会能否通过恰当的制度和政策营造出一个能让人安心老去的生存环境，为个体追求好的老年生活创造条件。一个旨在提升老年生活福祉的社会应向老年人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支持性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环境，助力的科技系统以及和谐的伦理氛围，以使得老年人能够维持和运用一些核心的人类能力，过上一种有尊严的老年生活。

需要指出的是，关怀伦理不是被自由主义所误解的家长主义，关怀的目的不是一味的保护和照顾。所以，重视老年人的脆弱性，并非仅仅将其视作被关怀者，相反，保护其脆弱性的目的在于提升他们的核心能力，让他们能够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在《正义的前沿》一书中，纳斯鲍姆探讨了能力与残障的关系，她将发展能力视为关怀的必要手段。她指出，关怀不是一件由一个人完成的事情，思考什么是好的关怀意味着要从被关怀者与关怀者双方的角度反思各种能力。妥善照顾依靠他人生活的人（如老年人）的重点在于支持生活、健康和身体之完整等方面的能力。“一个体面社会的任务是，赋予所有公民以超过合理的最低门槛水平的能力（的社会条件）。”受到纳斯鲍姆的启发，老年伦理学家南希·杰克近年来在能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处理老龄关怀的可行思路。她指出，如果我们同意纳斯鲍姆所勾勒的人类核心能力清单是一个合理的清单，那么尊重人类尊严需要支持这些能力中的每一个达到最低阈值，以确保人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达到能力充足（capability sufficiency）。杰克的创见在于，她指出这一清单可以根据人类生命在不同阶段的需求而被具体化和实例化。例如，协助老年人进行日常生活活动是维护尊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卧床不起的老年人应该获得必要的帮助以便能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人们的能力在从生到死的各个生命阶段会以可预测的方式发生变化，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所需的支持类型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杰克以处于生命早期的儿童和处于生命晚期的老年人为例，展示了生命阶段模式如何帮助儿童和老年人获得充足的能力。能力充足通过确保人的核心能力达到可接受的最低标准来保护人们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在老年人永久丧失特定能力的情况下，维护他们的尊严需要做出合理的尝试来支持他们受损的功能。例如，在黄斑变性导致失明的情况下，这可能需要改变建筑环境以提供非视觉线索，而在老年性耳聋导致失聪的情况下，则可能需要提供非听觉沟通的方法，如手语。随着人的能力经由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它提出的特定要求也会发生变化。未来，医学和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弥补许多与年龄相关的损失，为老年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需要我们做出合理的努力，而不是无限的努力。

杰克的方案建立在西方社会与文化的实践基础上，其内容设计带有很强的语境性。我们可以借鉴杰克的思路针对中国的老龄化现状去思考适合中国社会的老龄关怀的具体内容。例如，维护老年人的健康要求我们加快建设以健康为中心的医疗健康保障体系，构建满足老龄人口医疗健康需要的经济支持体系和社会服务支持体系。维持老年人的感觉、想象与思考能力，我们可以借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利用博物馆、音乐厅、老年大学和社区文化中心等载体来传播这些文化以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在环境的管理上，应尽可能考虑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关注老年人对光线、声音和对话的需求，设计一些宽敞明亮的公共空间，便于老年人交流。在服务于老年人的公共空间中应覆盖无障碍通道，让他们易于通行，并考虑到他们对清洁卫生和医疗护理的特殊需求，以应对突发的健康危机。在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上，除了发扬孝文化，鼓励子女常回家看看，还可设置社区内的日间看护中心，使有条件的双职工家庭可以将老人留在身边照顾。这些维护人类尊严的关怀方式都是在有利的社会关系条件下展开的，这再次论证了关怀伦理的主张：制度层面的关心（care about）是具体的、面对面的关怀（care for）得以顺利展开的先决条件。中国社会面临日益严峻的养老问题，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不适合维持反哺模式的传统大家庭，而是要转变为接力模式的现代核心家庭，养老问题的解决也不能依靠重塑传统孝道，而要依靠社会保障与保险等集体方式”。笔者虽不赞同中国完全走向福利养老的西方模式，但也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孝道。中国老龄人口众多，要做好老龄关怀，不能单凭家庭和个人，还需要下沉到各个社区，通过发挥社区这个“大家庭”的作用，结合社区医院、社区中心、老年大学，并辅之以全社会助老的公共服务才能实现对老年人口的关怀。想要让孝道发挥作用，就要为孝道的践行提供充分的社会支持。关怀伦理这种分层的设计能为尽可能多的中国老年人留在自己熟悉的社区内养老提供一种可行的老龄关怀方案。

维护人类尊严的老龄关怀（仿照南希·杰克的方案设计的中国方案）

总之，老年是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伦理学有理由重视老年生活的成败。如果我们接受关怀伦理对人的理解，就会得出结论说，伴随年老产生的依赖性和脆弱性不应当成为人丧失尊严的理由，反倒是我们需要维护人之尊严的理由。在理解老年人的尊严问题时，自主性与脆弱性的相互依存性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老年人自主能力的下降，他们对尊严的需求更强烈，这表明要为老年人提供恰当的关怀，需要我们在保护其脆弱性的基础上提升其自主能力。重视脆弱性的老龄关怀应以老年人为主体，强调老年人对自身关怀的重要性，辅之以家庭子辈的情感关怀和社区助老的关怀服务。强调老年人自身关怀的重要性是因为老年人必须自己面对衰老的挑战，这需要他们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生活习惯，抱有“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社会应该创造条件帮助老年人维持一些基本的核心能力，让他们能够通过运用这些能力维护自身的尊严。由于家庭是老年人生活的最重要的共同体，所以要特别重视家庭为老年人提供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滋养，这对家属尤其是子女提出了相应的伦理要求。这些要求体现为尊重老年人的生活意愿，为其提供相应的生活支持，在尊重与关怀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不管是老年人自身应对衰老的努力，还是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照顾与关怀，抑或社区所提供的养老服务与支持，都需要在国家这个大的共同体内获得制度性的支持才能顺利地展开。因此，老龄关怀的制度层面是使得它在个人层面和家庭层面得以开展的重要保障。重视脆弱性的老龄关怀，向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伦理要求，强调通过有利的社会条件来支持具体层面的关怀活动的展开。这带来了一种老龄文明的转型，它不再将老龄化视为人口结构的负面事实，而是将其作为社会文明形态的建构因素来思考一个和谐正义的社会能够为老龄化提供何种支持条件，它从老年人的需求和能力出发重构了什么是好生活的完整答案。

来源：《道德与文明》2024年第1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