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重病欠下20万

我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坐着，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住院费单。走廊尽头的白炽灯闪了两下，发出嗡嗡的响声。急诊室的红灯依然亮着，手术还在继续。

天已经黑了，住院部的走廊静悄悄的。偶尔有护士推着药车经过，轮子和地面摩擦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格外刺耳。我低头看着那张费单，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检查费用，最下面一栏赫然写着：待缴费用：198,674元。

父亲是三天前突发脑溢血送来的。那天他在工地干活，突然倒下了。同事们赶紧叫了救护车。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医生说必须马上手术，我连犹豫都没犹豫就签了手术同意书。

我看着手里的住院费单，眼前不自觉地浮现出父亲的样子。他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衣服上沾满了灰尘。每次我说给他买新衣服，他都说：“干活的衣服，洗洗还能穿。”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老公打来的。我深吸一口气，接起电话。

“手术怎么样了？”老公的声音有些疲惫。

“还在手术。”我的声音有些哽咽，“医生说至少还要两个小时。”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老公轻声说：“没事，爸一定会没事的。”

挂了电话，我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腿。走廊窗外，能看到住院部楼下的小花园。夜色中，一个老人推着输液架在花园里慢慢散步，身边跟着一个穿着睡衣的小男孩。

我想起去年春节，父亲来我家吃饭。他给我们带了一箱自己种的蔬菜，箱子是旧啤酒箱，上面还贴着褪色的商标。他把箱子放在门口，弯腰换鞋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

护士站传来一阵骚动，我回过神来。是手术室的灯灭了。

主治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我紧张地迎上去。

“手术很成功，”医生说，“但接下来的康复治疗也很关键。”

我如释重负地点点头，但马上又想起那张费单。

“医生，我爸的康复治疗…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医生推了推眼镜：“保守估计，至少还需要15万左右。”

我感觉眼前一黑，扶住了墙。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找了医院的社工。社工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性，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发黄的保温杯。她耐心地听我说完情况，叹了口气。

“我们可以申请医疗救助，但流程需要一些时间。”她翻开一本厚厚的册子，“而且能报销的比例有限。”

我回到病房，父亲还在昏睡。药水一滴一滴地从输液瓶中滑落，发出轻微的声响。

病房里还有一位老伯，正坐在床上看报纸。见我进来，他放下报纸：“闺女，你爸今天气色好多了。”

我勉强笑了笑，在父亲床边坐下。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父亲枯瘦的手上。他的手上还留着厚厚的茧子，那是几十年干活留下的印记。

口袋里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房产中介打来的。

“李小姐，有个客户对你的房子很感兴趣，想今天下午看房。”

我走到走廊上：“好的，我马上回去收拾一下。”

这是我和老公结婚时买的婚房，只有60平米，但是我们的全部积蓄都在里面。现在，这可能是唯一能快速筹到钱的办法。

下午看房的是一对年轻夫妻，女孩挺着大肚子，看起来有七八个月了。他们很满意这套房子，特别是阳台上晒太阳的位置。

“这里可以放张小床，让宝宝晒太阳。”女孩拉着丈夫的手，憧憬地说。

我转过身，擦了擦眼泪。

晚上回到医院，意外地看到公公婆婆来了。婆婆提着一个保温桶，里面是她熬的鸡汤。

“你这孩子，”婆婆埋怨道，“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们说。”

公公坐在窗边的椅子上，一言不发。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存折，递给我。

“儿媳妇，别怕。”他的声音有些颤抖，“这是我和你婆婆这些年攒的养老钱。”

我打开存折，泪水模糊了双眼。这是一本20年前就开的存折，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每月的存款，有时候只有几十块，有时候是几百块。最新的一笔是上个月的，三千块。

“爸，妈，这是你们的养老钱，我不能要。”我哽咽着说。

公公摆摆手：“你爸就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媳妇，这不都是一家人吗？”

婆婆在一旁抹着眼泪：“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你们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赚钱。”

我紧紧抱住婆婆，泪水打湿了她的衣襟。

第二天，我把退掉卖房的事告诉了房产中介。那对年轻夫妻很失望，但我知道这是对的选择。

父亲在一周后终于醒来了。虽然说话还有些不利索，但医生说恢复得不错。

他醒来的第一句话是：“闺女，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

我握着他的手：“爸，你快点好起来，我和老公还等着你帮我们带孩子呢。”

父亲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落在他的病床上。

这时候，送早餐的护工推着车经过。她用一次性杯子给每个病人倒稀饭，杯子上印着医院的logo，有些已经模糊不清了。

护工是个五十多岁的阿姨，脸上总是带着笑。她给父亲倒稀饭的时候，还特意放了一个鸡蛋：“大爷，多吃点，身体才能快点好起来。”

父亲笑着道谢，但我注意到他的眼角有泪光。

康复的日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父亲每天都要做康复训练，从最开始扶着墙走几步，到现在能自己慢慢地在病房里散步。

公公婆婆经常来医院，有时候带些自己腌的咸菜，有时候带些水果。有一次，我看到公公偷偷地在走廊里抹眼泪。

老公的工作很忙，但每天下班都会来医院看看。他总是带着父亲最爱吃的卤鸭脖，那是街角一家小店的特产。

有一天晚上，我整理床头柜的时候，发现父亲枕头底下压着一张纸。那是一张福利彩票，已经揉得皱巴巴的。

“爸，你什么时候买的彩票？”我有些惊讶。

父亲不好意思地笑了：“前两天让护工帮忙买的。”

我看着那张彩票，突然明白了什么。父亲大概也在想办法，想为这个家做点什么。

三个月后，父亲终于出院了。虽然走路还有点跛，但已经能基本自理了。

出院那天，整个医护团队来送我们。主治医生拍着父亲的肩膀：“老爷子，以后记得按时吃药，定期复查。”

父亲点点头，眼睛有些湿润。

推着轮椅从住院部出来的时候，我们经过那个小花园。花园里的梧桐树开始落叶，地上铺了一层金黄。

“闺女，”父亲突然说，“等我好了，就去工地当管理员，工资比以前高。”

我扶着轮椅的手顿了一下：“爸，你好好养病就行，其他的不用操心。”

回家的路上，我们经过一家小店。店门口摆着一箱啤酒，和父亲那天带菜来用的箱子一模一样。

“要不要买点啤酒？”老公问。

我笑着摇摇头：“不用了，家里还有婆婆腌的咸菜，够下酒的了。”

车子缓缓驶过街角的彩票店，我看到父亲转过头，望着店门口的灯箱发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会遇到看似无法逾越的困难，但只要有家人在身边，就没什么好怕的。

就像公公说的：儿媳妇别怕。

是啊，有什么好怕的呢？我们还有这么多爱我们的人，还有这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