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刚开始那会儿，东北那边，除了京奉铁路这一条，其他铁路都不是咱们中国人建的。

东北地区的所有火车运输，都得靠日本和俄国管着的那两条铁路，一条是南满铁路，另一条是东省铁路。

工业发展那会儿，铁路的地位可太高了，这大家都知道。

日本把铁路干线和大连港都抓在了手里，这样一来，他们不光能压制住东北工商业的势头，还能在军事上占据上风。

铁路的功能可不止运货，它还能运兵呢。日本关东军掌握了铁路网，就等于有了快速调动军队的法宝，想去哪里打就去哪里打，特别灵活。反观咱们中国军队，得靠两条腿走路，面对这样的局面，也只能是干着急，没办法。

碰到这种难题，东北的大佬张作霖肯定不会干等着啥也不做。

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东北的政府就跟民间的老板们一起动手，建了好几条国家管的铁路。比如说奉海线，那就是从沈阳跑到海龙的；还有打通线，是从打虎山一直到通辽的。

修建这些国家拥有的铁路，帮奉军摆脱了交通上的束缚，让他们不再受别人控制。

要是张作霖哪天和日本彻底闹翻了，奉军能靠着自家的交通线路跟日军斗智斗勇。这样一来，就不用像从前那样，束手无策，毫无办法了。

再者，国家铁路网越来越发达，东北的商家们现在也多了不少选择的余地。

以前人们要做出口买卖，只能依赖南满铁路这条线，接着在大连港口把货运出去，漂洋过海。

这些地盘全归日本管，定价的事也是他们说了算。

现在情况变了，商家们可以挑更便宜的国有铁路走，直接从营口或者秦皇岛把货运到海上。

看到一家独霸的局面被撬动，自己的利益蛋糕被切分，日本那些大佬们急眼了。

就在这时，郭松龄起兵造反了，奉系军阀内部打了起来。

1925年冬天12月份，郭军的大军都快打到家门口了，这时候日本人瞅了个空子，逼张作霖全盘接受他们在“满蒙问题”上的要求。

日本那边提的要求，说白了就是以前“二十一条”里的第五条，当年袁世凯死活都没答应的那个。

这些出卖国家的条款，换做任何明白事理的人，都不可能会去签署。

就算已经签字画押了，其实也很难真正实行起来。

如果谁真的去执行了那些规定，在协议上签了字，那可就惨了。不仅会遗臭万年，被全国百姓指着脊梁骨骂，还会像被念了紧箍咒一样，在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处处受限制。

因此，就算事情再急，张作霖那会儿也只是嘴上答应了一声，压根儿没正式动笔签字。

搞定内部纷争后，他立马就变卦了。

看张作霖说话不算数，日本的大使就拿“说出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这套说法，想让他实现之前的承诺。张作霖一听，直接就说：“我这人是草莽出身，哪知道什么君子的规矩啊。”说完，他就不肯再履行之前的约定了。

这个消息飘到日本那边后，日本的一些极端分子就开始嚷嚷起来，说要搞定张作霖，把东三省给占了。

1928年春天，4月份的时候，国民政府再次出兵，开始了新一轮的北伐行动。

五月底那会儿，看着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不少国家的外交官都琢磨着，北洋政府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看到张作霖又吃了亏，急着找帮手，日本人又把《满蒙新五路协约》拿出来，逼着他签字。

“五路协约”说白了，就是日本想在咱们东北地区多建五条铁路。这五条铁路分别是延海线，从延吉一直到海林；还有洮索线，从洮南到索伦；敦图线呢，是从敦化到图们；长大线，长春到大赉；最后一个是吉五线，从吉林一直到五常。他们不光要建这些铁路，还想要铁路边上的所有好处。

张作霖心里明白，等这五条铁路一开通，要是打起仗来，日本军队就能从他们国家快速跑到东北来。他们还能拿长春当个大本营，像蜘蛛织网那样，把势力一点点扩展到吉林、黑龙江里面。

到时候，东北那边的事儿，他就说了不算数了。

所以，张作霖那时候并没真的签字，他只是在协议上写了个“已阅”，想着还是像以前那样，用拖延和装傻的老办法来对付日本。

这回日本人可真是被耍得够了，终于发火了。

5月20号那天，日本军事高层偷偷下了个命令，让第十三和第十四师团赶紧往沈阳那边挪。同时，他们还派了两千人到锦州、榆关那边去设防，目的是挡着中国军队，特别是奉军，不让他们踏进东北半步。

日本陆军高层的命令，说的是悄悄调动部队，但其实压根儿没法瞒住。

5月23号那天，听说日本关东军要搞点事情，美国国务院赶紧给日本发了个通知，说白了就是告诉他们：东三省那是中国的地盘。

美国一掺和进来，日本政府就顶不住压力，开始犯嘀咕了，没办法只能改主意：张作霖的地位和势力还是先不动，看情况再定。

关东军里头，大都是些极端分子，早就憋着坏想对张作霖下手了。

当前，政府的某些做法似乎并未达到关东军内部的预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他们的失望情绪。

所以，关东军里有些头脑发热的家伙，打算来个先斩后奏，不跟上级报告，就偷偷把张作霖给解决了。

五月底的时候，关东军的头头村冈长太郎召集了一帮人开会，商量后决定派一个叫竹下义晴的日本少佐悄悄去北京，暗地里搞一个刺杀老张的计划。

走之前，竹下义晴和关东军的河本大作大佐一起吃饭，吃饭时他说了自己要执行的任务。

河本大作觉得北京城里眼线太多，想要暗杀某个人很难不被发现。要是任务搞砸了，那可没法收场，于是他就毛遂自荐，说自己可以动手干这事儿。

有人能帮忙代劳，竹下义晴心里别提多乐意了。

结果，河本大作接手负责了对张的刺杀计划。

5月30号那天，张作霖把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还有张学良都叫到一块儿商量事儿。他们最后决定，现在就发命令，让奉军撤出保定，退到琉璃河那边去。另外，他们还请王士珍来帮忙，让他搞个维持会，保证北京城的秩序不乱。

第二天，张作霖悄悄让人传出消息，说他计划在6月1号坐火车回沈阳。

可到了6月1号那天，张作霖却还留在那儿没走。

他在北京会见了来自各国的外交大使，接着又叫来了北京商会的头儿，说自己打算6月2号离开北京。

那天晚上，日本的大使芳泽谦吉偷偷去找了张作霖，想让他点头答应之前说的那些对国家不利的条件。他明说，要是张作霖不答应，那日本政府可就不能保证他的安全了。

芳泽谦吉那话一出，基本上就是把底牌亮给大家看了。

碰到这种明晃晃的恐吓，张作霖顿时火冒三丈，吼了起来：“日本人太不讲道义了，老想着趁火打劫。我张某人绝不会当卖国贼，更不怕掉脑袋。”

芳泽谦吉没讨到好，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张作霖心里直打鼓，琢磨着怎样才能躲过日本人的暗杀呢？

6月2号那天，张作霖还在北京，没离开呢。

到了晚上，他原本的计划是来个障眼法，对外说自己是坐火车走，但实际上却打算坐汽车，从古北口那边悄悄出关，好让其他人都不知情。

但由于那时候的路面坑坑洼洼，他上了年纪，身体受不了路上的摇晃折腾。

另外，张作相和吴俊升都说，京奉铁路沿线都有重兵把守，安全得很，不会有啥突发情况。

所以，张作霖就打算还是坐火车回沈阳去。

6月3号一大早，天还没亮，张作霖的火车就轰隆隆地开动了。这趟火车总共有18节车厢，原本张作霖坐的是第三节车厢。但火车开到山海关那儿，吴俊升的专车也并了进来，这么一来，张作霖的车厢就变成了第四节。

按道理讲，张作霖在离开北京前，好几次改了出发的时间，就连他坐的车在路上也换了地方。

这种做法相当老练且机灵，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可没想到，日军居然还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对张作霖坐的那趟专列，从啥时候出发、啥时候到，到他坐在第几节车厢，甚至路上车厢位置有没有变，都了解得非常透彻。

有了那么确切的消息，河本大作在皇姑屯给张作霖精心安排了一个“逃不掉的陷阱”。

说实话，河本大作一开始打算动手的地方，是京奉铁路经过巨流河的那座大桥。

不过，由于京奉铁路掌握在奉军手里，日军根本没法靠近，也就没法好好布置一番。

南满铁路被日军牢牢把控着，奉军根本没法靠近那条路。

所以，河本大作决定在京奉铁路和南满铁路交汇的三洞桥那儿，安放一个带电流的炸弹。

这个地点是张作霖回沈阳肯定要经过的地方，而且它还在日军管辖范围内，安排起来挺顺手。

定好了要下手的地方后，河本大作接下来得摸清张作霖到底会去哪儿。

战后日本那边放出来的消息说，张作霖的火车开动前，日本在北平的两个武官，建川美次和田中隆吉，他们早就知道了火车的发车时间。

专列在半路上会停山海关那一站。关于车厢座位调整的消息，是那些埋伏在山海关、锦州、新民屯等地的日本鬼子密探给的。

6月4号早上5点半左右，张作霖坐的火车开到三洞桥那地方，突然“砰”地一声，桥板就塌了下来，不偏不倚砸在了火车的第三、四、五节车厢顶上。

一声巨响伴随着桥板的重重压下，吴俊升当场就没了命，张作霖也受了很重的伤。

事故发生后，沈阳的宪兵头头齐恩铭立马冲到了出事儿的地方，在一片破烂中找到了已经人事不省的张作霖。

河本大作在琢磨暗杀方案时，特地耍了个心眼儿，他安排关东军的参谋荒木五郎带着一队人马，装备上迫击炮和机枪，在三洞桥周边悄悄埋伏起来。

张作霖想到爆炸没成功，自己居然逃过一劫，于是赶紧按计划行动，又组织了第二次袭击。

可没想到，齐恩铭来得那么急，荒木五郎还没来得及动手，张作霖就已经被人接走了。

但张作霖伤得太厉害，到了下午，终究还是没能救回来，去世了。

张作霖去世后，奉系的大佬们立马把消息捂得严严实实，外面的人压根儿不知道这事儿。

参与那事儿的日本兵看到了张作霖受了重伤，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可就是没法直接说出来。

6月6号那天，张作霖的军师顾问土肥原贤二也出来说了几句，他讲自己亲眼瞧见了张作霖，那伤势竟然有所好转，简直是出乎意料，太邪门了。

为啥日本人会明知故犯，说些不真实的话呢？

事发之后，关东军早就想好了怎么推卸责任，他们有预先的计划。

说白了，就是把锅甩给国民政府。

所以，河本大作之前就找了一个失业的军官，名叫刘戴明，给了他一千日元作为预付金。他让刘戴明找些人，打扮成南方的便衣队，好让他们来背这个锅。

既然一开始就打算把事情撇得一干二净，那事后日本方面也只能装糊涂，当作啥也不知道。

6月4号中午，沈阳那边给还在北京的张学良打了电话，催他赶紧回沈阳。

这时候，张学良虽然还不清楚是日本军方在背后搞的鬼，但他心里也有个数：

张作霖那趟火车啥时候离开北京，之前也就那么几个人清楚。

当专车开到三洞桥那一刻，炸弹准时引爆，时间掐得刚刚好，这种精确度只有靠人手动操控的电流炸弹才能实现。

这样的精细活儿，一看就知道是日本工兵干的。国民政府派出的那些便衣队，技术水平可达不到这种程度。

张学良左思右想，觉得日军既然能对张作霖下手，那自己肯定也在他们的黑名单上，逃不掉的。

他就装扮成了一个厨师，先坐火车从北京去沈阳。到了南满路检查站那儿，他没过去，而是选择走路绕开，然后又找了辆汽车直接开到沈阳，就这样偷偷地回到了大帅府。

事实证明，张学良当时做的决定没错。

5号晚上挺晚的时候，京奉铁路的锦州到榆关那段，车厢出了轨，结果京奉线就暂停运行了。

从这事儿就能明白，奉系里头早就被日本那些间谍搞得乱七八糟，到处都是漏洞。

一切都明摆着，没啥好遮掩的。

张学良安稳回到沈阳后，他还是瞒着大家没发讣告，并且让人去起草遗书。

遗嘱里头写的东西，就像古代皇上快不行时下的最后一道命令：

我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不幸，现在病情已经很重了，可能没几天活头了......现在我把守护国家的重任交给学良，希望你能好好处理，找些有才能的人来帮忙，把国内的事务治理好......大家要齐心协力，就算我死了，也能安心闭眼了。

张学良按照遗嘱的指示，接手了奉军代理总司令的位置，接着他火速命令自己的亲信部队连夜赶回沈阳，以防关东军被逼急了做出疯狂举动。

6月16号那天，关东军的1万8千人在沈阳的南边郊区搞了个大动静，弄了场野外大练兵。他们的小九九是，借着这演习的名头，挑起些事端来。只要奉军那边一动手，他们就立马穿上战袍，把沈阳给占了。

不过，因为张学良那边没啥动静，再加上国际上对日本的风评不好，所以关东军在搞演习那会儿，没敢真的动手实施他们的计划。

6月19号那天，东北那边正式宣布张作霖没了，还说了张学良要接着当奉天督办，张作相呢，被大家选为了东三省的保安司令。

张作相硬是不肯接受那个职位，他说不管是公是私，总司令的位子都该留给张学良来坐。

张作相在奉系老一派里，说话那是相当有权威。所以他这一开口，张学良能不能继承，基本上就定了。

7月份的第4天，张学良接掌了东三省的安保大权，当上了保安司令。

那时候的张学良，才28岁而已。

他的经验和本事，明显不够应对日本一点点侵占东北，还有奉系军阀里面那些暗地里的纷争。

因此，当张学良碰到内部矛盾和外来威胁时，他就琢磨着要让东北挂上国民政府的旗帜，支持国家统一。

听说张学良打算换旗子，日本政府立马就跳出来表示不同意。

国民党政府里头，冯、阎、桂这三股势力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10月7号那天，白崇禧和杨宇霆在滦州碰了头。

这次见面，白某人和杨某人表面上聊的是怎样让军事冲突停下来，但实际上，他俩背地里在合计怎么扳倒张学良，好让杨宇霆能顶替他的位置。

老蒋很快就察觉到了白和杨两人背地里的计划。

蒋和桂系不对付，立马就派人去通知张学良，让他早点准备，小心提防。

后来，张学良在“老虎厅”下令干掉了杨宇霆，这事儿跟之前的一些事儿脱不了干系。

1928年年底，12月29号那天，张学良不顾里里外外的各种压力，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宣布改旗易帜。

紧接着，东北各地的政府办公处、单位、学校还有商店，都挂上了青天白日红旗。

12月31号那天，国民政府宣布让张学良当上了东北边防军的头儿，也就是司令长官。奉军呢，也换了新名字，叫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而且正式成了国民政府军队的一部分。

到现在，乱了16年的民国，表面上看又重新合到一块儿了。